我将他的对手之一刺了个对穿。他的第二个对手吃惊地后退几步，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以一敌二。但这时先前那个打手爬起身来，卡罗尔先生拔出了剑，卡罗尔太太也终于翻完了她的提包，掏出一把三管转轮手枪。我觉得自己的好运算是到头了。
是时候效仿我的朋友拉多克先生了。
“窗户！”我大喊道。韦瑟罗尔先生的目光像是在说“你是在开玩笑吧”，但我随即双手按在他的胸口上，用力一推，让他向后翻去，倒在窗外的屋顶上。
与此同时，我听到了“噼啪”的响声，那是铅弹和某种柔软之物碰撞的声音。少许血花飞溅在窗璃上，仿佛突然有人拉上了一条红色的花边窗帘。我一边思索自己是否中了弹，洒在窗璃上的鲜血又是否属于我自己，同时冲出窗口，一路滑向在屋檐边缘停下的韦瑟罗尔先生。
我这才看到，那发铅弹击中了他的小腿，鲜血把他的马裤染成了黑色。他的靴子将几块瓦片踢落下去，下方传来惊叫声和脚步声。我们的头顶传来一声大吼，然后窗口出现了一颗脑袋。我看到了卡罗尔太太在愤怒和痛苦中扭曲的脸：她为女儿报仇雪恨的冲动压倒了一切——而且因为她挡在窗前，她的手下也就没法钻出窗子追赶我们了。
她拿起手枪，瞄准了我们。她大吼一声，龇牙咧嘴地瞄准了我，只要不出意外，她就不可能打偏……
但意外真的发生了。她这一枪大大失准，打在我们旁边的瓦片上，没有伤到任何人。
随后，当我们坐着马车赶往多佛的时候，韦瑟罗尔先生会告诉我，转轮手枪的枪管经常会引燃另一只枪管里的火药，而开枪的人也会因此“倒大霉”。
卡罗尔太太的确倒了大霉。我听到了嘶嘶声，然后是一声“啪”，然后那把手枪顺着屋顶朝我们滑来，而卡罗尔太太尖叫连连，她被烧伤的手也开始流血。
我趁此机会把韦瑟罗尔先生完好的那条腿搬下屋檐。我把他的另一条腿也搬下去的时候，他痛得皱起了脸，但仍旧拒绝叫出声来。他对我说：“真抱歉。”而我从他身上爬过，我们一起跳到下方的庭院里，驱散了那些看客。
屋檐并不高，但我们还是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韦瑟罗尔先生的额头渗出汗水，强忍着腿伤带来的痛楚。等他起身以后，我抢了一辆马车，而他一瘸一拐地坐在我身边。
一切都发生在转眼之间。我们冲出院子，来到佛里特街上。我抬起头，看到几张面孔出现在客房的窗边。我知道他们很快就会追来，于是我拼命催促马儿前进，同时在心里发誓：等到了多佛以后，我一定会让它们美餐一顿。
最后我们花了六个钟头赶到多佛，而且谢天谢地，我没看到卡罗尔家的任何追兵。事实上，直到我们坐着划艇离开多佛海岸，朝着我们听说即将起锚的邮轮前进时，他们才刚刚赶到。
我们的桨手咕哝着奋力划桨，而我看到两辆马车出现在海滩高处的道路上。我们正渐渐远离岸边，小艇上没有光源，被墨黑色的海水包围，正朝着邮轮灯光的方向驶去，因此卡罗尔家的追兵没法从岸上看到我们。但在我们这边看来，摇曳的提灯光芒依稀照出了他们的身影：他们显然正忙着寻找我们。
我看不清卡罗尔太太的脸，但我能想象出她此时混合了憎恨与悲伤的表情。韦瑟罗尔先生只是勉强维持着清醒，他把受伤的腿藏在旅行用的毛毯下面，看着岸边。他看到我小心翼翼地比出“荣耀之臂”，于是用手肘推了推我。
“即使他们能看到你，也不明白你在做什么。这动作只在法国才代表侮辱。嘿，试试这个。”他抬起两根手指，而我照做了。
邮轮的船身就在不远处。周围昏暗无光，但我仍能感觉到它的庞大。
“要知道，他们会来找你的，”他说着，下巴靠在胸口上，“你杀了他们的女儿。”
“不仅如此。我还拿走了那些信。”
“他们烧掉的信是假的？”
“只是我给阿尔诺写的几封信。”
“或许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相了。总之，他们肯定会来追杀你的。”
他们的身影被夜色吞没。我眼中的英格兰只剩下长长的地平线，还有在我们左方沐浴于月色中的山崖。
“我知道，”我告诉他，“但我会做好准备的。”
“你可得准备万全才行。”
1788年4月9日
“我需要您的帮助。”
外面下着大雨。落在皮肤上的雨点就像尖刀，拍打你的眼皮，捶打你的背脊。雨水让我的头发黏在头皮上，每当我开口，嘴里就会喷出水来，但至少它掩盖了我的泪水和鼻涕。我站在圣西尔王家学院的台阶上，努力支撑着疲惫的身体。列文夫人脸色发白，仿佛我是个深夜出现在学校台阶上的鬼魂。我站在那儿，身后是我的马车，车厢里的韦瑟罗尔先生不知是睡着还是昏迷了。海伦在车窗边一脸紧张，她的目光越过瓢泼大雨，看向站在台阶上的我。我突然担心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
有那么一会儿，我不禁担心她会叫我下地狱去——毕竟我给她添了那么多麻烦——然后当着我的面关上门。可就算她真这么做了，谁又能怪她呢？
“我无处可去了，”我说，“请帮帮我。”她没有关门。她说：“亲爱的，我当然会帮你。”然后我身体一软，倒进她的怀里。
1788年4月10日
哪个男人能比韦瑟罗尔先生更勇敢？在去多佛的旅途中，他一次也没有叫出声，但我们坐上邮轮的时候，他已经流了很多血。我在船上遇见了海伦，多佛的山崖渐渐远去，我在伦敦渡过的时光已成回忆，而我们把韦瑟罗尔搬到甲板上相对僻静的角落，让他躺下。
海伦跪在他身旁，用冰凉的双手按着他的额头。
“你是个天使。”他说着，对她笑了笑，然后便不省人事了。
我们尽可能给他包扎了伤口，等邮轮到达加莱的时候，他的气色已经恢复了些许。但他的腿还是痛得厉害，而且我们都知道，那颗铅弹仍旧留在他的大腿里。给他更换绷带的时候，我们能看到金属的反光，而伤口也没有丝毫痊愈的迹象。
学校里有护士，但列文夫人从城堡那边找来了一位医生。那位医生有不少护理战场伤员的经验。
“得锯掉才行了，是么？”韦瑟罗尔先生问医生。他正躺在床上，而我们五个挤在他的卧室里。
医生点点头，我的眼眶开始发热。
“用不着担心，”韦瑟罗尔先生说，“在她打中我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条腿非得锯掉不可了。火枪子弹打中了我的腿，我自个儿的血洒得屋顶上到处都是，那时候我就想：‘错不了——这条腿没救了。’果不其然。”
他看着那医生，吞了口口水，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畏惧。“你的手脚够麻利么？”
医生点点头，用有些自豪的语气补充道，“我可以在……四十四秒内解决。”
韦瑟罗尔先生一脸敬佩。“你用的是锯刃？”
“它像剃刀一样锋利……”
韦瑟罗尔先生不无悔恨地深吸了一口气。“那我们还在等什么？”他说，“赶紧动手吧。”
雅克——他是女校长的非婚生儿子——和我负责按住韦瑟罗尔先生，而那位医生的确手脚麻利又彻底，但韦瑟罗尔先生还是痛得晕了过去。等结束以后，他用牛皮纸包起锯下的腿，拿出了房间，等次日回来时，他的手里多了副拐杖。
1788年5月2日
为顾及面子，我重返校园，却发现自己在同学们眼中多了一份神秘。因为校长告诉他们，我违反了纪律，必须搬出宿舍。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成了学校里最热门的话题，充当着无数流言的主角。小道消息说我和一位声名狼藉的先生打得火热——不是真的。说我怀上了孩子——不是真的。还说我每晚都在码头的酒馆赌博——好吧，我的确去过一两次酒馆。
她们没有人猜到，我是在追查曾经受雇刺杀我和我母亲的凶手，随后带着受伤的韦瑟罗尔先生和忠心耿耿的海伦回来，而我们三个此时正和雅克一起住在园丁的小木屋里。
不，没有人猜到这些。
我把海瑟姆·肯威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有一天，我给珍妮·斯考特写了封信。我告诉她我很抱歉。我‘自我介绍’了自己，向她讲述了我在家乡的生活，讲到了我心爱的阿尔诺，还有我背负着的让他“弃暗投明”的责任。
当然，我也提到了海瑟姆的信，还有他那些话对我的触动。我告诉她，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助双方达成和平，因为她说得对，海瑟姆也说得对：杀戮已经够多了，这场战争必须停止。
1788年12月6日
这天晚上，韦瑟罗尔先生和我坐上马车，打算进城堡去：那儿有他的“投放点”。
“作为车夫，你比雅克讨人喜欢多了，”他说着，在我身边坐下，“不过我得说，他的马术非常高明。他从来都不用马鞭，甚至很少碰缰绳。他只需要坐在驾驶座上，抬起两条腿，吹一声口哨，就像这样……”
他模仿自己平时的车夫吹了声口哨。好吧，我的确比不上雅克，而我握着缰绳的手也冷得要命，但我很喜欢一路上的风景。冬意渐浓，道路两侧的田地边缘结了冰，在傍晚的薄雾下闪闪发光。今年又会是个寒冬，这点我可以肯定。我很想知道，那些打理田地的农民透过窗户看到这一幕，又会作何感想。作为特权阶级，我看到的是美丽的景致。他们能看到的只有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