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旁证。
凯利曾救过马登，并帮助她提高了生活的信心，还有山姆。罗森教授和他的妻子，两个人都是医生。所以，凯利找到了多丽丝。布朗，他会把她交给谁呢？这是一个调查的起点。
雷恩拿起了电话。
“喂？”
“医生，我是雷恩巡官。”
“我不记得曾给过你我的电话号码，”法伯说道：“有什麽事？”
“你认识山姆。罗森吗？”
“罗森教授？当然认识，他是神经外科主任，一把有名的手术刀，世界一流的。
我不常见到他。如果你的脑袋要开刀，找他准没错。““他的妻子你也认识吗？”雷恩听到对方抽烟斗的声音。
“莎拉？我很熟。她是位药学专家、研究员，参加麻醉药物研究单位的工作，我也参与这一工作，我们……”
“谢谢你。”雷恩打断了对方。“还有一个人，桑迪。”
“桑迪什麽？”
“我只知道叫桑迪。”雷恩巡官承认。他可以想像出法伯的样子：靠在自己的高背皮椅上，一副沈思的面孔。
“首先让我弄清楚你的意思，你是不是想了解我的这两位同事是否参加了一桩犯罪案件？”
雷恩衡量了一下说谎的好处。这个人是位病理学家。他的工作就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骗他是很难的。
“是的，医生。”警官停了一会儿，终於承认说。
“你应该先说明一下情况。”法伯平静地说：“山姆和我不常来往，但他不是一个会伤害其他人的人，而莎拉简直就是位天使，她为治疗那些吸毒青年而努力工作，这是有目共睹的，为了这事她甚至放弃了重要的研究工作。”突然，法伯想到过去两周她没来上班的事。
“医生，我只是想进一步了解一些事情，我绝没有认为他们两人参与了任何非法行动的意思。”他的话很正常，也很诚恳。“如果我的估计没错，可能他们会有些危险，他们也许还不知道。”
“让我考虑几分钟。”法伯放下了电话。
“好吧。”道格拉斯说。
这真是大海捞针，雷恩心在想。可是，他已经试了其他方面。五分钟似乎过了很久，电话铃终於又响了。
“我是雷恩。”
“我是法伯。麻醉科没有医生叫那个名字。但有位护士叫桑德拉。欧图尔，她是护士小组的组长，我不认识她。山姆对她评价很高，我是从山姆的秘书那儿得知的。不久前她为他做些特殊工作。他要弄清楚一些医疗帐单。”法伯已经进行了联系。莎拉此时已离开自己的临床工作。他最好让警方自己去了解情况。他已说得够多了。这些人是他的同行，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是什麽时候？”雷恩随便地问道。
“两叁周以前，大概十来天吧。”
“谢谢你，医生。有事我再找你。”
“他们之间的关系，”挂断电话後道格拉斯想道：“你有多少把握说她认识凯利呢？”
这问题没有什麽实际意义，只是给人一种希望而已。桑德拉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名字。但他们仍然与这案子有某种程度的关系。这一连串的谋杀事件，延续了六个多月的时间，经过了这麽久都没有任何证据，找不出任何联系，恰像天空的晨星一样，而问题是现在已是傍晚了，应该回家同妻子孩子吃晚餐了。再过一两周，杰克就要回波士顿大学上学了。雷恩同儿子见面的机会不多。
把事情安排好确实不容易。桑迪要开车。送凯利回匡蒂科。凯利带她来到小码头。他回到家中只度过了一天一夜，现在不得不又离开。桑迪看着他登上船，直奔河心驶去。
这个女人真是有胆有识，凯利心在想，一面喝着阔别已久的啤酒。他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一位临床护士都有着良好的记忆力。在某些时候，亨利似乎是个爱说话的人。他们这种人，每当有女孩被他们直接控制之後，他们总喜欢吹嘘一下自己的本事。凯利认为亨利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已经搞到了一个电话号码，但还没有弄到地址。另外也增加了一个新名字，托尼。皮，大概是什麽皮吉吧！是个白人，义大利裔，驾驶一辆蓝色林肯牌轿车，外表很体面。还有一个叫埃迪的人，桑迪说此人已被一位警官杀死，当地报纸已报导了这一消息。凯利进一步推想，那个警官会不会就是亨利设置的内线人物？他感到有些怀疑，一位巡官阶级的高级警官会牵涉进杀人案中。这只是推想，但他认为值得调查清楚，他现在尚不能断定。
这个问题他想了整整一夜。平静的水面映着天际的晨星，凯利驶过他曾经放置比利体的地方。至少，那体不见了，肯定早被人弄走了。
这儿曾是一个公墓，或者说荒坟。当时凯利就把比利丢在一个坟墓旁边。社区医院的医生曾处理过他的体，现在正在研究维吉尼亚医学院的病理报告。就全国而言，这样严重的案例一年之内没几起，更不用说在沿海地区。那报告说，他们没有进行什麽诊断，这并不丢脸，因为任何诊断都已经没有什麽意义了。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骨髓破坏，骨髓进入大脑动脉。其他器官也有大幅度的损坏。骨髓破坏证明是受到强大的气压变化所致。现在警方也在调查波多马克河上的潜水员。可能他们还希望有人来认领体，所以许多郡的行政办事处已将此事记录在案。但这种希望似乎不大。
“什麽，你说你不知道？”罗科索夫斯基将军问道：“他是我的人！你把他弄到哪儿去了？”
“将军同志，”武元甲针锋相对地回答：“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你说是一个美国人干的？”
“你和我都看过情况通报。”
“这个人身上带有我们苏联需要的情报。你叫我怎麽能相信美国人计划的袭击只是为了绑架这个地区的一位苏联军官。将军同志，我希望你们为此再做出进一步具体的努力。”
“我们正在打仗！”
“是的，我知道，”罗科索夫斯基冷冷地说：“不然我到这来干什麽？”
武元甲真想大骂一顿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高个子俄国人。他毕竟是他们国家的武装部队司令，也不是一个能力低下的人。这位越南将军很难吞下这口气，但他又需要俄国人提供的武器，所以为了祖国，他只好在这个俄国人面前忍气吞声。但有一点他是肯定的，这个战俘营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现在的日常管制变得比较松了。柯里亚不在了，这是肯定无疑的。
扎卡赖亚斯的活动被打乱了，他很难确定这些天是怎麽过的。但他已经睡了四次觉了，一直没有听到那个俄国人的声音，甚至没有听到他在门外说话的声音，另外，也没有任何人进屋来侮辱他。他吃了饭，坐在那儿，在孤寂中沈思默想。使他感到吃惊的是，情况没有变糟，反倒有所改善。他同柯里亚在一起消磨时间，已成为比酗酒更加危险的嗜好。现在他看到自己的真正敌人是寂寞和孤独，而不是痛苦和恐惧。他原来是在一种家庭和宗教环境中培养了珍视与人相处的情谊，後来又进入军中，培养了同样的同袍友谊。现在这种关系完全被剥夺了，他只好同自己的思想一道生活，这就又增加了一点痛苦和恐惧。除此之外，他还有什麽呢？这种情况从外面比从面更容易看清楚。毫无疑问地，这一点柯里亚肯定看得更清楚。
他常说，他像你一栈，就像你。但那只是他进行自己工作的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很聪明的方法。扎卡赖亚斯这样想着。尽管他不是一个习惯於失败和错误的人，但他也不能不受柯里亚的影响。他年轻时在路克空军基地学习驾驶战斗机时，由於一次错误，他几乎死去，五年之後，他仍然不清楚雷雨究竟是什麽情景，他像一声霹雳一样撞在地上，差一点送了命。现在他碰上了又一个霹雳。
扎卡赖亚斯不知道为什麽现在没人再来审讯他。也许柯里亚已经离开此地去报告他已经掌握的情况。不管什麽原因吧，反正他现在有时间来考虑自己的问题了。
你犯了罪，罗宾告诉自己，你太愚蠢，你再不会那样傻了。这种决心很软弱，他知道自己应该加强这种决心。
很幸运地，他现在有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即使这算不得一种真正的解脱，但它总是有些好处的。突然他感到一阵震惊，好像自己在进行一次飞行战斗任务。天啊，他想，就是这个字眼。我害怕为解脱而祈祷。他的哨兵会发现他脸上那困惑的笑容，他们会为此感到吃惊，因为这些人接受的教育认为，祈祷不过是一种荒唐的举动。但罗宾认为，这正是他们的不幸，而对他自己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得救。
他不能在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也不能在自己的家中打电话。电话要越过河流，要通过州的线路，他知道，为了安全起见，在特区打电话有特殊规定。所有电话都将记录在电脑磁带上面。在美国只有这个地方做到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经过一定程序，必须经过正式批准，你必须同部门的头头协商，同秘书处的领导交涉，事情还可能得上报到七楼的办公室。赖特不愿等那麽久，因为那些人的生命还处在危险之中。他请了一天假，说他经历了长途旅行之後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所以，他决定开车进城，来到自然历史博物馆。他看了看指示路线，找到一个电话亭，丢了一个硬币，拨动叁四七－一叁四七这个号码，接通了国安会驻地的办公室。这是国安会华盛顿站站长的所在地。有关的人员都知道这一点。搞间谍这一行，真是奇怪，赖特自言自语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