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尽管亵渎了中国传统习俗，伍博士仍然向帝国请求火葬，并获得了准许。”[原文为：Wu sought and granted imperial approval to cremate plague victims, even though cremation violated Chinese custo]
　　《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中，演绎了傅家甸焚尸之后的一场戏。施肇基收到哈尔滨快马送来的疫情报告，电文上写着最新一天的死亡人数：168人。这个数字比前一天少了五人，也是鼠疫发生以来，死亡人数第一次减少。施肇基一跃而起，眉飞色舞。他站在院子里朗声大笑：“苍天在上，中国有希望了。”
　　史册的定论往往简单清晰，小说家之言总会添油加醋。彼时真正发生的事情，往往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真相。
　　从死亡人数增长表上看，数字减少的第四天起，突然又有了几次回升。那是疑似隔离病房和接触隔离区出现了新的感染者。一名参与防治的俄国医生留有记录，当时有十节隔离车厢反复出现过患者，最多的时候，一节车厢一次性出现过11个疑似患者。[根据1911年4月的《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中记录，当时的接触隔离方案大致是这样：“每节车厢容纳10到25人。当在车厢中发现一名患者或疑似患者的时候，马上将其送到鼠疫医院或隔离病房，再把这节车厢的其余人送到另外的车厢。”]
　　2月5日早上5点多，伍连德和林家瑞带上防疫队四处查看，检查病房和隔离区的人；隔离车厢的医生全副武装，给每个接触者量体温；防疫警察依然严格把守四面关卡，控制人员的出入。
　　拐子驾着马车在街市里转了一圈，寻找大街小巷遗漏的尸体。车上放着消过毒的粗布毯子和铁钩子。
　　另有一些医生，带着防疫警察和工人，来到已经清空的疫病爆发区，在所有房屋、物品上喷射柴油，烧得干干净净。整个傅家甸回到了对火的原始崇拜——哪里有瘟神，就烧掉哪里。
　　巡视完接触隔离车厢，卫生警察队队长张骁偷了个懒儿。他没和谁打招呼，自己溜到了后街，恰好遇见了拐子。他跳上马车，递上根烟，跟拐子说：“拐个弯带我去天主堂吧。”
　　拐子把烟卷夹在耳朵后头：“去那儿干啥？我得去找死人！”
　　张骁赔笑，摘了口罩点烟抽，说：“逃过一劫，得去祈祷一下。”拐子瞥了张骁一眼，伸手掐了他的烟，“你自己想死，别害我。”
　　张骁戴上口罩，拍了拍拐子。拐子扯了两把缰绳，驾车往天主堂去。张骁信主，很虔诚，封城以来，没去过教堂，现在放松了点，想去看看。
　　当年参与傅家甸防治的工作人员，一共死了三千多人，最多的是士兵和辅助劳工，其次是警察和卫生警察，有八百多人。
　　除了医师和医学堂的学生，张骁是唯一留下回忆录的普通工作人员。他在回忆录中零碎记录了那天去天主教堂的片段：
　　“那天早上天还黑着，外面一个人也没有。地冻硬了。同拐子绕过天主堂一圈，还是没人。我看着十字架，想进去，问拐子能不能等我，要是没人，再坐车走。”
　　张骁敲了半天门，没人应。他绕到后院的侧门，喊了几声，还是没人。
　　“……觉得里头有事，叫了拐子一起在后院看。拐子使劲拍门，撞坏了门栓。他说，里面味不对。我们进了院子，看见了赵牧师和两个人，他正在叫那两人往屋里搬东西。那东西用麻布裹着。
　　“……拐子大喊什么东西，跳过去，又停下。他戴上搬尸体的厚手套，要揭开那麻布。赵牧师不让，又不敢碰拐子。拐子看我一眼，我就过去拉开赵牧师，那两个人放下了东西。我害怕，问赵牧师那是不是死人。他没说话。”
　　拐子跑回马车，拎了长钩子，勾住麻布的一角，慢慢揭开——里头裹着的，是个一人多长的巨型十字架。两根削了皮的松木棍子，中间钉在一起，麻绳捆着。张骁和拐子松了一口气，问赵牧师弄这么大的十字架干什么。赵牧师摇摇头，又点点头，画了个十字：“主会拯救我们的。”
　　张骁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地上整齐地码放着十几排，全是蒙着脸的死人。尸体一个挨一个，至少有上百具，脖子上都挂着十字架。一股暖热的空气从屋里扑出来，带着腐味儿。
　　张骁在原地愣了半天，问赵牧师怎么回事。赵牧师又画了一个十字，小声回答：“孩子，神迹总会发生。”
　　拐子大喊一声，一把拉张骁出来，跑出院子，跳上马车，一鞭子抽在马腿上，往防疫局赶去。
　　金木闻讯赶到天主堂时，警察已经在向伍连德汇报情况了——屋里一共存放了150具尸体，看起来都是染鼠疫死的，全是中国的教徒。算上法国和中国主教，天主堂里还有263人，有五十多人在发烧。
　　天主堂的正门打开，里面正在做弥撒。金木走近两步，掏出相机要拍照。林家瑞拉住他，看了看伍连德。伍连德正在要求所有人戴好口罩。在他身后，站着于道台和法国领事。
　　史料中对此事记载很少，只是简单提到“唯恐引发教案”，防疫局和政府都没立即采取措施，而是希望法国领事出面沟通。
　　赵牧师带着法国主教出来，伍连德朝法国领事点了点头，直接上前跟主教说明了防疫局的要求——他讲的法语，由林家瑞翻译给其他人。
　　伍连德要求带走教堂里的所有人，转进病房和隔离区，尸体都要烧掉。主教不愿意，让赵牧师关门送客。领事叫住他，说防治鼠疫，是法国政府完全支持的，疫区的法国侨民都要遵守清政府的规定。
　　主教从怀里掏出十字架，晃了晃，说他是受罗马天主教会的委派，“我只听教廷的。”领事没话了，向伍连德耸耸肩，说这事他管不了，只能找北京帮忙。伍连德没说话，看着主教和赵牧师走远。眼看两人要进屋，伍连德叫住赵牧师：“尸体会传染，你们想这里的人都死绝吗？”
　　赵牧师给主教翻译了伍连德的话。主教转过身，画了个十字，小声说了句什么。赵牧师咳嗽一声，说：“主教说，凡肉身在，神迹显灵，就能复活。”
　　伍连德发怒了——根据目前能搜集到的文献记载，在东北期间，他从未动过怒，哪怕在愚蠢无知的中国官僚面前，也很有耐心。
　　伍连德用法语说：“教会的事情我管不了，但防疫的事情我说了算。这是中国领地上的疫病，中国的防疫局说了算。”
　　不等主教回答，他挥手叫来林家瑞，用中文大声说：“强行检疫。”于道台脸一拉：“这要出事啊……”[1911年鼠疫防治中，教会和防疫人员的冲突频发。《教民阻挠防疫汇志》中记载，铁岭曾发生教民与消毒人员抢夺尸体的事件。《盛京时报》1911年3月15日报道记载，开原某村教民高某家中有染疫死亡者，铁岭山头堡防疫分所查知之后，派员前往消毒，“该教不允，并即率众行殴，该所消毒队见众寡不敌，即回城禀明县尊”。]
　　伍连德转身走出院子，让张骁马上安排卫生警察接管天主堂。他看了看于道台，说：“出事我一个人担。”
　　这个选择，容不得半点等待。事后证明，伍连德是对的。警察接管天主堂后的几天内，天主堂的300名教徒只有七个人活了下来。法国主教和赵牧师都死在了弥撒堂里。
　　伍连德在自传中总结道：“这一事件表明，与鼠疫抗争的医务人员，不但要与由于无知与未受教育而形成的宿命论斗争，还要和宗教盲从较量。”
　　在天主堂外面的空地上，伍连德召集在场所有的防疫人员，命令对全哈尔滨的教堂、寺庙和一切有人聚集的公共场所进行检查，有感染者就隔离，有尸体就烧掉。
　　“我太太信教，我尊重宗教。但什么宗教、规则，都必须听医生的。现在，最不该的就是逃避，隐瞒。”他指了指身后的天主堂，“这是捂着疮疤，让它发病。”
　　所有人都静静站着。拐子的马哼了两下鼻子，摇了摇脑袋。拐子给它也裹着个大口罩。
　　伍连德摘下眼镜，继续说：“从去年到现在，鼠疫已经死了五六万人[1910年9月到1911年4月，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共有52462人，其中吉林省占了27476人。加上未统计到的死亡人数，一般认为这场鼠疫总死亡人数至少达到60000人。]。要是有任何一点遗漏，就可能再死五六万。”他看了金木一眼，“金先生，你不是想报道吗？你就写，让大家不准瞒着藏着——谁瞒着，谁就是千古罪人。”
　　“我冒了一阵汗，心里一紧，脱口而出：伍博士，把我隔离吧。”——金木事后的记录这样写道。
　　伍连德的话，让他想起前几天的事：跳上车厢抱佘小叶的时候，佘四德扯掉了他的口罩。他算是危险接触者。
　　二十多个人全呆住了，紧跟着是一片躁动慌乱。两个和金木接触过的防疫工人大骂一通，立马就跑回了消毒处。
　　伍连德走到金木面前，摸了摸他的额头，递上自己的手绢。金木接过手绢擦汗，没说话。伍连德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知不知道，一个念头、一次选择，会改变多少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