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的派出所民警异口同声地发出一阵“喔”的声音,因为不出所料,纸箱里果真蜷缩着一具尸体。
我知道,这个“喔”并不代表惊讶,因为看到几个法医认真地勘查纸箱,民警早已有了心理准备。只是他们知道,在破案之前,他们有得忙了。
死者是一个男性,只穿了一条裤衩,身上黏附了不少类似灰尘、泥巴的脏东西,蜷缩在纸箱之内。
我从勘查车里拿出一条尸袋,在地面上铺平。然后招呼大宝、韩亮和林涛来帮忙,拽着尸体的两个胳膊,把尸体从纸箱里掏了出来。
尸僵已经在尸体的各个大关节完全形成,所以尸体在被放到尸袋里的时候,仍然保持着他蜷缩的状态,丝毫没有改变。
“嘿,这倒是省事儿哈。”大宝说,“我们直接就把尸体挪解剖室去了,都不需要殡仪馆的人帮忙了。”
“该走的手续还是要走的。”我张开戴着手套的双手,朝纸箱内部看去。
纸箱里面空无一物,但是在内壁上,倒是斑斑点点的有不少痕迹。
“别着急。”我见林涛想开始对纸箱进行勘查,说,“内部没有附着物,只有一些擦蹭痕迹,我觉得还是先尸检比较好。”
“哦,好的。”林涛点了点头说,“我不着急,尸体一会儿直接检验了,我就在物证室先看看纸箱外面究竟有没有有价值的痕迹物证,里面的我不动。”
毕竟是清晨,殡仪馆还没有正式上班,两名值班员伸着懒腰从后门走了出来说:“就隔着一堵墙,你们自己抬进去就是。”
我笑了笑,没有辩驳,等值班员把尸体抬进了殡仪馆里的解剖楼,我帮助林涛把大纸箱小心地抬进了解剖楼二楼的物证室。
大宝和我穿戴好解剖服,把尸体抬上了解剖床。从蜷缩的尸体侧面看,死者大概是个二十多岁的男孩,肤色很白,一头黄色的卷毛。如果尸体保持蜷缩状态达到尸僵最硬的话,对于法医来说是很头痛的。如果说法医经常会破坏尸体肩关节和肘关节的最硬尸僵的话,那么想去破坏更大力度的髋关节尸僵,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破坏尸僵之前,大宝先看了一眼解剖室的挂钟,说:“现在是早晨八点整。”
我点了点头,示意大宝、宁文和我合力去破坏尸僵,把尸体放直。
几乎所有的法医都有习惯在观察尸体现象之前先看好时间,这样方便通过尸体现象提示的死亡时间推断出死者死亡的具体时刻。
不过,我和大宝花了五分钟,硬是没有把尸体给掰直。因为林涛和程子砚正在楼上勘查纸箱,于是我招呼在一旁“观战”的韩亮和陈诗羽戴上手套来帮忙。胡科长则负责全程录像。此时,已经没有什么性别之分了,即便是体力活,女孩也得上。
“我去,这么硬,我感觉手套都要撕碎了。”大宝龇牙咧嘴地在使劲,“尸僵在死后十五到十七小时最硬,看来是在昨晚晚饭前死的了。”
又花了十分钟,在五个人的合力之下,尸僵终于被完全破坏,尸体终于成了仰卧状态。眼前,是一具浑身沾满了尘土的年轻男孩尸体。
我们四个纷纷靠在墙边喘着粗气。
“你看,我掰的这条腿,比你掰的直。”陈诗羽对韩亮说。
“是是是,你是女汉子。”韩亮抱了抱拳,说,“女侠受我一拜。”
我短暂休息了一会儿,拿出一根温度计,插入死者的肛门,测出了死者的直肠温度。然后用纱布擦拭干净温度计上的粪便,看了看,说:“嗯,不假,大概是十五个小时之前死亡的,也就是昨天下午五点。”
“身上有破口呢。”大宝一边用酒精纱布擦拭尸体上的灰尘,一边说,“除了好几处破口,还有大面积的皮下出血,哇,整个后背都是,大腿后面也有,这伤可够重的。对了,这些创口会不会就是致命伤啊。”
说完,大宝用探针挨个探查死者腰背部和大腿外侧的创口。
“哎?奇怪了,这些创口怎么都只深达皮下啊,而且还这么不规则,好像还有点发炎。”大宝说。
这一句话引起了正在看温度计的我的注意,我赶紧走过来看。
死者的腰背部和大腿外侧有十几处类似创口的东西,有几个排列密集,让人看了不自觉地恶心。我皱起眉头用放大镜仔细看了看,左右的创口周围都是不规则的,十几处创口的形态也都不一致。创口的边缘不仅弯弯曲曲,而且有五毫米宽的像是“镶边”的深黄色区域,和白色的皮肤颜色反差巨大。创口的创面也是黄色的,而且湿漉漉的,用纱布甚至都擦不干净,我知道,这是在流脓。创口都不深,只是到了皮下,皮下的脂肪和肌肉都看不见。
我想了想,下意识地退后几步,说:“大宝,让疾控中心给我们送一些点板来。”
“什么点板?”大宝问。
我看了看大宝,大宝说:“哦!啊?不会是……”
“快。”我说。
韩亮和陈诗羽在一旁听得莫名其妙,都过来询问。
我说:“就是使用胶体金免疫层析科技快速检测的一种方法,和早孕试纸有一点相似。”
“胶体金我听说过。”韩亮说,“但好像都是检测毒品什么的吧?”
我摇摇头说:“这个人皮肤上有大量溃疡面,我怀疑他有艾滋病,所以我让大宝去要的,是艾滋病快速检测点板。”
“艾……艾滋病?”韩亮吓了一跳,“那我刚才掰尸体,不会……不会吧?”
陈诗羽鄙视地摇摇头说:“不至于吧?有那么吓人吗?不过就是接触了一下,不会传染的。你不知道吗?和艾滋病病人正常相处是可以的,没那么吓人啦。”
“说……说是这么说。”韩亮跑到隔壁去洗手,说,“心里多膈应啊。”
市疾控中心和殡仪馆只有一公里的距离,所以说话的工夫,点板已经送到了解剖室。我顾不上向疾控中心的同事道谢,赶紧抽取了一些死者的心血,滴到点板上。不一会儿,点板上出现了两条红线。
“强阳性。”我说,“换防护。”
胡科长点点头,赶紧从解剖室里拿出全套式防护服、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我们把自己穿得像是在非典时期的医生一样,丝毫不露,然后在两层橡胶手套的外面,加了一层纱布手套。
“你们也恐艾啊?”陈诗羽问。
“这不是恐不恐艾的问题。”我的声音从面具后面传出来,听起来有嗡嗡的回音,“确实,和艾滋病病人普通相处没问题,但是我们法医可不一样了,我们可不是普通相处。”
法医是要解剖尸体的,所以自然要直接接触大量死者的血液。眼前的这个死者死亡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体内的艾滋病毒都没有灭活,依旧存在传染性。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划破了手,或者死者的血液迸溅沾染到我们皮肤、黏膜有破溃的地方,就会发生传染。我们在橡胶手套外面加戴纱布手套,就是为了最大限度防止手被划破,因为纱布手套被割破的概率比橡胶手套要小得多了。
3.
我曾经在微博上发过全副武装地去检验艾滋病病人尸体的图片,结果引来了很多骂声。当然,这些骂声我并不会接受,因为我觉得法医最大限度地做好自我防护没什么不对。尊重艾滋病病人,不意味着就要没有防护地检验艾滋病病人的尸体。只有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认真完成艾滋病病人尸体的检验,还死者公道,才是对艾滋病病人最大的尊重。
法医在实践工作中总会遇见很多烈性传染病的尸体,而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是不能打退堂鼓的,只有硬着头皮去检验。为了保证检验的细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做好自我防护。这并不是因为法医们都怕死,而是如果因为工作被传染了疾病,甚至连累到了家人,那才是在作孽。
因为经费问题,在现阶段,法医并没有配备大量的全套式解剖服、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也不可能配备大量的各种烈性传染病的点板。只有在法医尸表检验中发现尸体的异常,根据自己的医学知识去怀疑死者是否具有某种烈性传染病,然后才进行特殊防护措施。
其实,这就是法医工作最大的危险点了。
一个省一年有上万具非正常死亡的尸体都需要基层法医去检验,而这些尸体里究竟有多少烈性传染病的,没人做过统计。绝大多数都是在尸体火化后,通过调查才知道,或者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平时使用的橡胶手套都是普通的医用手套,刀尖一碰就碎,甚至会划伤手指。而在尸检过程中,万一出现了操作失误,那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件事情:一方面呼吁各地划拨更多的耗材经费,让法医尸检工作的防护标准普遍升级,强制性地要求所有的解剖必须穿全套式解剖服、戴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另一方面,和疾控中心达成协议,给各地法医配备常见烈性传染病快速检测点板,强制性地要求法医在尸检前必须先行筛查。
但我知道这个目标是很难实现的,一来经费有限,二来很多法医也怕麻烦。比如有些地方的解剖室里连个空调都没有,夏天的时候,防护服里面甚至都恨不得“真空”。如果穿了全套式解剖服在太阳底下或者闷热的室内工作几个小时,怕是没有能活着走出解剖室的法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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