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新秩序 (江湖野人)

一是编制调整，进一步细化分工。
原来的三部设置太粗糙，尤其是生产部，要协调管理的事太多，每日安排上工计分也是项繁重的任务，随着山上人数增多，生产任务增加和细化，这套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发展形势了。
新的编制三部名称分别改为外务厅、生产厅、保障厅，三厅职能变化不大，主要是增加下设机构。
外务厅增设情报处、训练处和管理处，负责人分别是王四、梁义和杜迁。
生产厅增设规划处、督导处和销售处，规划处负责人由徐泽暂代，督导处、销售处负责人分别是张大嫂和田异。
保障厅下设运输处、供应处和财计处，财计处负责人由褚青暂代，陈淳跟着熟悉情况，运输处、供应处负责人分别是黄仲和褚垠。
徐泽原本打算使用堂、司、局、科、院作为下设二级机构名称，为此询问了书生陈淳，陈淳说宰相以下治事之所称呼省、台、部、寺、监、院，在外监司、州县称衙，朝廷组织的考试称“进士科”“制科”“恩科”“明经科”，今上登基后，大设金明、造作、官制、六尚、太官、礼制等局。
梁山就这么点人的民间组织，贸然使用部、堂、院、司、局、科这些朝廷已经使用的名称作部门名称，很犯忌讳，容易遭才学之士鄙夷，最好别用。
徐泽从谏如流，想来想去，也只剩用“厅”“处”这类称呼了。
在三厅十处之下，还有新增的水丁队、基建队、养殖队、被服坊、煤炭坊、制皂坊等机构。
各部门虽说搭建了初步框架，但在一段时间内，还会困于人手不足，一些部门只是个空壳子，遇有大项任务，还要依靠规划处和管理处协调人员，各部门的具体负责人也不可能脱产，承担其他日常任务是经常的事。
二是改革制度，逐步打破大锅饭。
第一，推进工分券货币化，逐步放开工分券流通限制。
第二，逐步减少派工比重，同舟社所需被服、鱼肉、碳炉等物资，直接向各队、坊下单，各队、坊根据任务量自行招工，个人从事工种和完成任务量、质不同，工分将有起伏，身无长技又不愿学习改进之人，在梁山将很难出头。
第三，放开家庭经营，除保丁、捕鱼队（水丁队平时也担负捕鱼任务），以及无人照管的孩童外，其余人不再集中供伙。不符合条件者若想吃食堂，要提前预定，并多交工分。
鼓励发明或改进工序工艺，允许个人在工时之外，制作木器、被服等物品自用，或在梁山内部出售。
但为了防止乱砍乱伐和人员失管，所需原料要到工分铺兑换，也不允许个人在自家小院之外私自开辟菜地。


第四十二章 朝堂
九月初二，东京皇城，垂拱殿。
御史中丞俞栗昂身而立，手捧笏板，语气愤慨，奏道：“今日士风，有观望苟合之弊，有颓靡不振之弊，有阿党之弊，有诞谩之弊，有巧言谮愬之弊，有奔兢请托之弊。凡此六弊，皆起于好进，革好进之心，礼义廉耻为本。”
“今有知定州梁子野上表‘管下有嘉禾合穗，一科相隔五垄，计六尺三寸，生为一穗，并中间垄内，一科三茎，上生粟三穗’，实骇人闻听，物极必妖，臣请令定州速贡嘉禾，以定真伪。”
玉阶上，天子赵佶沉吟不语。
今日轮值押班的宰相余深暗自摇头，朝堂争斗了这么多年，纯臣都快绝种了，怎的这个俞栗就是不开窍呢？
官家天资聪颖，所触之事无不精通，登基之初，向太后还在听政，官家尚未亲政，便能一言而使跋扈至极的权相章惇“惧而退”。
如今，官家御极十二载，驭臣之术早就炉火纯青，便是当朝第一人——位极人臣的蔡太师，不也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说用便用想罢就罢么？
以官家的圣明，又怎会被梁子野这种跳梁小丑般的臣子蒙蔽？
在梁子野之前，今年就有两个奸滑臣子欺君而先后获罪。
二月初一，河南府李譿奏“新安县万岁蟾蜍背生芝草”，官家不信，令其进蟾芝。
蟾芝入宫后，官家仅看了一眼，便说“蟾，动物也，安得生芝”？命近侍取水盆浸泡一晚，蟾蜍和芝草自行分开，发现乃是用竹钉和胶纸，将二者强行固定在一起，由是，下诏责李譿欺君罔上之罪，作散官安置。
五月初七，又有知永嘉县虞防上表，言“朝廷昨行当十钱，最富国便民之良法也，所贵推行之得其人而已，前日异议之人，务快一日之私，上欺天听，改为当三，亦误国之一也。望特许兴复，以便上下”。
对这种把握不准风向就投机的奸猾臣子，官家都懒得细查，直接下诏将其除名勒停，送循州编管。
这几年，州县地方进献祥瑞的，又何止李譿、梁子野两人？
可以说天下州县，几乎争相进献，以至于玉芝产禁中殆无虚岁，凡殿宇、园苑及妃嫔位皆有之。
除了祥瑞，州县也屡献嘉禾。去年，便有知河南府邓洵武言“秋禾大稔，自双穗至十穗以上，嘉禾无双”，又有荣州奏粟一茎九穗，蔡州奏麦一茎两歧，或三五歧至八九亩近约十亩，远或连野。
一个比一个胆大，一个比一个更骇人闻听！
梁子野不过是追赶这趟风潮的众多臣子之一，甚至都算不上惹眼。
俞栗才高八斗，是崇宁五年（1106年）的状元，眼光是有的，其不言祥瑞嘉禾，而直指吏治士风积弊问题，也算言之有物，且有一定的政治头脑，知道不打搅官家的兴致。
只是行事还是过于刚直，前几年还曾因“勿和于时”，由殿中侍御史贬知襄州府，官家能召其回朝，授以御史中丞之重任，足见官家明见万里，用人上极有决断。
但，官家也有苦衷，自兴花石纲、修宫殿道馆始，朝堂上下总有臣子变着法的进言，官家不堪其扰，屡次禁言，也难堵住众臣之嘴。
而且，自六月份始，屡现灾异，六月辛亥荧惑入井，随后传来成都大火，乙卯白虹贯日，七月荧惑犯太岁，岁星犯积薪。
为平息朝野物议，官家先后放出宫女三百八十三人。
不想，昨夜又有流星出斗西南方。
当此之时，天子急切需要能冲抵灾异影响的祥瑞，就算明知梁子野欺君，也得暂时放过，若贸然同意俞栗所奏，谏臣们受此鼓舞，岂不是又要牵出一大堆事？
余深正思索间，忽听玉阶上天子纶音：“余相公可有奏？”
“臣确有奏，知郓州事梁子美及知寿张县事苏瑾，联名上表‘梁山四十二亡户沐官家圣德，已登册归治，梁山匪患自消’。又，知成都府事庞恭孙上表‘夷人董舜咨、董彦博乞内附’，都堂不敢擅断，请陛下圣裁。”
成都路保州董仲元、霸州董永锡二夷部乞内附，根本不是甚新鲜事，实际上，两部在嘉佑（仁宗最后一个年号）、熙宁（神宗第一个年号）年间就曾两次请命于朝，此类蛮夷素无礼信，今日附明日叛乃是常事。而梁山几十户亡户归治，也是政事堂就可以处理的“小事”。
但在这个敏感时机，将二者放在一起，意义便大不同了，这就是内圣外王，乃圣君所为，盛世气象，有此两奏，臣子们再想就梁子野之事借题发挥，扯到道观、花石纲之上，就得掂量掂量了。
天子曰：“余相公所奏两事，便依前例，俞卿所奏之事，准！”


第四十三章 情报
梁山，徐泽还不知道自己这只小蝴蝶搅动的风波，已经刮到帝国皇帝陛下御前。
实际上，这段时间他已经是火力全开，整个人忙得如同陀螺般旋转。
时间再往前推几天，八月二十七，王四回到梁山，带回了史进、孙石二人的回信。
史进信中除了汇报了自己的学业情况外，重点讲了一项调查：经由安仁村怀揣着梦想到京城的，以及梦想破灭不得不离京的两类人，通过对比两者，他敏锐的发现了诸如人数增加、地域扩大、原本行业增多等等异常，推断出民间经济基础正在瓦解。
虽然史进的调查和论断还很肤浅，但从中也能看出他既刻苦，又不刻板的学习态度。
孙石已能写一手勉强可以入眼的字了，这小子年纪虽小，却处处流露出和同龄人不相符的沉稳，信不长，却是条理清晰，主要讲了四件事：一是自己身体恢复情况，二是张教头的生活和交际圈子，三是对张三、李四等泼皮的观察，四是汇报自己在结交了几个居养院的同龄孤儿，也不知他是如何与这些少年沟通的。
徐泽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居养院居然是蔡京的手笔。
崇宁初年，蔡京就力举用内藏钱、公田收入、常平仓利息钱米、“僦舍钱”（官设货栈租金收入）等经费，在全国大范围内官办居养院（收养孤寡病残的福利院）、安济院（为贫民提供有限免费医疗）、漏泽院（收埋无主尸骸的义冢）。
即便是后世，也仍然有很多国家无法实施如此庞大的社会福利，如今的大宋，却在这个“大奸臣”的主持下得以实现，不得不感慨人的多面性，也让徐泽再次告诫自己，万万不能有穿越者的历史优越感，对这个世界的各类精英，要有更多的敬畏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