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新秩序 (江湖野人)

设置刻度也不复杂，利用硝石溶于水后吸收热量的特性，可以制造冰水混合物，取冰水混合物的温度为0度，沸腾开水的温度为100度，划定两个刻度，在这个范围内，把表盘划分为100份，然后以此下浮零下50度，上浮300度。
后世的双金属温度计测温范围一般在零下80度到500度，理论上讲，徐泽设想的这个双金属温度计实现的可能性很大，要反复实验的，无非就是选用哪两种金属。
考虑到以后各种实验需要记录长度、重量、容积等精确数值，徐泽又花了一番功夫做度量衡的标准精细和规范。
“度”即长度，“量”为容量，“衡”即重量，“度量衡”就是分别指计量长度、容积、重量的标准或器具。
后世很多人误以为古代中国的度量衡非常落后，其实不然。
度量衡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标准尺度，对于规范商品交换、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家信用等都有着重要作用。
比如官府收取百姓的税赋，通常是粮食、布帛等实物，如果不统一“石”“尺”等计量单位，不仅无法统一税收标准，油滑的地方官吏也绝对会上下其手，残民害民，肆意毁坏国家根基。
实际上，中国这种自古便注重大一统的政权，历代王朝对度量衡的统一和规范都极为重视，都设有专门的职司来管理，不仅不落后，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领先于整个世界。
大宋统一天下的征程，也是统一度量衡的过程，禁军每平定一地，朝廷就下诏颁发权衡度量，以保证全国赋税的统一。
而且，大宋在度量衡的标准上，还有重大突破，内藏库崇使刘承珪创制了精确到钱一级的戥子，一直用到后世。
在量器上也作了一些调整，如改秦汉以后一直为圆柱形的斛为口狭底广形状，而度器则多沿袭唐制，官尺由太府寺掌造。
国初，朝廷法度森严，多次诏令凡斛斗秤尺须由官降法物，禁止私造、擅自增减或私置，并且在新式法物颁降之际，还要将旧器回缴，违限未毁未缴者，须处以各种惩罚。
但随着民用市场不断增长，朝廷开始为了创收，先是售卖官造的斗秤升尺，后来又诏“自今官司止卖印板，令民自造升斗，以省钉叶之费”。
自此，量法开始崩坏，地方州县官吏为了多取于民，乃私设大量喝加耗，小民深受其害，如淮尺约长36厘米，就超出了官尺很多。
同舟社如今只有梁山一隅之地，徐泽自然没必要，也没能力去操心全国的度量衡是否崩坏，但在梁山内部的生产生活中，还是非常有必要实现度量衡的规范化和精细化，不然的话，各类实验都难以得到精确数值，也别想大批量规范化生产。
重量还好，戥、秤两类衡器大到斤，小到钱，以如今的科技和生产力，已经够用了。
至于度器，此时的长度单位已经有了寸以下的概念，如：分、厘、毫、丝、忽、微，均是十进制，但其实都只是概念而已。显而易见，以此时的工艺水准，厘以下的毫、丝、忽、微还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根本就无法投入日常使用。
量器的单位有石（读音“担”）、斗、升以下还有合（读音“各”），一升为十合，每升约合后世的585“毫升”。
不管是常用的最小长度单位“寸”，还是最小体积单位“合”都太粗糙，均不适合作为记录实验数据和规范化生产的计量单位。
后世，随着“我大清”对外战争的一败再败，国人的自信被摧毁，便是度量衡这类文明尺度也被迫与“世界接轨”，此时大宋虽然也打不过辽国，但好歹两国以南、北朝互称，彼此之间只是兄弟关系，辽国使用的度量衡也完全参照大宋。
若是自以为掌握了后世“真理”，便照搬后世的“厘米、克、毫升”等“国际标准度量衡单位”，是相当愚蠢的，改动过大必然会被时人抵触，另行一套也无法与市场接轨。
后世，即便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中国，普通百姓也顽固地坚守着斤、里、尺等传统度量衡概念，而不使用磅、英里、英尺等单位。
徐泽的打算是不改变已有度量衡单位，只设计更精准的“小尺”和“小升”。
“小尺”实际是最小计量单位为厘（1寸=10分=100厘）的度器，“小升”则是最小计量单位为“圭”（1升=10合=100撮=1000圭）的量器。


第三十七章 新人
精密制造是个技术活，一般人做不了，巧的是，梁山刚好来了一个巧匠——白面郎君郑天寿，对于徐泽交代的这一任务，郑天寿表示难度不大，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应该是徐泽的乱入和真实历史的影响，到现在为止，原剧情中早该出现的王伦、宋万等人一直没有影子，而这个“清风山三寨主”却来到了梁山。
郑天寿今年二十八岁，银匠出身，苏州人氏，会一口流利的官话，谈吐不凡，加之人才周正，皮肤白皙，号白面郎君。
十余年前，官家名命童贯在苏州和杭州兴办造作局，江南市面上的大量金、银等原材料流向造作局，郑天寿的银匠坊因为成本高昂而关门大吉，其乘船沿大运河一路北上，原本计划走济水进入青州寻找生路，结果在水泊转乘时，听说梁山近期收人的事，便主动来投。
原剧情中，郑天寿只不过是个路人脸，这当然要归功于梁山坑爹的用人制度，不管你什么专业，基本以出身、砍人或者用计砍人作为排座次的依据，让这么一个精于细活的银匠去干砍人的粗活，能干有好“业绩”才真是见了鬼。
除了郑天寿，当日夜袭康善才家，徐泽还带回了一个书生，其人正是康善才家的西席陈淳。
陈淳字敦质，今年26岁，兖州仙源县人，仙源原名曲阜，乃是孔圣诞生和其后人定居之地。
身为孔圣乡人的陈淳却不是圣人的忠实门徒，其对儒家经典的热衷显然比不上对格物的偏爱，连续两次科场失利后，陈淳果断放弃了科举之途，把精力投入到自己热爱的“杂学”上。
本朝自神宗皇帝熙丰变法开始，就在国子监掌国子、太学、武学、律学、算术五学之政，今上登基后，又增设书、画、医学，并在州县广设学校，对于陈淳这类热衷杂学的士子来说，倒不失为一条出路。
可惜陈淳仅在州学学了三年《算经十书》，之后，因老父过世，回乡守制，待其守制结束，朝廷早以兖州算学生不足八十为据，撤回了州学教授，东京国子监也罢了算学，并学生入太史局，今上还诏令“州县属乡聚徒教授者，非经书子史毋习”，陈淳求学无门，便是想找民间高人接着学，也找不到人可以请教了。
陈淳兄弟三人，他行三，也最聪慧，家人倾尽钱财供其读书，到头来却落得这么个结果，身无长技的陈淳自觉无颜再赖在家里吃白食，便不顾兄长的再三挽留，执意离家，靠四处坐馆维持生计。
上个月，陈淳被康善才以一卷《九章算术》残篇为饵诓为西席，然后又被徐泽掳上了梁山。
当年，楚昭王邀请孔子到楚国去，打算用儒家帮助治理楚国，孔子欣然前往，途中需经过陈、蔡。被两国的大夫私军围困，断粮七日，窘迫到连野菜汤也吃不上，跟随的弟子都病倒了，孔子却十分镇定，依然坚持讲授学问，以行动鼓励众弟子挺过了这场危机。
圣人尚有陈蔡之厄，陈淳对于自己才出狼窝又入虎穴的不幸遭遇，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满，非常配合。
但是，第二日，陈淳却惊恐的发现寿张县的县吏竟然上了梁山，他怕的不是康家庄事发，毕竟他又没做坏事，即便梁山所有人都被抓了，他也没事。他怕的是梁山这帮强人会鱼死网破，暴力对抗官府，到时肯定会殃及池鱼，自己即便能在双方冲突的混乱中存活，这辈子估计也会彻底贴上了“贼子”的标签。
没想到徐泽居然有恃无恐，竟与县吏狐唱枭和，京东西路近年来治安越来越差，杀人越货的事见得多了也不稀奇，但什么时候，衙门吏员和贼人公然勾结，这般行事无忌了？
后来郑押司又上山，前脚清点完户口，徐泽后脚便拉洼西渔户上山，这一切无不表明了徐泽这个“强人”非同一般。
经历这些事后，陈淳便老老实实的随新上山居户轮训，士可杀不可辱？自己作为康家惨案的知情人，徐泽要杀自己都不需要再找借口，而且，自己若真的不怕死，又何至于被掳上梁山？
既来之则安之，安心留下的陈淳逐渐适应了梁山每日点名、列队、同出同进的集体生活，习惯了喝开水、吃食堂、上公厕等古怪要求，见识了粉笔、黑板和“墨笔”（张岭煤矿便有伴生石墨）等教化利器。
静下心来再看梁山众人的行事，便发现了其中非同一般的门道：工分制虽然失于僵化，但梁山封闭的环境和人数不多的小圈子里格外好使，而且把这套制度改一改，再保证其随时能兑换的信用，这就是正儿八经的钱啊。
封闭的环境，军事化的管理，再做到上下同欲，相信即便是徐泽振臂一呼，梁山这帮靠其才吃饱肚子的渔户，也绝对会不皱眉头就跟着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