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栋梁 (米糕羊)

　　唐邕看到这里，下意识看了看作者的“笔名”：开封白玉堂。
　　他听馆吏说过，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人，得用笔名，笔名要包含地名，所以，这作者是开封人士。
　　能说出“基层吏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统计大户人家情况”这种话，可见此人有丰富的基层行政经验。
　　亦或是出身微寒，见识过豪强的嘴脸，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士族子弟。
　　唐邕再看下去。
　　作者认为，无论是哪种税制，收税原理都是一样的：根据某种标准来定征税对象，及其应缴税额，然后进行征税。
　　那么，舍弃“户”、“丁”这两个征税对象，改对象为“地”，即通过丈量、核对田亩面积，来定税额。
　　如此一来，执行时相对容易些。
　　譬如，一座大庄园，为某大姓累世聚居的产业，那么，丈量、核算其周边田地面积，要比派人进入庄园，核实户数、丁口数容易得多。
　　丈量、核实住宅面积，同理，只需算出占地面积即可，至于宅基地里的房子是如何的结构，多少房梁，不需要去管。
　　土地和房产，就在那里，每年新增的耕地面积，新增加的房产面积，当地官府很容易就能统计出来（相对统计人口）。
　　并根据新式制图法，绘制“网格平面图”。
　　这种平面图里，把当地耕地分布情况，以及城、村、聚落的住宅平面图都画出来，定期更新，存档待查。
　　如此一来，不需要基层小吏时刻关注每户的情况，也不需要他们和大户交涉。
　　上级官府定期派出队伍来勘察，基层小吏协助，就能掌握当地每年土地、住宅的新增情况。
　　与此同时，强制规定土地、房屋买卖在官府备案，官府征收契税的同时，也能及时掌握当地土地、房屋的变动情况。
　　这样的定级标准，执行起来相对容易，且能保证公平（相对公平），于是，地多、房产多的人家多缴税，地少、房少的人家，少缴税。
　　无地可耕、家里只有破茅草屋一间的平民，要缴的税就少了很多。
　　唐邕看到这里，把报纸放下，虽然他还没看完文章，却不想看了。
　　打量着文章标题，良久，摇了摇头。
　　道理没错，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登天。
　　向富人多收税？
　　这就是与虎谋皮！！
　　一国之内，要说谁的田产、房产最多，首当其冲的就是皇族宗室！！
　　其次，是各类世家高门、勋贵、权贵，自古以来，有谁能跟这些猛虎要毛皮的！活腻了？
　　这个“开封白玉堂”看到了收税的问题关键，难道千百年来，没人看得出？
　　那怎么可能！
　　千百年来，无数人杰不断涌现，怎么看不出问题关键，可看出来了又能如何
　　为何历代朝廷都是按户、后来按丁来收税？因为就只能这么做。
　　皇族宗室，世家勋贵（权贵），这是最大的富户，税吏怎么敢去核实其名下田产，然后收税？
　　那些有权贵做靠山的豪商、有钱人家，税吏也不敢去核实田产、收税，结果收来收去，还是向寻常百姓收税。
　　唐邕认为，“开封白玉堂”这个作者，终究是书生意气，提出的观点，看起来有道理，实际上行不通。
　　与虎谋皮的结果，就是即便这新税制实行，却是换汤不换药。
　　唐邕感慨了一番，却看见文章还有一段没看，便再次看起来。
　　看着看着，瞳孔一缩。
　　作者接下来又提出建议，建议朝廷设立专门的税务机构，以及房、地产交易监督管理机构。
　　严格按照新税制对征税对象征税，并定期汇总、上报缴税情况。
　　尤其针对各级官员及其直系亲属的缴税情况进行监督，一旦发现有偷税漏税的事实发生，御史们可以根据税务官署提供的“证据”，直接对该官员进行弹劾。
　　只要证据确凿，逃税、漏水额度超过一定限值，对被弹劾的官员之处置，除了让其缴纳罚金、滞纳金，还要立刻免职或降职。
　　唐邕经历了几十年的官场倾轧，可谓官场老手，一眼就看出这建议后面包含的祸心：
　　挑动官员斗官员，让“完税与否”，成为官场倾轧的强有力武器。
　　而税务机构，就是制造武器的“兵器监”，疯子般的御史就候在“兵器监”外，随时准备拿兵器去砍人。
　　当官僚们相互倾轧时，就如同群虎互相乱咬，这种情况下，与虎谋皮倒不是不可以。
　　毕竟是一群猛虎，向另一群猛虎要毛皮。
　　唐邕当然猜不出“开封白玉堂”的身份，却觉得能想出这种绝户计的人，一定有仕途经历，极有可能是一肚子坏水。
　　各国官制无论如何变，总有一点不变：品秩序越高，官位就越少，竞争就更激烈。
　　为了抢官位，许多人可都是抢破头，什么招数都能用上，所以这种挑动“官斗官”的意图，简直是坏的可以。


第一百六十三章 重操旧业
　　偏殿，李笠接见故齐官员唐邕，询问代、朔边事，听听唐邕对当前塞外形势的分析。
　　李笠提前几日让人将相关资料拿去给唐邕，所以今日唐邕是有备而来，面对李笠的提问，侃侃而谈。
　　一，对边地、山区杂胡的整顿，势在必行，譬如代、朔以及太行山区。
　　这里的山区有大量杂胡聚集，其成分复杂，多有躲避战乱的编户民或者溃兵，而山中土地产出很少，一个个杂胡聚落就是一个个贼人窝，对附近州县构成威胁。
　　也威胁了太行各陉的交通安全。
　　之前，齐国时常发兵对山区杂胡进行清剿，攻破山寨，将大量人口迁出，重新编为民户。
　　现在，因为楚、齐两国战争，大量溃兵和避难百姓逃入山中，使得曾经萧瑟的一个个山中聚落，再度死灰复燃。
　　所以，得再次清理一番，消除隐患。
　　二，对草原的经营，若扶持某部落来对抗突厥，这其实是养虎为患。
　　因为草原的生活习俗和中原截然不同，那些被中原朝廷扶持的部落，一旦羽翼丰满，必然反噬，而不会做中原朝廷的封臣。
　　那么，楚国拟定的“堡垒推进”加上“武装经商、放牧”战略，从长期来说，效果肯定好。
　　不断地吸收归顺部落，却又让其互不隶属，以堡垒区为依托，平日放牧，战时助，成为中原朝廷的“看门犬”。
　　然后借助经商（其中也包括边地豪族），不断对外扩张，随着“堡垒区”的扩大，将碛南草原（包括各水源）牢牢控制。
　　但是，百年之后（意指李笠去世），子孙们，能持续这个国策么？
　　唐邕认为，这样的国策，要持续至少三代人，才能有显著效果。
　　确保中原朝廷将碛南草原完全控制，并能对碛北地区形势进行有效干预，避免强大的草原霸主出现。
　　对于唐邕的疑问，李笠给出回答：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项国策能否长寿，无非是看其受益群体的大小。”
　　“如果，堡垒推进的同时，带来大量的牧场，以及愈发丰厚的边贸利润，让朝廷、边地州县、边地豪族，以及归顺部落，都获得好处。”
　　“那么，这样的国策，又如何会被废除呢？”
　　李笠说着说着，拿民间一句俗语做了比喻：
　　“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若这项国策，从地方到中枢，从边地到京城，形成了巨大的利益群体……”
　　“哪怕是皇帝突然想改变，也会招来朝野激烈反对，改变不了。”
　　这么一说，唐邕明白了。
　　李笠的执政风格，就是诱之以利、软硬兼施，这是他十余年来根据掌握的消息，得出的大概结论。
　　现在听“当事人”亲口说出来，确认无误。
　　譬如检寺，并不是单单靠着政令，简单粗暴的夺寺产、强迫僧尼还俗。
　　而是打着“清理佛门败类”的招幌，让一些大寺庙和有名望的高僧，以进行考核的方式，对各地寺庙和僧尼进行整顿。
　　如此一来，至少在佛寺这一方，能拉拢不少有实力的“友军”来助战。
　　毕竟手中掌握“考核权”，对于这些寺庙和僧人来说，是巨大的甜头。
　　因为只有“正宗”，以及得朝廷信任，才能掌握、行使这种“考核权”，考核各地寺庙和寺中僧尼，发放各类许可、度牒。
　　有这些佛寺和高僧“助战”，各地佛教信徒们的反抗情绪也不会太强烈，毕竟是“自家人清除败类”。
　　又譬如科举考试，楚国以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摈弃了九品中正制选官的传统。
　　此举，让那些在检地、检籍中利益受损的士、庶族地主们，有了盼头，反抗之心削弱了很多。
　　科举考试行士、庶两榜，两榜上榜者都能坐流内官，此举极大收买了庶族的人心，保证了庶族考生的上榜、入仕几率。
　　也收买了大量次等士族的人心，让其子弟也有机会通过考试做官，而不是吃一流士族的残羹剩饭。
　　而对士族的压制，也是软硬兼施，即取消各种优待，却又给有官职、任用的人发放补贴，让其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