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邪]滚滚红尘 (Kuencar)

　　信念？吴邪看了他一眼，又回头瞥了一眼窗外。高窗以外，只有灰白色的天际。
　　“信念？”他看着字条，低语道。
　　“信念……能放我出去吗？”
　　“能让你自由。”他对面的人悠然醒了，道。吴邪认得他：解雨臣，四四年和自己在晋西北打过照面，那会儿他差点把对方认成女的。
　　“自由？自由……”他吸了口气，“真的……有自由吗？”
　　蓦地，他想起自己在山坡上与张起灵讲过的那些话。
　　“当你相信的时候，它就在你的心中。”解雨臣说着，咧嘴朝他笑笑。他伤得也不轻（他们之中没有伤得轻的），右臂折着，被他自己撕开衣襟捆好了吊在脖颈里，吴邪记得，解子扬一开始还打趣他，讲他捆得跟绑猪蹄一样。
　　“这……”吴邪失笑道，“太唯心了……”
　　“简而言之，是要有信念。”
　　解雨臣瞧着高窗外说道。
　　吴邪扬起头，看见他带着血的侧脸，不禁茫然：“到底什么才是信念？”
　　对方摇摇头，笑道：“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我只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信念，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一定可以，让你顶住所有的痛苦和犹豫，说‘不’……”
　　13
　　“你跟吴邪？”
　　“唔，对啊？”黎簇抬手看了一眼表，“我是一九六五年生的人，跟吴邪碰见的时候，我才八岁。”他讲完，一扭头把吃剩的果皮丢在街角。
　　“哦……我跟你一年生的。”我挠挠头。
　　理论上来说，我跟黎簇也算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了，不过，我们那种经历都不算什么。闹起来的时候我俩才多大，几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懂。
　　黎簇上个月刚去过重庆，他在那里采访一位作家。他干的营生跟我很类似，成天价地做些笔录。我问他这是在干什么，他说，总有个人要记下来。
　　记下来？我又问他，记什么？
　　他深深抽了一口气，眼睛望着巷口被电线杆切割成数条的天际：“那个时代。年轻的人仿佛对这些不感兴趣，但那些日子，必须要被记下来。人的一生并不是你活了多久，而是你记住了多久。总有个人得留下，如果真的有，为什么这人不能是我？”
　　他今年二十五岁，与我一般年纪，面目俊挺，头发理得很整洁，笑起来很腼腆。激情和压抑都在他身上拐了个弯，归隐于青年人的外表以下。说来也很有趣，他明明是青年人，望着天空的目光有时却带着莫名的哀愁。
　　他把这一切叫做“伤疤”，它们是隐形的、看不见的，就像你的灵魂那样，藏在你窥不到的角落，但，它们就是存在。
　　时代改变了中国，时代改变了青年，时代改变了我们。没有改变的，或许，是藏在罅隙里的“信念”。黎簇的信念是记录，我的信念则是追寻。
　　我买了糍粑，跟他并肩走着。他的右肩上斜挎着一只褡裢，里面装着一摞用防水布包好的笔记本。
　　“说真的，你不是真的打算就这么晃来晃去吧？”黎簇推着自行车，一面走，一面“叮铃铃”地摇车铃，叫那些行人全都避开。
　　“就当旅游。”我接得漫不经心。二十五岁的单身男青年，干点什么都行。
　　“不，我的意思是，你该不会只会晃吧？”他按下车龙头，很是痛心疾首地看我，“你知道你错过了多少好素材吗？加在一起都够你写本书了。”
　　“别，这些事情能写个什么玩意儿出来？”我连连摆手，吴邪和张起灵的故事，别说以前，放到现在都可能不太为众人接受，我不希望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感到为难。
　　看着一些饱受时代创伤的人再度陷入窘境，于心何忍。
　　“为什么不能？”黎簇诧异地看了看我，倏而“哦”了一声：“也对，估计会有人担心它不够纯粹，不够像样，不够、不够——烟士披润（inspiring）。”
　　我被他逗乐了，笑了一阵，还是摇摇头：“我跟你不一样的，我把他们记在心里。”
　　“那有什么用？”
　　“吴邪他们说的，‘信念’。”
　　他闻言，又沉默了一阵，渐渐地舒出一口气：“很久以前……七六年以前，吴邪告诉过我一句话。”
　　我们已经走到了人少的地方，他推着车，漫不经心地晃着，“那会儿他还没被关牛棚呢，成天被红卫兵堵在家里头，日子枯燥得快冒烟了，只能靠翻译字典来打发时间。我那时候也是闲得慌，我们那个胡同口，就我一个家里没有兄弟姊妹，别的同龄人都被大的牵出去玩了，我一个人在家，有一天我趴在阳台上玩，恰好看见吴邪开着窗户，在我家对面朝墙打乒乓球玩。”
　　“我家大人不许我跟他来往，不过我毕竟年纪小，就是觉得他这人蛮好玩儿的，他估计也是太无聊了吧，就教我，那个，打乒乓球……”
　　“后来我跟他熟了，隔三差五就翻墙到他家里玩儿去。嗨哟，我跟你说，他家里头，说谁走资我都信，说他走资我真不信，他家里除了书啥也没有哇，他家的墙上——当然我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啊——反正那个时候，我一进他家都惊呆了，他家里那个墙上，画满了——”他一面说一面腾出手挥来挥去。
　　我脑子一抽：“春宫？”
　　“啧，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他皱着脸朝我后脑勺刮了一下，“算式啊，都是公式。”
　　“他画那个干嘛？”
　　“我起先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是一百二十九中教数学的呢，谁晓得他只是在演算《资本论》上的公式啊。”他回忆得摇头晃脑，“我的印象里，这个人吧，就是老油条，你说说看，那个年头，多少等级比他还高的，都被逼成啥样了，我看他好像一直跟没事人似的，心态好得简直不正常，没事儿还能给我念几段故事书听听。哎，我差点讲漏了——他跟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一本书上的，一个苏联人写的，叫、叫……叫肖、肖……”
　　“肖洛霍夫？”
　　“对对对……毛子的名字特难记，不过他那书我记住了，叫《静静的顿河》。”他呼了口气，“吴邪那会儿朝我提了里头一句话，‘人是为了自己的希望而活着的’。”
　　“他说，‘希望’，就是一个人的信念。”
　　他讲完，我一时无言。我走了一阵，揣着口袋问他：“我们两个在干的事情，说不定只为了一个信念，就是‘铭记’。”讲到这里，我叹口气，“可是，为什么要记住？为什么要把看似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压在肩膀上？我……有时候也很困惑。”
　　“我倒觉得没什么好困惑的，我们毕竟还比较年轻，除了掏鸟入窠以外，很多事情随性地做一做也没什么，你怎么感觉就怎么去做，不是蛮好的，千金难买爷高兴。”
　　“我操……你就不能讲得稍微文雅一点？”我赶紧扭头去找刚刚路过的两位女青年，还好人家没注意到我们。
　　“我跑火车惯了的，”他挠挠头，“拿我自己来说，为什么要记下来，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促进我的深刻和自省。”
　　“深刻和自省——这两样东西，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他眯起眼睛，“我给你讲讲我一个语文老师吧，小学的，驼背，粉笔字非常好看，课文讲得很好，他的儿子很早就死了，孤家寡人活了大半辈子，文革一来，他遭了批斗，我十岁那年，他跳井了。”
　　“那会儿我感到很懵。死个人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可能……也就是，第二天醒来，发现没人给你讲课了而已……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为何那段记忆能让我记到现在？”他朝我晃晃手，“我们有时候老说，‘我错了，我要反省’，可是光讲是没有用的。一个时代的错误，需要这个时代里所有的人一起去反省、去记住、去把那些东西写进他们的文献中，最重要的，是记在他们的心里，只有这样……才不会再来。只要还有一个人是记住的……悲剧就不至于重演。”
　　黎簇自嘲地笑几声，往地上吐了口痰，“我他妈其实是个浪漫主义者，很根深蒂固的那种。”
　　“我看出来了。”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发现他肩颈上的肌肉都缩得紧紧的。
　　“其实，刚接触那些事情的时候，我并不理解吴邪这个人，”他推着车的手握成拳，“他的所作所为，从晋西北到大别山，再到白云洞、杭州……我想来想去，总觉得他不过就是个好人，身上有那种朴素的善良。你放心，这种善良，你也有，我看得见；我也有……嘿嘿……”他笑了笑，很快又板起脸，“吴邪并没有为此而后悔过，他有那种信念，并且一直都在坚定地贯彻自己的善良，我很佩服他。只有最真实的善良，才会有最真实的悲悯。”
　　“也只有最真实的善良，才会有最真实的愤怒。”
　　解雨臣讲完，朝吴邪笑了笑，手上又忙活起来。
　　吴邪蹲在墙角，面庞上似笑非笑。他肩背上的伤口已经好多了，不过难保接下来不会再有，无论如何，此地都不是宜人之所。
　　“最真实的善良，才会有最真实的愤怒。”他重复地咀嚼了一遍这句话，感觉嘴巴里好像还留了一种气味，像山城的雨季一样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