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渐渐听不到了，我仿佛看到他那双漂亮的桃花眼红了起来，他低下了头。
“这还不是因为你没动手嘛，”孟时雨叹了口气，把几乎熄灭的话题又吹着起来，“要我说，暴力革命就是最好的。”
“行，我等你哪天付诸行动，我就下手。”陈献云没好气地说，他再抬起头，脸上又是春水一样温和。
“轮到我了，”孟时雨放下生蚝，开言说道，“我呢，我不幸的原因都是我老生气，哎呀，忍不住。”
“有一回，我们学校要新建一栋教学楼。他们工期太急，太紧，您知道，北京的夏天又热得不行，快封顶时，有个河南来的师傅，才收工回到集装箱宿舍，就猝死了。工头说不是死在工地的，不算工伤，就是不赔钱。我们一些学生听说了，就讲这样怎么行，太欺负人了。然后是他——”他指了指陈献云，“挑头说要帮忙维权。”
“我们又是找法律系的老师，又是找社工专业的老师，联系媒体，联系学校，折腾半天，一点用没有。后来，我们就想，嘿，去他的吧，咱就中国特色，拉横幅，写大字报，闹事谁不会呢？”
“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闹事也是技术活。不过这也不重要啦，反正我们就举着牌子跑到这个建筑公司的大楼前头去。结果还好，我们毕竟是名校，他们顾虑着影响不好，虽然还是没鉴定成工伤，到底庭外和解，让河南师傅家里拿了钱赔偿。”
“可是您猜怎么着，那个公司老板就记住了我。可能是我太优秀了……人群里最闪亮的崽。”他开了个玩笑，“后来我去酒吧，正好碰见他，他就找人把我揍了一顿，打折了左面这条腿。不过我家普通市民，能有什么办法……本来我妈还不太乐意我留学，天津人嘛，去北京已经算去外国了，去发国可还行？结果出了这档子事，她天天就在家看机票，无论谁敲门，都不许我去开……我其实都两年没回国了，电话里他们就说，没事没事，家里一切都好，不着急回来，爸爸妈妈去看你也是一样的，想吃什么给你寄，小宝栗子，羊羹，果丹皮……唉！该死……”孟时雨惊呼一声。原来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抓着生蚝的壳子，也不知道他捏的多用力，竟把手心划了道大血口子。
我心里有些叹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感怀，逃过了这个那个火坑，前面或许还有别的灾祸。人世何苦？
这时服务员过来了，问我们吃好没有，我说很好很好，把账单给我们吧。他把账单拿托盘端了过来，又送了咖啡，我看了看钱，数额真是不小，是三个天津人能吃出来的结果。
“轮到您了。”孟时雨拿手按着账单说道，“您还没讲呢，我们先喝咖啡，等您说完再结账。”
我伸手到口袋里想掏根烟抽，口袋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唉，我一惊，旋即苦笑出来，竟然连烟都没了。没有烟酒，可怎么讲下去这个悲伤的故事呢？
“我们那会儿呢，没有说买房的，商品房啊，很少，太少了。都是要么住自己家，一家子挤住一起，要么住单位宿舍。我呢，和家里闹矛盾，就住到宿舍去了。你们知道伙单吗？知道？那就好办了，我就学摸到这么一间。和我一个单元的邻居是个电工师傅。他跟我岁数差不离，精精神神的小伙子。那时我头一回独自生活，嘛也干不好，他就很帮助我。扛个煤气罐啊，修个电灯啊，我们关系就很好，平时一起弄饭，一起看电视。当然，过日子嘛，总有马勺磕锅沿的时候，但我们也不会把气生到转天。”
“后来，他发现了我是个同性恋。但他没有啊呀呀地躲开，也没把这事儿到处去宣传，还是默默地关心我，老想把我往好里带。时间长了，我们慢慢就有了感情。很有感情。我们那时候一歇班就到处玩，天津市里，四郊五县，北京，野三坡，秦皇岛，都去过。最远去到了回泰山，登顶，看日出，还一块儿拍了照片。”
我停了停，呷完了咖啡，有些讲不下去。
“这哪里不幸了？”孟时雨一头雾水地问道，“这不是好事吗？”
陈献云见我不说话，倒是挺体贴，没继续追问，只是扬手示意服务员结账。
我一看，便赶紧把最后一段说完：“我就把我们在泰山拍的那张照片一直留在钱包里。后来到了美国，换了几回钱包，我也一直留着，没扔，很珍惜地放在透明夹层里。没事时，诶，拿出来看看。”
“我要说的这个悲惨的事呢，就是我刚刚一摸口袋，想给你们看这张照片，结果你们猜怎么着？我钱包啊，没了，怕是叫偷儿偷走了。”
魔改自相声《八十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