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向季鸣则伸出了手。
木兰花和丁香花的味道随着河风飘荡在空中，葳蕤在春天里的还有一阵国际歌的旋律，巴黎的周末永远有人在街上游行，这世界上叫人非得反抗不可的事情实在太多。
季鸣则回握住伸向他的那只手。
但今天下午，我们不反抗爱情。
OCLCIFF：L'Office central de lutte contre la corruption et les infractions financieres et fiscales，反腐办公室。【太长了不想翻译。。。本章内容全部瞎编并没有映射任何中国公司谢谢。
但确实有一些真实的法国政坛腐败案件的元素。
第26章 番外
过去有句话，叫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银。现在人听了只会觉得奇怪，娱乐明星关天津什么事呢？整个二十世纪，世界都像被什么东西在后面追着跑一样，丢盔卸甲，三天两头地改换面孔，往往一个不留神，熟悉的一切便随风沙化，消散。就好比文坛吧，从前想走红，不去巴黎是不行的，流动的盛宴，文学艺术的天国。如今呢，从报名创意写作班开始，纽约大小文学出版事务所，竭诚为您服务。
去巴黎便成了一种计划外的小事体，一种添头。
不幸的是，偏偏就有这样一个意外叫我非在夏天来到巴黎不可（多么沮丧，远离乡下和海滨，远离年轻的身体）：某个我叫不出名字的大学搞了个学术会议，讨论文学中的社会主义。天地良心，我，一位光荣的美利坚绿卡持有者，一位磕磕绊绊拿英语语写作的旅美小说家，不幸名列受邀嘉宾的表格。我真不知道这些教授为什么要浪费纳税人的钱来我书里寻找社会主义，这和在北京寻找煎饼果子也没有分别。
可是他们给了我优厚的旅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就是为什么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哈欠连天。七月，美好的七月，亚得里亚海滨大概满是赤裸着上身的黑头发美人吧，而德国的山林里，金发蓝眼的高大男子可能正在露营？我已经不想去听台上的人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在夏天也要去度假，我们去北戴河。
可算挨到了中场休息，我赶紧跑到茶水间寻找救命的黑色的液体。长桌子边上早就站满了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我想起过去如果电视上有人说外语，我们会讲，哈哈哈，鸟语。
一片叫人头疼的鸟语烟香里，忽然，我捕捉到了一段熟悉的频率。
“那个美国教授一张嘴，全是胡说，欻欻欻欻，崩得我脑门子疼。”
“我说你怎么一直在椅子上奋蹴。”
“他说的嘛玩意儿啊，真叫人不耐听。走，我带你去参观学校……”
我的脚简直不听我使唤，循着声音就走了过去，“您二位，听口音是天津人？”
正全情投入地编排美国佬的两人吓了一跳，他们转过身来，原来是俩小年轻。其中一位看起来根本还是个孩子，圆眼睛，翘鼻子，眼尾还有颗红色的小痣，他穿了件白底儿的文化衫，上面写着“轧你嘴”，颇有些不着调的劲头；另一位眉眼更精致些，大热天还穿了白衬衣，下摆规规矩矩掐在裤腰里，胸前挂著名牌，竟也是参会人员。
“您是……？”轧你嘴问道。
我从裤子口袋里也把名牌掏出来，自我介绍了一番。他们两个人都没读过我的小说，这更好，我想，我们便热络地聊了起来。
于是我得知，参会的人叫陈献云，是社会学系的学生，这次投的文章有关十七年时期的工人写作；至于孟时雨——就是那个“轧你嘴”，他本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暑假要留在这边忙一个项目，暂时回不了国。
“我们什么关系？”孟时雨嘻嘻哈哈地只是笑，大模大样揽着陈献云的肩膀，“陈博士，你和我什么关系呢？”
陈献云回答：“普普通通，乡里乡亲吧。”
“上巴黎讨生活呢，老乡。”孟时雨说着又开始乐。
陈献云一脸无奈，“你还没完没了，”他回头对我说，“其实我们是同学，在X中读了六年，一直都在一个班，后来大学又都去了北京。您别介意，他啊，就是这样，没正形。”
他们的熟稔隐隐有些排斥外人，却并不是互相占有，我有些羡慕地看着他们，并不拆穿他们孩子气的贫嘴。我们越聊越投缘，甚至，就连我那久已不用的乡音都冒出来，再次支配起我的舌头。不一会儿，我便也嘛啊，嘛啊地开起玩笑。这时候再叫人回去听学术话语便成了酷刑，我们一致同意，干脆出去找地儿坐下来吃饭，喝酒。
我们走出了学校。他们没有半点要奉承我的意思，自顾自走在我头里，两个人肩并着肩，孟时雨话多而密，叽叽咕咕，贫起来没完没了；陈献云则是见缝插针，在一片绵软的“是吗”，“可说”，“原来如此”中不时刺出一根针，一句话便能戳破孟时雨话里快活的小气泡。我几乎能想象出这两个人穿着校服走在滨江道的样子，孟时雨大概是连校服拉链都不拉的那类学生，敞着怀，露出里面花里胡哨的T恤，手里举着炸鸡排或是蛋筒，书包只背一个肩带，吊儿郎当地，边走还边踢易拉罐。至于陈献云，大约是规规矩矩地穿着全套校服，规规矩矩地背著书包，规规矩矩地走着路。但好学生会放学就逛滨江道么？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陈献云会陪孟时雨一起在午休时晃在操场上，放学又一块儿压马路。他们看起来这样亲，但凡孟时雨买了一枝糖堆儿，总有两三颗红果得进了陈献云的肚子。在我的虚构中，他们就是这样的关系。
我想得大概有些太过入神，以至于陈献云只好拉住孟时雨，停下脚步来等我。他亲切而柔和的目光叫我浑身不自在起来——男性长辈的角色我几乎没有扮演过，但面对这样来自故乡的年轻朋友，叫人又不能不勉强支棱起著名作家的的派头。我回忆着别人的做派，扬言说要请客，陈献云笑着推辞，倒是孟时雨，也不和我客气，随手在路边挑了一家吃海鲜的餐厅。
海外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坐在一起，好像不谈论政治就吃不下饭，喝不了酒。什么民运人士啊，政治异见者啊，仿佛人人都被国安抓进去过，但他们又或者支持川普，或者支持哈耶克。
幸好孟时雨似乎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我是从他的衣着看出来的），而陈献云又惯爱迁就着他。于是我们默契地绕过了宪法啊运动啊一类的话题，我讲了些文坛上的八卦，然后言语便一路向着东方奔去，直奔进天津市里。他们听说我久未回国，忙叽叽喳喳地讲这些年的变化，什么老城拆迁，海河治理，还有细细碎碎的早点价格，花鸟鱼虫，说相声的谁谁谁老了退了，老城里的钙奶汤圆搬去了何处。
我们尽情地怀旧，躲进温暖的回忆，时间往回一直流，流到梦一样不真实的过去。
或许我到底老了，一个不留神，便讲出一句陈词滥调：“你们年轻一代到底比我们幸福。”
“我们幸福？”孟时雨冷笑了一声，“物质上或许吧，我承认，我没饿过肚子，也没受过冻。但要说幸福，那可不见得。”
他的语气那样尖刻，让我不由得好奇起来，“人想要获得完全的幸福，当然很难，”我说，“但要说不幸，你们90后的不幸能有什么？爱情上的挫折，再不就是学业上的压力。网上不是说，你们是随着国家崛起的一代，是享受到经济腾飞红利的一代。”
孟时雨大声说：“那您呢？您这一代人，大概早年在物质上稍稍吃了点苦，但你们至少还上过广场，还做过些民主自由的美梦。我们……嗨，算了，您不在国内也不明白。”
“说吧，”我恳求道，“说下去。”
孟时雨却不说话了，一个劲挤柠檬。
“不如这样，”白葡萄酒的酒精比我想的要强烈，它偷偷解开了我那件名为成熟大人的戏服扣子，“事实胜于雄辩，我们一人说一个不幸的事。”
孟时雨撇了撇嘴。
陈献云切了口龙虾，咽净了，放下刀叉。他开口笑着打破了冷场：“那我先来？”
“我就说个不幸的爱情吧。我年纪小，到现在也才交往过一个对象。他比我年长很多，成熟又有见识，而且他对我很好，有时候简直像宠爱一个孩子，无论我想做什么他都不反对，如果我真的想要天上的星星，”陈献云顿了顿，自嘲地扯了扯嘴角，“说不定他会冠名一颗给我。”
“只是有一点——他不止对我一个人这样好。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后天王二麻子，没完没了，来者不拒。”
“我刚发现时，气得想死，但他说，哎呀，宝贝，年轻人不要老古董，老封建，这都正常的。我也搞不明白，这哪里正常了？他就给我举例，这个总那个总，谁不是养一大堆人。又不是当真要谈恋爱，他说我实在没必要较真。”
“我有时气得狠了，夜里躺在他旁边，甚至想一刀捅死他算完。我就不明白，要是人人都和我一个想法——‘大不了一命换一命’——他们怎么敢随随便便和这么多人睡一个枕头。他们不怕吗？我真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