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道 (五泉溪)

　　老齐大讲他的“为官经”。说官场是个随大流的地方，无论做什么事请只要跟随大流走，就不会出问题。官场又是个“欺生”的地方，初涉官场资历浅根基不牢，无论工作如何努力，在表彰和荣誉面前大都要靠边站，因为这些表彰和荣誉，往往不是对某项工作的肯定，大多是对某个领导的奖励，或领导实施的一种平衡，这就是“欺生”。官场还会“捏软”。据他观察领导通常在两种情况下会“捏软”：一种是想杀鸡给猴看。当下的工作不是领导们坐在主席台上发号施令就能完全解决的，有些共性问题涉及机制体制，有些涉及层级和流程，都知道船弯在哪里，又无能为力解决，而政府的很多工作都是跃进式推动型，不容讲时间讲价钱，如果工作出现搁浅或停滞，领导就会急头怪脑拿下面“说事”，“说事”就说相对软的那个，所谓的杀鸡给猴看。另一种是“树威”需要。某些领导为从一个侧面显示一下自己的强硬，时不时在满筐的柿子里找软的捏一捏，软的那个就做了领导增高的垫脚石。
　　袁风从心里升起一丝敬佩。给老齐敬了一杯酒，笑着问我算哪一种情况呢？老齐说你属于我说的两种情况之外的情况。袁风问什么情况？老齐犹豫了一下，说你的软，不是人软，是过分谨慎，谨慎到演变成软弱了。老齐的话点到他的穴位上。袁风心里佩服嘴上不愿承认，却又想听老齐的点评，绕了一下说，我怎么有点听不明白？老齐说你这个人吃亏在总想把自己的那个圈都画圆，做四面净八面光的人，对上级对下属对同僚都想博得好感，该怒不怒，该威不威，一味好好先生，虽然得到一点虚名，也把自己搭了进去。都以为你有弹性有容量，把不敢倾倒的倒给你，把不该卸载的卸载给你。这样你人品的高地就成了人们倾泻的污水的低洼处，难怪下属有恃无恐撕你的述职报告，也难怪老陶敢在你的一亩三分地上刮风下雨，让你做了我之后的第二。袁风说难道我低调为人，谨慎做事成了错？老齐摇了摇头，说关键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把握个度，超过了度就发生质变。谨慎做事在那个度内，别人会当成心细、周全、克己；过了度，就成了胆小怕事，甚至误为软弱。袁风也无奈摇摇头，说我其实被当成了软弱可欺了。老齐咂咂嘴，说官场不养有人性的官，有人性的往往没有好下场，像我。但在官场混，没有一点个性，反被误读成能力不够的表现，所以偶尔露峥嵘表现一下显示一下，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护身的铠甲。如果老邵认为你敢踢敢咬，该闯红灯就敢闯红灯，不会轻易在你那里进行职位分设，老陶更不会敢鼓动黄简与你扛膀子。袁风说我现在就是给了他们这种印象。老齐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袁风问怎么个补法？老齐奸笑了一下不再说话。看袁风低头心事重重，停顿了一会，主动开腔说，既然老邵和老陶都认为你的头好剃，剃了也就剃了，但你要给他们感觉到剃了不能白剃，你老袁不是蹲着尿尿的。袁风摸了一下脸，说毕竟他们都是领导，尤其老邵还是一把手，“戴帽”和“摘帽”在他那里就是一句话，别上树没有掏到斑鸠，却被马蜂蛰了一头疙瘩。老齐一脸不屑说，当领导的都知道找软柿子捏，杀鸡儆猴，你怎么不能行而效之？袁风抹了一下脸，问怎么行而效之？老齐问老邵和老陶相比，谁算软柿子？袁风说当然是老陶啊。老齐说就从老陶入手给老邵看。袁风一下子明白了。觉得老齐对官场的道道摸得透透的，却走的是旁道，笑着说你真的很另类啊。老齐仰着头笑个不停。
　　袁风回到办公室，把老齐的话品了又品，觉得他的话好像有备而说。
　　老齐对老邵有意见，话里有鼓动的意思，但他的话也不无道理，自己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很大成分是老陶的原因。老陶既然不从工作的角度出发去职位分设，说明分管工作的好与坏无关紧要，那么自己就不需喘着粗气拉车，更不需为他装点门面，而且有必要拉拉倒车，让城建工作拖一拖全区的后腿，对老陶是一个提醒，对老邵更是一个提示：在职位分设之前城建工作是什么状态，分设之后又是什么样的状态，两下一对照便不言自喻。且还可以踩踩老陶的刹车，让他在即将到来的市区换届中处于被动，至少城建工作这一块出了问题，等于给他按了暂停键。反正自己是王瘸子的腿就筋了，工作的好与坏无所谓。
　　袁风把乔福长叫到办公室。说你和小凌的事，我心有余而力不足，让小凌背了一个处分。但大江却因祸得福，要调他去区委办公室工作，老陶已经电话通知了我。乔福长从沙发上猛地站起来，挥了一下胳膊想说话，没有说话。袁风说你的心情我理解，这种情况搁在谁身上谁知道疼，说句实话，我当局长的也未必能有你这样的涵养。乔福长低头吸烟。袁风不经意翻着报纸，瞥了他一眼，正好反说道：福长啊，作为兄长奉劝你几句，人在屋檐下该低头要低头，老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大江抱的是上面的粗腿。乔福长吸了半支烟，情绪比刚才平静了许多。袁风从桌柜里拿出一包包装精美的雪茄，扔到他面前，说这烟是别人出差回来带给我的，我嫌劲大一直没有抽，你尝尝。乔福长把手里的小半截烟深吸几口，摁灭在烟缸里，把雪茄点上吸了三口，开始咳嗽，就停下来拿在手里。袁风说有时候你要想开，有些事情上面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诸葛寺村上访不断，成了区领导最头痛的事，安排大江去党委办公室工作，在某种程度也是照顾大江父亲的情绪，目的是让他停访息诉。
　　袁风这么说，乔福长心里更不是滋味：都知道小凌的堂哥是区长老凌，大江的父亲是村里的干部，小凌与大江相比本不在一个级别上，但较量的结果是，大江不仅把小凌捎带上背了处分，而且还摇摇身进了区委重要部门，犹如打过他的左脸，又打了他的右脸。乔福长拿着手里的雪茄用力吸了几口，抬起头看了看袁风，无奈地摇了摇头。袁风把报纸放下，说这种事情嘛也不能一味怪罪邵书记，兴许是身边的歪嘴和尚念的经。凌区长虽说是小凌的堂哥，越是亲戚越要避嫌，不便在这件事上说三道四，区里难免还有与凌区长抵头唱反戏的领导，趁虚在邵书记耳边嘀咕。乔福长听懂了局长说的那个嘀咕的人是老陶。
　　袁风之所以要把老邵从这件事上摘出来单独说老陶，是权衡过利弊的：他在仕途上还有长的路要走，不能像齐雁飞那样无所顾忌绝了后路，老邵是一把手，纵然对他有诸多不满，却不能使出来，除非从心底想彻底离开官场。老邵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在煤都区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只要在仕途的路上走，就要爬他的雪山过他的草地。老陶就不一样，老陶不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像老陶这一级的领导，离开了地球照转。
　　乔福长说想想这件事肚里憋屈。大江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大江不来上班，还在下面使反劲做小动作，结果被重用，而我在拆迁办累的毬长脖子细，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却落到这种地步，不知道领导们到底是怎么想的？袁风说我是局长看在眼里；看在眼里也只能看在眼里，不能替你解决个人的实际问题。我和你落的下场不是一样吗？蛮着劲拽磨拉车，最后还不也是挨了一磨杠。乔福长从局长的话里得到一丝鼓动，把雪茄往烟缸里一跐，骂道：这活以后谁还毬干!袁风眯着眼说想歇就歇歇吧，歇了也好，让领导们知道我们重要性。我们不是坐在岗位上两根指头揉面，磨洋工哩。乔福长说扶辘轳不扶井绳的事谁都会做。
　　乔福长回到拆迁办开会。说拆迁的工作是政策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宁愿慢一点拖一点，不可有纰漏和失误，谁出了问题谁负责。这么一讲，大家都清楚主任的用意，把拆迁的进度缓了下来。拆迁办松松垮垮不在后面催着，村里的拆迁便停了下来。拆迁本身就是推推动动拨拨转转的工作，拆迁办在上面一打滑，村里的拆迁完全陷入停滞状态。
　　村里的拆迁影响到旧村改造的进度。老梅犯了愁，给村里打电话问原因，苗得雨说不是村里的驴不走了，是拆迁办的磨不转了。这件事需要找老陶协调，他分管这项工作。老梅又给老陶打电话。老陶说拆迁是归我分管，但直接负责的领导是袁风，要想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隔不了他的手。老袁最近对我有意见，啥事都打别。老梅说我给老边打电话，让他给老邵施压。老陶说我个人认为这种办法不妥，老边毕竟是□□，留着关键时候协调大事吧。老梅问下一步怎么办？老陶说最好的办法是你亲自出面，把相关领导召集在一起吃个饭。以你现在的影响，这样的饭局很容易召集，只要抓住邵书记，下面的事便迎刃而解。老梅就按老陶的主意设了个饭局。
　　参加饭局的有区委书记老邵、副区长老陶、局长袁风。老梅本想一船撑的，连区长老凌也在所请之列。征求老陶的意见，老陶说这样做效果不好，老邵和老凌虽说能坐在一条板凳上，但不能代表两人对什么都不在意，不如把两个人分开宴请，把聚光灯打在一个人身上。龙多了不下雨，不下雨在心理上，都成了龙，谁还去下雨呢？老梅就只请了老邵一人。老梅为显示对老邵的重视，没有打电话亲自去老邵办公室面请。老邵问参加饭局的范围，老梅说小范围的，除了老陶还有城建局老袁和党委书记老黄。老邵说老黄就不要去了，老袁一个人能拍板。老梅把黄简抹了下来。老邵这样做是怕刺激到袁风，毕竟职位分设之后还没有平衡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