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 完结+番外 (Valerian)

　　不，看在上帝份上，他不知道。
　　“你快要死了。”安东把这句话像砖头一样砸到海因斯脸上，“你的机师很可能已经被炸成跑道上的一堆垃圾。我打算赶在天亮前出发去的黎波里，剩下的汽油能撑多久就是多久。在走之前我必须——用你们的话是怎么说的？剪掉松脱的线头。”
　　应该是“绑紧松脱的线头”，海因斯并没有作声。先前友好气氛消失了，就像一层柔软的绒布被掀开，露出下面的锈迹斑斑的手术器械。他把手搭在额头上，那里的皮肤发烫，又或者这是因为他的手心冰冷。
　　“海因斯。”
　　“是的？”
　　没有下文，安东·索科洛夫直接把他架起来，半拖半扶地往外面走。有那么可怕的半分钟，海因斯认为他要提前“剪线头”，往他的后脑开一枪，把尸体留在这片寸草不生的砂岩地里。随后他终于听见了安东几分钟前就察觉到的声音：直升机旋翼，逐渐靠近，压过了远处逐渐稀落的炮火。
　　他在手术台上停止心跳三十五秒，罗杰后来告诉他，坐在床边，用折叠小刀削一个苹果；走廊上传来药品推车的哐啷声，有人在低声交谈，听上去就像砂纸互相摩擦。还有，“大个子德国人匆匆忙忙地走了，像是有食人鱼在咬他的屁股，甚至不愿意让护士处理一下头上的伤口。”
　　“他不是德国人。”
　　“什么？”罗杰心不在焉地问，舌头咬在上下排牙齿之间，盯着刀尖。
　　“我说我需要吗啡。”
　　罗杰把削下的果皮捞起来，在海因斯眼前晃动，“看看这个，康纳，告诉我你从没见过这么完整的苹果皮。”
　　“见鬼，把它拿开。”
　　前邮航机师大笑起来，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只斗牛犬。
　　——
　　上头的命令下来时，就像以往任何一次那样，信誓旦旦，然而模棱两可。他们先把海因斯挪到伦敦，宣布“过一段时间”会安排飞机把他送回大西洋对岸，自然没交代“一段时间”是多长一段，三天，两年，还是六百公里。当使馆人员谈到“他们”的时候，如果压低声音，说两个字就假装咳嗽，那“他们”指的是聚集在国会山的那一群高尔夫俱乐部资深成员；假如语调轻蔑，配有耸肩动作，那“他们”指的是后勤处。
　　负责在伦敦“照看”他的是个细声细气的文员，看起来在三十岁上下，头顶的毛发已经有危险的稀疏趋势。“邓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自我介绍道。大半个月过去，海因斯依然不知道这是他名字还是姓氏。当他字斟句酌地问起，返回美国的航班有没有可能安排在本周时，邓肯露出耐心的微笑，就像人们看见猫坚持不懈地攻击镜子时那样。
　　“没有什么航班，海因斯先生。他们决定把你送回波恩。”他耸了耸肩。
　　“波恩？”
　　“杰拉德说这样更‘经济’。”
　　海因斯并不知道杰拉德是谁，但这并不妨碍他认为这人是个蠢货。他从卢顿机场起飞，降落波恩的时候风雨交加。罗杰和一辆布满刮痕的大众等在停机坪边缘，伞一点用处都没有，两人从肩膀以下都湿透了，冷得发抖。山峰彻底被低垂的雨云吞没，雷声从远处传来，很微弱，像隔墙听见的鼓声。
　　车没有在通往巴特戈德堡的路口转弯，而是继续往前，驶向波恩市区。他们让你住在鸟屋里，罗杰对落满雨水的挡风玻璃说。海因斯已经把暖气旋钮拧到最大，但两人说话的时候也还是能看到白气。做几个月案头工作，写报告，去议会旁听，或者打瞌睡，随便你，我就从没见过有多少人清醒地坐在旁听席上的。
　　“鸟屋”是栋乏善可陈的平房，用于接待那些不值得让大使馆多花时间的低级别雇员，偶尔还有令人生疑的“时政记者”。医生承诺每两天来一次，但事实上一次也没有来过。罗杰周末拜访，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带着太太和儿子，送他们去买袜子、蜡笔套装、儿童球拍和一个五岁男孩需要别的什么玩意。
　　“一个小小的问题，小，但是稍微有点烫手，姑且这么说，等等。”第一瓶啤酒喝到一半的时候，罗杰说，在公文包里摸索着什么，海因斯原本以为是一封信，等他抚平了纸张，才看出那是张照片，一个黑白的安东·索科洛夫严厉地看着他们两个，“这是那个把你抬上直升机的好朋友，不是吗？那个不乐意给伤口消毒的白痴，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助理，在签证处工作，我听说。”
　　海因斯没有回答。这是个周六下午，屋后的草地上有群小孩在踢球，发出兴奋的尖叫。
　　“有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吗？”
　　海因斯拨弄着啤酒瓶盖，“他是彼得的其中一个孩子，我想，我们在伯尔尼见过。我不知道他会在贝鲁特，纯属意外。”
　　“仅仅是‘工作关系’，我们能这么说吗，康纳？”
　　他把瓶盖弹到草丛里，“我们能这么说。”
　　罗杰审视着他，好一会，然后把照片揉成一团，塞回衣袋里。海因斯拿起啤酒瓶，碰了碰他的。
　　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早上往往被枯燥无味的外交电文占满，下午则用于归档签证处送来的文件。每周一次，他步行去市政厅参加例会，纯粹是为了咖啡和那些切成拇指大小的柠檬蛋糕。在外交金字塔底端摄食的助理、秘书和通讯员们在这里聚集，听从柏林来的这个或那个官员念大同小异的讲稿，没有一个人看上去是自愿出席的。
　　海因斯总是坐在最靠近出口的位置，一般是最后一排，如果那里已经有人了，他就挪到紧邻走道的座位上去。在他第六次走进这个令人压抑的大厅时，安东·索科洛夫就坐在那里，笔记本摊开在大腿上。他又打了一条灰色的领带，外套搭在椅背上，戴着一顶难看的毡帽，需要遮住脑后的伤口，海因斯想。安东侧过身，目光落在海因斯身上，“早上好。”
　　海因斯点了点头。一个他见过几次面的法国人叼着还没点燃的烟走进来，坐在前排。安东略微提高了声音，像是故意要让周围的人听见。
　　“他们准备调整煤炭的出口限额，我猜你已经听说了。”
　　他没有。“当然。”
　　发言人敲了敲麦克风，它发出刺耳的电流声，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对话自然而然地终止，没有谈论天气，也没有“很高兴看见你还活着”，毕竟在任何正式记录里，他们都从未踏足过黎巴嫩。人们应该和一个委婉地威胁要像放倒病马一样处决你的苏联人说些什么？煤炭出口限额，显然。
　　到午餐时间，人们像躲避空袭一样迅速撤离。他们并肩走到走廊上，互相询问对方关于餐厅的意见，直到和其他外交动物拉开了足够远的距离，他们才握了握手，敷衍了几句客套话，朝相反方向走去。
　　

　　☆、Epi.08

　　安东远远地就看见了那个美国人。
　　彼得会说“他能当个棒极了的小偷”，在他的词典里，这是一种赞美，意味着他也能当一个棒极了的间谍。“从来不需要一个隐形人，”彼得会接着说，把烟丝卷紧，“我们需要的是每个人都看见了，却没有留意到的人。”
　　没有人会多看海因斯一眼，廉价的灰色风衣，没有熨平的长裤和穿旧了的皮鞋，没什么值得留意的。他只有在扮演亚历克斯的时候才打领带，半温莎结。他今天戴着眼镜，就安东所知，他的视力并没有问题，也许这两片玻璃是一个提醒：你现在是个百无聊赖的使馆雇员，不是别人。海因斯在楼梯平台上停下来，瞥了一眼手表。安东知道他发现自己了，但还是假装没有留意。一个幼稚的游戏，谁首先打招呼就输了。安东坐在原处没动，等他过来。
　　“你再没有别的领带了，是吗？”
　　“没有预算，”安东替他拉开椅子，“你来早了。”
　　“显然还不够早。”海因斯把脚搭到前面的椅子上，“又一天，嗯？”
　　安东盯着墙上的一块光斑，“我不太确定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们被困在波恩，直到我们变得衰老、迟钝和肥胖。你从没这么想过吗？”
　　“从没。”
　　“你太无趣了，安东·安德烈耶维奇。”
　　空无一人的议会大厅里，一个瘦小的影子在扫地，像某种勤恳的带翅昆虫，在柱子规整的阴影之间缓缓挪动。
　　“我有一个疯狂的主意。”海因斯说。
　　安东等着。那个佝偻着的影子消失在走廊里，一扇门砰然关上，回声不绝。
　　“我的西班牙家庭女教师，我是说，罗杰，今天到捷克去了，又或者是波兰，我没在认真听他说话。这意味着鸟笼的门开了，我能跑到山坡上唱歌，又或者请新朋友喝一杯。我们可以谈谈，你知道，贸易。”海因斯侧过身，看了一眼大门，走廊仍然空荡荡的，“如果我们现在就走，没有人会发现我们来过。”
　　说不，他想象中的彼得严厉地说，使劲用拐杖敲打桌腿，拒绝他。
　　自离开莫斯科以来的第一次，安东没有听从这个声音。
　　——
　　“鸟屋”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没有窃听器。因为不是安全屋，自然也没有值班特工和街对面看似忙碌，实则负责监视的肉店老板。没有人看见本应出席听证会的贸易助理提前回来了，也没有人看见他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