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 完结+番外 (Valerian)

　　流浪汉看着他们靠近，假如他有什么表情的话，都藏在蓬乱纠结的胡子和头发下面了。格里夫斯在他旁边坐下，打开野餐篮，逐一取出威士忌、乳酪、苹果、面包卷和裹在锡纸里的火腿。“教授”大笑起来，听着像兴奋的狗吠，伸手拿起酒瓶，塞进鼓鼓囊囊的大衣里，对格里夫斯说了什么。
　　“至少我们知道烈酒让他高兴。”海因斯说。
　　“他问我们是不是又在找人。”
　　“跟他说说我们的男孩。”
　　流浪汉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飞快地说着话，伴着夸张的手势，格里夫斯时不时回答一句si，催促他说下去。海因斯倚在路灯灯柱上，等这场雪崩般的独白结束。
　　“他说他从不忘记一张脸，好记忆是他的谋生手段，”格里夫斯开始翻译，“这个叫克里斯滕的男孩，他见过照片，大概两三天前，有人像我们一样在找他，很大方，承诺给他五十里拉，一个他不认识的波兰人，但他大概知道这个人为谁工作。”
　　“谁？”
　　格里夫斯犹豫了一下，“他想先要五十里拉。”
　　海因斯点点头，酒吧老板摸出几张钞票，看着它们消失在流浪汉脏兮兮的大衣里。“教授”撕开锡纸，把火腿塞进嘴里，说了一个名字。
　　“伊戈·卡扎斯基，”格里夫斯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一只码头老鼠，矮个子，总是戴着绒线帽。他说他不知道伊戈住在哪里，但我们可以问问救世军商店的人，他妹妹在那里工作。”
　　救世军商店是个逼仄的洞穴，堆满待售的捐赠物，看店的是个穿着救世军制服的老太太，听见卡扎斯基这个名字就皱起鼻子，像是闻到了死鱼的气味。“如果这又是因为赌债。”她开口。
　　海因斯冲她微笑，向她保证这和赌债无关，声称自己是个从布鲁塞尔来的人权律师，为一个慈善项目工作，正在为战争受害者们寻找失散的家人，卡扎斯基先生和他的妹妹很可能有一个在华沙的叔叔，他十分需要和他们谈一谈。
　　“但是这不可能，”店员惊讶地挑起眉毛，“卡扎斯基一家是从乌克兰来的。”
　　您当然是对的，海因斯温和地让步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想见一见卡扎斯基先生，以便彻底排除这个可能性，毕竟这关系到一大笔遗产。
　　半小时之后他们站在了一栋破旧的公寓外面，门前扔着几个长满杂草的花盆，一辆生锈的单车靠在墙边，前轮已经不见了。挂锁形同虚设，海因斯踢开了门，走进昏暗的起居室。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格里夫斯的声音从背后传来，紧接着是响亮的哐啷一声，他碰翻了垃圾桶。
　　一张孤零零的沙发摆在吊灯下面，茶几上堆着空啤酒罐和捏扁的烟盒。“现在，亚瑟，”海因斯挪开装着毛线和棒针的篮子，在沙发上坐下来，“我们等着。”
　　——
　　外面很安静，仿佛也在屏息等待。偶尔出现的脚步声也匆匆忙忙，急于离开。从落满灰尘的窗户透进来的光线逐渐倾斜，拉长了影子。在黑暗之中，旧房子的各种声响变得异常明显，木板的嘎吱，老鼠磨牙的声音，水管在砖墙里的轻微颤动。
　　远处有人在哼歌，完全走调了，听不出来是什么。门锁咔嗒一响，没上油的铰链摩擦出干涩的声音。站在门口的影子如此瘦小，像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伊戈·卡扎斯基打开了灯，愣住半秒，转身逃跑。格里夫斯伸腿把他绊倒，海因斯抓住他的手臂，扭到背后。膝盖压着他的后腰。
　　“幸会，”他用俄语说，“卡扎斯基先生，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关于你的克格勃雇主。”
　　小个子挣扎着，脸涨得通红，灰色绒线帽落到一边，“你们是谁？”
　　“游客。”海因斯回答，“我知道你在为索科洛夫工作。”
　　“没听说过这人。”
　　海因斯用力一拧他的手腕，小个子尖叫起来，“想清楚一些，卡扎斯基先生。”
　　“我只是收了钱！”卡扎斯基叫道，声音发颤，“让赌场守门人转交给我的，一百二十里拉，我敢肯定那条脏狗私吞了至少一百里拉，条件是我和我的小扒手们盯紧码头，帮他们抓一个美国人。”
　　“‘他们’是谁？”
　　“苏联人！见鬼。”
　　“索科洛夫在哪里？”
　　一家倒闭已久的地中海餐厅，那里有个酒窖，他们把美国人关在酒窖里，其余的他都不知道了，审讯不合他的胃口，而且现在也没什么可以做的了。瘦弱的乌克兰人半边脸被压在地板上，像鱼一样张合着嘴，“苏联人今晚离开热那亚，飞机还有一小时就起飞了。”
　　

　　☆、Epi. 16

　　16.
　　总共有三组审讯官，莱昂得出结论，索科洛夫每次都是一个人来的，其余的都是两两组合，频繁地更换搭档，让他记不清上一次来的是谁。他们重复一模一样的问题，得不到答案之后就离开。莱昂沿着墙壁摸索，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再走回来，纯粹是为了避免在黑暗中发疯。椅子是固定的，不管他怎么拉拽都一动不动。门这一边的把手被凿掉了，钥匙孔本该在的地方是一块焊死的金属。墙上嵌着某种木架子，莱昂摸到了被磨得光滑的凹痕，也许是用来存放葡萄酒的。一个地下室，他想，棒极了。
　　他不知道时间，每次审讯的间隔越来越长，拷打更加频繁，莱昂在这四面沉默的墙之间转圈，手指擦过凹凸不平的砖墙，酒架光滑的木头，一颗突出的钉子，冰冷的铁门，然后又是砖块。再后来他没有站起来的力气了，缩在墙角，舌头轻轻顶着被打松的一颗臼齿。他想象着一辆车停在农场前，面无表情的秘书走下车来，帽子拿在手里，很遗憾，克里斯滕太太，你的儿子去世了。他思忖着后勤处会选一个怎样的理由，车祸，急病，劫案，滑雪意外，很可能是车祸，车祸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惨不忍睹的尸体。他继续想象母亲常去的那个会众寥寥的卫理公会教堂，他们会在那里哭泣和祈祷，对热那亚一无所知。
　　灯光在门再次打开的时候涌进来，异常明亮，犹如一场小型爆炸。莱昂紧闭着眼睛，扭头躲避光源。两双手抓住了他，重新给他戴上手铐，押上一段楼梯。窗户上钉着木板，他短暂地从缝隙里瞥见了即将熄灭的夕阳，随后眼睛就被蒙上了，布条绑得很紧，把他肿胀的左眼压得生疼。两个沉默寡言的□□者把他推上车，门重重关上。
　　他不知道车开了多久，也许是四十分钟，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没有人说过话，两双手自始至终攥紧他的手臂，好像他有办法从高速移动的汽车里逃跑似的。车里有股清洁剂和腐肉混合的难闻气味，好像有人不久前才把染血的座椅统统拆出来，使劲擦洗过一遍。轮胎碾上碎石，喀喀作响，他们拐了个弯，停了一会，有什么人下了车，过了一会又回来了，继续往前开。一下重重的颠簸，车子重新驶上平整的路面，停了下来，不再动了。车门打开，一双手把他推了下去，带咸味的风迎面扑来，码头，莱昂想。
　　随后他听见了喷气式引擎低沉的轰鸣，没有船能发出这种声音。莱昂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者一左一右地把他架起来，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不，他意识到，这念头像冰水一样让他浑身发冷，这是个机场。
　　——
　　时针指着六点，但区域调度员那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永远是深夜。电话响了起来，左手边第一个，领事起身准备出去，普利斯科特打了个手势，让他留在原处。
　　“什么飞机？”沉默地听了许久之后，他问了第一个问题，直接把烟头摁熄在木头桌面上，“韦斯，让他指挥这件事，虽然我不乐意这么说，但海因斯比你在行。我会和意大利人谈谈，看看他们能做什么。听着，”他站了起来，电话线绷紧了，“别让索科洛夫登上那架该死的飞机，哪怕把机场炸平。不要留活口，免得让莫斯科拿糖果来把这只害虫换回去——不，人质恐怕不是我们现在要关心的，只是个见鬼的发报员罢了。还有一件事，韦斯。”
　　普利斯科特把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重新点了一支烟。
　　“等这场闹剧结束，逮捕海因斯，把他送到巴黎，不要耽误，我会确保他在牢里关上几年。别搞砸了。”
　　他用力把听筒砸回原处，深吸了一口烟，看了领事一眼，皱起眉，好像已经忘了有这么个人坐在对面。“萨姆，萨姆，萨姆，”他像唱歌一样哼着这个名字，掸落烟灰，又换上了那副温和的、告解神父般的神色，“你和我会不会被发配到世界尽头，就看今晚了。”
　　——
　　日光正在迅速消失。
　　酒吧的小货车在碎石路上颠簸，驾驶室那一侧的车门上画着一只睡在船锚旁边的狗。这车平常是用来运送饮料和蔬果的，装啤酒的塑料箱子还堆在货厢里，互相碰撞，砰砰作响。开车的是海因斯，年轻的探员坐在后排，瞪着前方，好像被什么别人都看不见的东西吓呆了。他年长的同僚在副驾驶座上摆弄枪支，把弹匣退出来，又退回去，不停地咔嗒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