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 完结+番外 (Valerian)

　　他允许自己在这画面里沉浸了几秒，然后发动了汽车。他和热那亚之间还隔着超过一千七百公里的山地、平原和狭长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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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负责监视的两个日班探员看来，这个苏联领馆雇员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无趣的目标，甚至超过了他们去年夏天在安卡拉盯梢过的社会学教授。A. A. 索科洛夫，档案上这么写，受雇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再往下几行，跳过毫无用处的外交通讯录摘抄，还有人用绿色墨水装模作样地标注了一句极度危险。
　　然而索科洛夫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极度危险”的地方，以这两位探员的经验看来，“极度危险”的目标们往往平凡无奇，仿佛这是他们天生的伪装。两位探员都同意，索科洛夫看起来比照片要憔悴得多，这档案想必很久没有更新过了。他的生活如此规律，就像在跟踪一个钟摆：六点半从公寓里出来，不论晴雨都穿着满是折痕的旧风衣，从不打伞。六点四十五到五十之间到达领事馆，和门卫打招呼，消失，直到下午六点半才会重新出现，返回公寓。探员们的小货车停在街角，车门和货厢都漆着土耳其邮政的标记，每隔一小时移动一次，缓缓绕着领馆转出一道不怎么规整的圆形轨迹。晚上会有另一辆车来接班，屏息静气地缩在路边的阴影里，像某种长有复眼的昆虫，盯着那个挂着棕色窗帘的窗户。
　　只有三次例外，第一次是参加大使馆举办的小型交响乐会，探员们紧跟着他，在安卡拉待了两天，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索科洛夫对音乐会的态度和其他外交人员一样，既不显得厌倦，也不显得过分感兴趣；第二次是烟馆，其中一个探员换下了邮递员肥大的外套，穿上油渍斑斑的工装裤和衬衫，跟了进去，像任何一个好□□那样点了苹果汁。他和索科洛夫之间只隔了两张椅子，假如有接头人出现，探员也能看清楚这个人的长相，然而索科洛夫只是买了一杯伏特加，和酒保说了两句无关紧要的话，把酒喝完，离开了这个烟雾弥漫的史前洞穴。第三次是港口，日班探员们看着他走进海关办公室，十分钟不到就出来了，径直返回领事馆，他们尽职尽责地拍了些照片，与其说发现了什么线索，还不如说是为了向普利斯科特交差。
　　事态急剧恶化的那天和别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日班探员像以往一样把邮政小货车开到索科洛夫的公寓对面，夜班探员的车还在原处，一动不动，这不太对劲，他们理应立即离开。两位日班探员对视了一眼，决定再等两分钟。
　　十分钟过去了，索科洛夫并没有如常从公寓里出现，车也依然僵在原处。日班探员们下了车，小心翼翼地接近那辆小小的阿尔法罗密欧。
　　车里空无一人，方向盘和皮座椅上沾着血迹，挡泥板和人行道上也有。两个探员像西班牙水猎犬一样循着血迹找去，在小巷里发现了他们不幸的同僚，两个都昏迷不醒，双手绑在背后。
　　没有人想回忆接下来的混乱，本地中情局联络站的负责人被叫来了，一封加密电报也送到大使手里，打电话给警察局里的朋友，那个朋友再打给另外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再打给海关里的朋友，又被转接给机场的朋友。询问从昨日凌晨到今早六点之间所有出港航班，询问可能的目击者，询问不耐烦的塔台调度员。
　　“一架注册在波兰的飞机，”调度员的回答混杂着电流噪声，“凌晨两点起飞，只有一个乘客。”
　　“目的地？”探员们追问。
　　“热那亚。”
　　“意大利的热那亚？”一个探员反问，几乎喊叫起来，好像暗自希望土耳其境内偷偷藏着一个热那亚似的。
　　“当然是意大利的热那亚，先生。”
　　探员们挂上电话，开始激烈争辩谁应该去面对普利斯科特的怒火。
　　

　　☆、Epi.14

　　14.
　　派翠西亚号缓缓靠近热那亚的圆形港口。
　　先出现的是山丘，在一月份里，它显现出一种冷漠的棕褐色。假如这是个没有风的晴天，人们能看见烟从隐藏在枯树里的房屋里袅袅升起，装点干燥无云的天空，但今天不是这样的日子。今天潮湿而晦暗，深冬的灰色云层悬垂在海面上，像湿透的舞台幕布。接着出现的是防波堤，从这里开始，水手们已经可以闻到海港的气味，垃圾，人群，湿木头，淤泥和泄漏的柴油。当派翠西亚号放下船锚的时候，残余的日光彻底消失了，热那亚显露出她深浅不一的阴影，被海风吹得发黑的建筑外立面，乞丐和□□，目光呆滞的搬运工。没有人留意从货船上下来的年轻人。
　　“美国人。”关员瞥了他一眼，粗短泛红的手指一页页地翻着护照。
　　莱昂不确定这是问句还是陈述句，于是露出他能力范围内最殷勤的笑容，点了点头。关员用意大利语问了句什么，冲莱昂的黑色帆布包扬了扬下巴，美国人四处张望了一下，才把目光转到上述帆布包上，“抱歉，我不会意大利语。”
　　关员转过头，冲身后的办公室喊叫了一句什么，也许是个名字，里面有人大声回答，每个单词都像一颗飞溅的碎石。胖墩墩的海关官员转了回来，换上了一种黏稠的英语，“这是全部行李？”
　　“是的。”外套应该刚好能遮住枪柄，莱昂祈祷它能。
　　“打开。”关员甩出一个词，双手做了个拉扯的动作。
　　莱昂打开布包，按照关员的指示一一取出里面的物件，钱包，揉皱的票据，铅笔，线圈便笺本，一条卷起来的围巾，一个没有装饰的小木盒。关员伸手拿起木盒，晃了晃，它发出喀嗒喀嗒的声音。
　　“别碰它。”莱昂脱口而出。
　　关员眯起眼睛，额头堆起层层皱褶，“为什么，霍普先生？”
　　“这是，”他结巴起来，于是清了清喉咙，“我不想看见它。这是我祖母的订婚戒指，两年前我把它送给我的未婚妻，一个在克里特岛出生的姑娘，先生，我是个外国通讯记者，经常旅行，过于经常了，在她看来。”他停顿了一下，观察着关员的脸色，“一个月前她把戒指还给我了。我不想再看到它，我还没准备好。”
　　“为什么来热那亚？”
　　“我不知道，我只想离开希腊，选了最早开出的一班船。”
　　对方的脸色柔和下来，“她叫什么名字？”
　　莱昂一把抓住跳进脑海的第一个名字，“安娜。”
　　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关员摸了摸心口，表示同意。他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那不勒斯姑娘，愿意把心和眼睛一起挖出来送给她。当地会计师的小女儿，世界上最迷人的姑娘，非常虔诚，每年圣诞节在施粥棚做义工，唯一的问题是她和一个推销员结婚了。关员把木盒还给他，“你可以走了，霍普先生。”
　　莱昂用上了所有的意志力才没有撒腿狂奔。
　　广场静默而空旷，喷泉排干了水，只剩一堆灰暗的花岗岩，池底堆着风干的泥和被风刮来的落叶。“麦卡伦先生以前来过热那亚吗？”他问过船长，那时候货船离港口只剩一天航程。
　　“两三次。”
　　“他提到过热那亚的朋友吗？”莱昂追问，跟着他走进引擎室。
　　“麦卡伦不谈论自己。”船长潦草地在一本缺了封面的笔记上写着什么，当他不耐烦的时候，口音就特别模糊，“不过他每次都会去同一家酒吧，跟他去过一次，每个人都在打桌球，我不喜欢桌球。”
　　“酒吧叫什么名字？”
　　叫“船锚和猎狗”，关着门，挂在把手上的木牌宣布这家爱尔兰酒吧晚上十点才开始营业。莱昂坐在喷泉冰冷的石头基座上，抱紧了帆布袋。一群醉鬼拐过街角，脚步踉跄，声嘶力竭地唱着歌。
　　他就是这个时候留意到另一个人的，在一家打烊的餐厅前面，几乎和门洞的阴影融在一起。莱昂一开始以为那是个孩子，当那人站起来的时候，这个错觉就消失了。他矮而消瘦，似乎营养不良，树枝般的四肢给人一种昆虫的印象。他攥着一顶绒线帽，察觉到莱昂的目光之后，陌生人把帽子套到头发稀疏的脑袋上，走开了，双手插在裤袋里。
　　莱昂快步离开了广场——这地方忽然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狩猎场——钻进狭窄的小巷里，时不时回头看一眼空荡荡的街道。没有人跟上来，他继续往前跑了一会才停下，靠在石墙上喘气。
　　微弱的小提琴声，来自远处一扇打开的窗户。一只狗吠叫起来，两个人在悄声交谈，听不出来自什么地方，声音在石墙之间回荡，一个女人在笑，门砰然关上。脚步声，逐渐靠近。
　　莱昂看着一个影子走到路灯下。
　　他在贝尔格莱德见过这个人，同样的风衣，同样的黑色手套。莱昂下意识地转身逃跑，但那个戴着绒线帽的矮个子悄无声息地出现，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非常难找，克里斯滕先生。”苏联人说，用的是一种棱角分明的英语，莱昂能看见他手里金属枪管的微弱反光，“我相信我们还没有互相介绍过，我叫索科洛夫。”
　　发报员想起了武器，但索科洛夫比他快得多，枪柄重重地砸中了他的脑袋，莱昂在摔倒之前就已经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