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为李世民剧透玄武门(三傻二疯)

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武皇“政启开元”的底色——无论在内政外交上有过多少过失，仅凭这一套运转无碍效用卓著的制度，女皇便已经给自己的好大孙尽到了做祖先的责任。甚而言之，开元盛世愈发辉煌，便愈发能衬托出某种不可言说的历史遗憾：如果则天皇帝没有被性别与宗法的合法性所困扰，如果她真能有一个安定平和，无后顾之忧的朝廷，那么届时一往无前，又可以做到什么地步呢？
……不要忘了，女皇也拥有开拓盛世所有必备的要素啊。】
皇帝微微一怔，而后终于呵了一声。
“上苍对朕的期许，还真是殷切备至啊……”
她喃喃道。
服侍在侧的上官婉儿垂手侍立，不敢出一眼。
皇帝沉吟片刻，却终于微笑出声：
“……期许如此之深，未免令朕惭愧。”
是的，皇帝对自己的作为心知肚明——麟德年间她辅佐高宗，也曾在朝野一展治才；纵使不能与太宗、文、景等圣君比拟，与汉明帝、宣帝等的功业也算差相仿佛，无愧于后世青史。只是——只是自登基前后的数年以来，皇帝的种种作为，的确难以褒美。
既然如此，那么……
女皇似乎仰头思索，终于伸手轻敲金座，招来了上官婉儿。
“为朕传话给杨执柔，让他约束好杨家的子弟。”女皇的声音不徐不疾。
上官婉儿微一哆嗦，立刻俯首称是。
女皇自幼被逐出武家家门，孤身与母亲相依为命；相较于刻薄寡恩的武氏而言，恐怕心中更为亲近杨氏母族。而今愿意遣心腹警告杨氏，已经算额外的仁至义尽了。
——不过，连母族都要被严厉申斥，皇帝做明君的决心已经是无可动摇了。
【但历史终究是不可以假设的，遗憾也只能是遗憾。
而更为令后人遗憾的，却是玄宗暮年的作为。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玄宗依仗则天皇帝的制度缔造盛世，但最终盛世衰亡，却也恰恰栽在这个制度上。
不要忘了，虽然武皇制度以科举取士内外相制，最大限度发挥了贤才的能耐，但发挥能耐的前提是得有那么一个贤人——这在则天皇帝手上绝不成问题，所谓“明查而善断”，那真是有数不尽用不完杀不绝的人才，什么娄师德狄仁杰张柬之，哪个不是信手拈来，哪个不是一时之选？
而玄宗呢？玄宗所仰仗的名相，如姚崇、宋璟、张说等，全都是在则天朝被超擢提拔的贤士，如果再加上张嘉贞、裴耀卿、薛讷等文武重臣，那玄宗与之治天下的名臣公卿，基本一整个都是武皇严选。
——所以说，虽然李隆基口口声声喷武周，但武周的人才制度，用着还是很香的么。
可武皇严选也只严选了十来年，等则天皇帝储备的人才库耗竭，才看出了玄宗用人上的真眼光。
简单来说，他没啥眼光。
如若翻阅开元盛唐以来的诗集，著名诗人中吟咏最多的，恐怕就是怀才不遇了。李白怀才不遇，杜甫怀才不遇，孟浩然怀才不遇，高适也怀才不遇。盛唐诗坛里你没有怀才不遇个一两次，都不好意思自称什么顶级的诗人。
虽然文人满腹牢骚，自感怀才不遇是常事。但开元天宝年间，怀才不遇的比例未免也实在高得离谱。这样大范围高密度的牢骚与怨气，甚至不止爆发于天宝年间所谓奸臣掌权之后，而是自开元中期就时有耳闻。用人之路从开元壅塞到天宝，这岂是几个奸臣可以左右？这分明就是皇帝的秉性！
也正因为这种秉性，我们才能看到玄宗朝后期那种快得叫人害怕的堕落速度——在则天皇帝人才库耗尽之后，玄宗简直是立刻就陷入了茫然无措乃至怠政的境地中。前期姚、宋居功至伟，中期张说、张九龄亦能维持，但张九龄去相之后，他便一意孤行，按照自己的意愿拔擢了揽权擅政的李林甫。此时祸根已经深种，但李林甫手腕高超巧妙，犹自能弥补疏漏。等到李林甫一死，那便是杨国忠这种货色了！
如果说李林甫杨国忠已经是灾难级别的人事任命，那么更为恐怖的便是玄宗后期的异想天开。大抵是为了自己玩乐的方便，他竟尔废除了奶奶开创的内外相制度，直接将外戚亲信推到朝堂之中，却并不设立监察纠错的内相。李林甫、杨国忠便是因此而能手握大权十余年，在朝中竟没有一丝的掣肘。
这等同于什么？这等同于则天皇帝贬谪狄仁杰娄师德而任命二张来全权掌握政事，并且不闻不问不加以任何约束，兀自在宫中与小鲜肉高乐。
……说实话，她要是真敢这么做，恐怕连养老的去处都没有。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玄宗固然因袭了他奶奶的人才与制度，但估计只是邯郸学步，全然不解精髓。这便譬如普通的学霸捡到了学神的笔记本，固然可以揣摩着解题思路答出无比漂亮的答卷，但设若一不小心活得太长，生平所遭遇的难题超出了预计，又该怎么办？
——奶奶，这道题太难了，我不会！】

皇帝的嘴角不觉抽了抽。
当然，她倒并不介意天幕那怪异戏谑的口气，更多的是震惊于自己宝贝孙子那吓死人的操作——以群相彼此制衡分权是皇权必修的操作，随时调动宰相更是维持体系正常运转的常规动作。一个人独揽相权十余年，那真是不结党也要结党，不营私也要营私，势力盘根错节，必将会使朝局错综复杂。
——仅仅错综复杂也就罢了，但十余年把持相权任用官吏，再公平也会有非议。这样的非议一旦遍及朝野，便将是无可控制的党争！
真以为人人都是诸葛武侯么？十余年丞相还能素丝不染？真要有那种人物，朕早就拔擢选用纳入台阁了，还轮得到这孙子挑挑拣拣？
一时之间匪夷所思与惊骇疑惑相继而生，竟令女皇难以忍耐，不得不伸手揉捏额头。但在压制住汹涌而起的吐槽欲望之后，女皇却渐渐认识到了一个颇为残酷的现实：
……以天幕展示的内容来看，即使是李隆基这种角色，也算是她后裔中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了。
女皇面无表情，只能轻轻叹一口气。
子孙不肖也便罢了，但以自己的状况而言，怕不是还要被这些不争气的货色拖累啊……
【总的来说，玄宗的后半生可以看作是一个普通学霸在超纲题目面前心态彻底崩溃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李隆基与他亲奶奶的执政风格是高度相似的。他们都不是洪武与雍正那一号勤政的角色，颇为注重享乐与休闲。则天皇帝对任用宰相的态度是“为朕节劳”；而玄宗则更加离谱，任命宰相后基本是袖手掌柜，任凭宰相决断庶务，不过偶尔商议大事而已。
正因为执政风格高度一致，所以玄宗能将武皇的制度用得得心应手——他固然有难以遏制的权力欲望，却决不愿意为了权力而过度劳神，因此能充分尊重君臣界限之下的贤相，放手令重臣施为。也因如此，玄宗早期不少的荡涤弊政的改革，都带着名相们极为鲜明的个人风格——姚崇、宋璟、张说，各有千秋。这算是玄宗朝极为鲜明的特色：只要选用一个强势而贤明的宰相，就能维持国势的蒸蒸日上。
但尴尬也就尴尬在这个特色上。当玄宗与宰相们精诚合作，充分为贤才提供发挥空间的时候，他大概从没有想过一件小事：
这套制度与用人体系是很成功的，但如果太成功了，该怎么办？
——太成功了也是麻烦么？不错，对玄宗来说，那的确是天大的麻烦。
因为前期的贤相实在太过出色，至开元八年以后国势便渐渐增至极盛。时人的笔记曾经回忆，说开元年间疆域辽阔土地众多，押运各地税赋至长安的马队一年到头络绎不绝，无数押运的官吏在京城人吃马嚼，以至于长安的存粮都常常不足。】
女皇的指甲在拂尘玉柄上轻轻一刮，发出了刺耳的哔啵声。
她没有在意这突兀的声音，而兀自沉吟，思索着天幕似有意似无意，点到的关键：
不错，以一个皇帝的敏感性，她立刻意识到了最根本的问题——自高宗以来，关中长安便时常有缺粮的风险，以至于天皇天后不得不时常移居洛阳，借黄河漕运而就近补粮；武周定鼎后皇帝定都洛阳，一面是为了表现新朝上承姬周的正统法理，另一面却也是为了缓和粮食供应的危机，让关中能稍稍喘一口气。
……但现下看来，即使迁都洛阳十余年，也遏止不住关中缺粮的趋势。
武皇眯了眯眼，想起了数日前宰相李昭德的劝谏。李昭德曾经委婉陈奏，说而今长安京郊可用的耕地不过两汉时的一半，人口却是两汉时的五倍有余，如此焉能不缺粮？为千秋万代所计，除就粮洛阳之外，还应当疏散长安人口，开辟新的耕地为是。
皇帝睿智善断，自然知道这是治本的良策。但治本的良策却未必可行——能在长安京郊拥有大量人口与土地的还能是谁？无非亲近皇权的豪贵而已！在高宗、太宗朝是李唐宗室，而今李唐宗室被诛灭殆尽，便是武家的近亲、春风得意的酷吏，乃至皇帝心爱的男宠。皇帝还要仰仗着这些人来制衡大臣，所以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含混过去而已。
但现在，有了“天命”撑腰，又矢志要做一个“明君”的皇帝，那心态可就迥然不同了……
皇帝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中
粗粗一看，这简直是盛大到无可言喻的繁荣景象。但只要稍一细想，都能看出盛世下隐约潜伏的危机：京畿存粮居然连供应各地的马队都不够，设若遭遇变乱，何以自处？各地押运税赋的马队尚且要跋涉如此之久，那么天高皇帝远，朝廷是否还能维持在当地的影响力？
这是盛世之下，最为致命的要害。
而更为致命的是，李隆基完全没有修补这个要害的能力。
自始至终，玄宗都是一个标准守成之主的形象。他敏锐意识到了则天皇帝所遗留的体制，并出色的利用了这个体系。但这体系对他而言却始终是个难以理喻的黑箱。他能利用这玩意儿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却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它运转的逻辑，更遑论修补它的漏洞。
最尴尬的是，这体系问题涉及到了皇权制衡的核心，恰恰是臣子不能置喙的禁区。换言之，当开元中期体系问题接连爆发之后，玄宗是真正孤身一人站在了历史的档口上，直面整个王朝最关键的抉择。而这一次，却再也没有了他仰赖的贤才，也再没有了他熟悉而痛恨的，奶奶的智慧。
历史总是诡谲的，风口上的猪可以飞很久，但你永远也掌控不了你认知范围以外的东西。玄宗在一众巨佬的带领下上分上到了王者，但王者局是属于千古一帝的局面，而绝非区区一个守成之君可以驾驭。他或许拥有过辉煌璀璨的盛世，但超出能力之外的东西，终究还是要一个不剩的吐出去。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玄宗毫无铺垫的转折——开元中期之后，玄宗终于冒险尝试修补则天皇帝的系统，但最终却彻底摧毁了体系的精髓，给予了李林甫与杨国忠近乎无穷无尽专权的空间，并一口气引爆了体系中所有的暗雷。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隐伏多年、难以节制的地方势力终于爆发，安禄山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诸胡十五万人，于河北范阳起兵。兵锋所指望风披靡，沿途太守县令或逃或降，威势直逼洛阳。
值此天下震动之时，玄宗终于在巨大的压力中展现了他真正的底色——先是任命杨国忠这无能的蠢货组织防御，痛失东都洛阳；而后又听信监军宦官的谗言，斩杀封常清、高仙芝，并以哥舒翰为帅，试图力挽危局。
但到了这时候，连锁的矛盾接续爆发，玄宗所能做的已经很少了……后世史家无不非议玄宗与杨国忠逼迫哥舒翰出兵的急躁妄举，但恐怕很少有人留意到，在战乱波及之后，长安的存粮已经开始不够了。
换言之，盛世深埋的地雷彼此勾连，终于葬送了玄宗辛苦缔造的一切。
不过，相较于这含混、拖沓、呆板的平乱流程，最为后世所留意的，恐怕是八年安史之乱莫大的影响。唐朝近乎于华夏古代的鼎盛，而开元则是华夏的鼎盛。所以，这拦腰一刀的安史之乱，何止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是整个华夏文明心态致命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创巨痛深，胡人内乱的教训永不可忘，以至于后世一千年以来，历代王朝渐趋保守、封闭，再也没有了大唐开拓进取的勇气。
——如果开拓的结果是这样惨烈的内乱，那么在保守中渐渐衰竭，似乎也好于这样近乎猝死的暴毙吧？
司马光说，安史之乱后，“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但以今观之，安史之乱的遗祸又何止二百年？安禄山于长安、洛阳“杀人如刈，焚庐若薙”，但寻常破坏犹在其次，最为严重的是摧毁了京畿经营了近百年的水利灌溉体系。长安、洛阳本就处于人口超载的边缘，赖以补充水源的体系被破坏殆尽之后，两京的土地迅速开始了几乎不可逆转的恶化。自唐之后，再无王朝定都于长安、洛阳，千古名城，由此黯然没落。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回望千年以前的往事，才终究不免怅惘——历史已经远去，但历史却永远影响着后来人。
如果回望安史之乱，大概所有人都会感慨吧——要是李隆基能在用完他奶奶的人才之后暴死，该有多好啊。】
悠悠吐完最后一句感慨之后，天幕的光辉快速收缩，图像终于消隐不见，只留下一团朦胧的辉光。
而皇帝……皇帝却忽的抛开了拂尘，从御榻上径直站起。
“如若朕能避免这‘安史之乱’，又能有多少的偏差值？”她朗声道。
闻弦歌而知雅意，以皇帝的精明敏锐，早就在天幕的选题中听出了它的弦外之音——明明问的是自己晚年的种种失策，为什么还要以如此大的篇幅渲染安史之乱的惨痛，玄宗手足无措的愚蠢？再联想天幕对自己格外的容忍、退让，答案便呼之欲出了！
果然，天幕沉默片刻之后，弹出了一个大得惊人的数字，不仅能轻易覆盖所谓“天命”的价格，剩余部分也足够皇帝挥霍到下一辈子。
皇帝终于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神色。
当然，安史之乱毕竟是牵涉到整个华夏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纵然唯利是图如直播公司，在显示完惊人的奖赏之后，也要再额外多问一句：
【陛下打算从何处来措手？】
女皇微微一笑，恬然自得：
“上苍没有听说过朕为太宗皇帝驯服狮子骢的往事么？”
天授二年的五月二十六日，皇帝忽然自宫中下旨，称魏王在赐宴饮酒时突发疾病，因此暂且留于宫中；鉴于宫禁森严，又自有太医看护，武家的人便不必入宫侍疾了。
自武周革命以来，武氏青云直上荣宠莫比，入宫面圣便如吃饭喝水一般容易。而今因魏王武承嗣的暴病而被骤然隔绝在外，自然生出了无数惊惧的遐想，惶恐不知所出。但无论武氏至亲如何打听，宫中口风却都是严丝合缝铁桶一般，摸不出半点的底细。
这样的诡秘当然引发了朝野的波澜。但波澜很快被更大的事情遮掩了过去——天授二年的六月二十日，皇帝突然召集凤阁鸾台所有的宰相，集会于仙居殿中，一同议论政事。
皇帝往常议政的规矩，不过是在宫中与一二重臣彼此商量，随后便可草诏画敕。而今召集省的宰相执政，必然是决定莫大的事务。岑长倩、李昭德、杨执柔等思虑最深，因此尤为忧虑。
但出乎意料，皇帝于上阳宫接见众位宰相重臣，言谈之中却是和颜悦色，寒暄备至，不但关怀了几位老臣的饮食起居，赐下宫中灵药，还额外体贴了臣子们理政的辛苦，决定要在都省的政事堂外修筑一间别殿，供宰相们议政劳累后休憩所用，又命宫中的尚食局预备可口的饮食，每日送到政事堂供宰相们享用。
皇帝语气温和，情谊殷殷：“所谓君臣同心同德。众位重臣为朕分劳，夙兴夜寐不辞辛苦，朕自然也要体谅一二。”
圣人的恩典如此体贴温厚，真是令宰辅们惶恐无地，唯有下拜俯首，连连谢恩，发誓肝脑涂地以报圣恩。但在伏地感激之余，如李昭德等见识深远的臣子却不免生出了惶惑：圣上施恩殷切至此，莫不成是要以此堵塞悠悠众口，推行一些争议巨大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