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为李世民剧透玄武门(三傻二疯)

就算贵为皇帝，难道又能真弹压下一切变法的反对派么？
所谓名将未虑胜而先虑败，皇帝身为名垂青史手腕老辣之至的千古一帝，当然不会不为未来的挫折留下退步的余地，而他预留的余地，恰恰就在这几份含糊朦胧的口信之中……或者说，牵系在他的心腹爱将，冠军侯身上。
——一旦变法遭遇阻碍，朝廷的威望便将因此挫伤；朝廷威望一旦挫伤，便急需非常的手段来消弭影响。
而自古以来，还有比对外战争更能刷威望的手段么？
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权术了。所谓胜利可以解决一切思想问题，当年皇帝定一尊而大一统时，同样遭遇了黄老派外戚派功臣派乃至贤良文学激烈的抵抗，但对匈战场上只要赢几次胜仗，朝堂上一切的争论便立刻化为乌有，任凭贤良文学痛心疾首舌绽莲花，说得顽石点头天女散花，也不过是过眼云烟的区区聒噪而已了。
——归根到底，人类毕竟是慕强的动物，而一切理论的雄辩也终究敌不过现实的冷酷；反对一个年轻气盛而一意孤行的皇帝很容易；反对一个百战百胜开疆拓土的皇帝却真是万分艰难，实在无法立论。
因此，朝堂上的争执完全可以转为朝堂以外解决。政治斗争与内部清洗太残暴也太无聊了，能借战争威望平息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动刀子呢？
某种意义上，这大概也算是武皇帝别样的温柔——流蛮夷的血，总比流汉家大臣的血，更为合适吧？
当然，这种做派不是没有风险的。带宋当年熙宁变法举步维艰，又何尝不想从对外战争打开局面？不要说收复燕云十六州这等可望不可及的终生使命，但凡能在对西夏的战场取得决定性的突破，都足够新党以此横扫朝堂威慑百官，积累底定新法的强力威望。不过嘛，五路伐夏屁滚尿流，当朝廷的裤衩子被区区西夏扒下来以后，熙宁变法也就要随着宋神宗的寿命一齐烟消云散了……
所以说，做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的，你手上都没有几个登峰造极可以随时对外转移矛盾的强军名将，那也敢侈谈变法么？
不过，这种由变法所决定的，对外转移矛盾式的战争可绝不好打。不同于汉匈之战的精密谋划，公孙呈现口中征伐朝鲜的“不好说”，是真正的不好说——不知道何时政治平衡就会破裂，不知道何时变法就会遭遇阻碍，不知何时就会有以军事胜利兑换政治威望的需求。而为了排除内部的纷争，主将很可能会被迫在并不合适的时间出兵讨伐，面临棘手之至的军事困境！
某种意义上，这种目的不纯的战争甚至是违背兵法常理的——所谓多算而胜少算则败，战争中考虑的越多顾忌便越大，顾忌越大作战便越难；要让将领们为了国内的政治需求出兵决战，那何异于绑缚住士卒的手脚，而汲汲求胜于沙场？历来战史血迹斑斑，无数次在优势局所打出的送人头战绩，不就是因为这种外界因素的干扰么？
狮子搏兔，亦出全力。临兵布阵，岂可一心！
说白了，天书曾叙述的那带宋五路伐夏，送人头式的惨败，多半也是因为皇帝为谋求朝堂局势而催逼过甚，最终屁滚尿流一败涂地，不但没有挽回威望，反而丢尽了大宋的脸面。
显然，以皇帝的聪慧敏锐，不会想不到这点细节。之所以在口信中如此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大抵也是给君臣之间留一点颜面而已——冠军侯要是真觉得这开战的时机不甚措手，大可以默不作声，封还旨意；避免一场政治与军事双重的打击。
当然，真要是选了这条路，那一切由变法所引发的危机就真只能内部解决了。而内部解决的方案，永远是那么残酷。
霍去病思索良久，隐约心领神会——毫无疑问，如若他松口答应下来，那么这一场变法的成败兴衰，乃至整个朝局的起伏动荡，便真要在茫茫未来寄托于自己一人肩上了。如此责任深重，路途艰险，不能不令人惕然生出敬惧之心。
于是冠军侯沉吟良久，终于低声道：
“不知大将军……”
“陛下说，大将军要奉命留守京师，随时监视长城以北的异动。”公孙度叉手道：“请冠军侯不必过虑。”
所谓“不必过虑”，俨然又是皇帝的暗示。既然要做变法这样得罪人的事情，那以至尊老辣娴熟的手段，当然不会不顾及内廷的安全。有卫青不时坐镇京中威慑宵小，才真是神鬼辟易万邪莫当，稳稳当当的改革护法。自然，再考虑刘氏诸侯王在造反时勾搭匈奴人的爱好，让卫将军隔三差五到草原逛上一逛，也不失为良法。
霍去病唔了一声，但终究喟然叹息：
“《孙子兵法》云，军者，一曰道，一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如是而已；真要摒弃天时之利，自蹈于辽东险地，则兵凶战危，难以逆料。若帅臣无孙、吴、韩、白之能，恐不能克尽全功。”
既然不能占天时之利，对将帅的要求便大大提高。这样稀里糊涂先天不利的政治仗，也只有孙武吴起韩信白起才能打得了了——要是普通而又自信如大宋，那结局可是实在不能妄言……
这警告如此森严直接，略不隐瞒，由不得公孙太守不悚然警惕。他一一仔细记下，而后恭敬行礼，庄重询问：
“……那么冠军侯以为，谁可以当此重任呢？”
“喔。”霍去病很直率：“我应该可以。”

武周，天命三年，七月。
区区三五年光景里，神都洛阳的情势已然是天翻地覆，迥然不可想象；自天授元年，女皇乘天命而登临大宝以来，朝中勋贵兴衰枯荣几度更易，而今俨然是又换了人间——鼎革后李氏衰落武氏兴起，酷吏佞臣们借着罗织构陷青云直上，一时显赫莫可比拟；但数年前宫中风向突转，皇帝一改往日崇信神佛汲汲于祥瑞谶纬的作派，接连下旨肃清纲常厘定风气，态度之森严峻肃，前所未有。而武家诸位纨绔废物，乃至攀援而上险恶无行的酷吏，便是在这一场风波中登高跌重，下狱问罪者不知凡几。纵使贵为勋亲的女皇堂侄，魏王武承嗣，亦被囚于宫中，从此不知所踪。
如此铁面无情，内不避亲，纵使宰相重臣亦愕然不解，乃至暗自生出惧意——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敢于往自己的心腹手足动刀子的君主，没有一个是好应付的。
这些猜测丝毫不错。在以狂风暴雨横扫了一遍自家的废物亲戚之后，皇帝迅速便挟此涤荡乾坤的积威，施展雷霆手段整顿吏治，借重刑清洗朝廷自上而下一切萎靡不正的风气。所谓正人先正己，立身而言行，先前皇帝默许纵容子弟贪墨，因此立身不正难行严法，朝野风气亦为之颓丧；而今下手先砍自己一刀，凌厉威严立刻便是勃然发作，压得公卿百寮动弹不得，再也无力阻止这狂风扫地的清洗。
而如此的清洗自然是别有用意。整肃官场不久的天命元年，皇帝立刻便下发数道诏令，以决绝的姿态宣示要“与民更始”、“再立新政”，不但接连派遣御史官吏检视各方水利与田地牧场，更颁布所谓《关中钦定耕作纲要》，纲要中条分缕析，叙述详密，不但一一规划了关中水文地理的流布兴革，更借地利而筹谋规划，厘定了数百上千条水脉沟渠的走向与脉络，以此修订水文调理沟渠挖通地脉，上上下下统合全局，足可以为关陇数千里之地提供源源不断的灌溉水流，彻底解决自隋末以来关中用水彼此割裂冲突、浪费极为严重的窘境。所谓“水旱由人”，大抵不过如是。
自古农耕靠天吃饭，最大的困扰便是水灾与旱灾，真要有这么一份统筹全局的水域图纸，那功德可谓无量。不过关中数千里耕地辽阔几无边际，真不知女皇是从何处得来这份指点水脉如掌上观文的秘宝。
但秘宝并非关键，关键的却是皇帝的决心。关中人口富庶百业云集，人地冲突的矛盾颇为严重，算是天下第一繁、难、艰、困的重任，非得大毅力不可料理。即使刻薄强横如隋文帝，亦只能浅尝则止，草草了事，又何况其余？可天命元年下发耕作与度田的诏令以后，女皇却真正是寸步不退，坚定不移，竟尔一步一步咬牙推进战线，反复拉锯折磨，将此百余年的繁难重任渐渐落到了实处——而期间百般矛盾谋划，千种繁难苦恼，则琐屑繁杂得不可胜计。
种种详尽的政务不必细说，在此仅以一斑而窥全豹：自垂拱元年女皇以圣母的身份摄政以来，朝廷垂衣裳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海内无事，政务清闲俭省，君臣议论不过三日一次，两三个时辰而已；而天命元年革新伊始，不但宰相日日于凤歌鸾台挑灯当值，君臣议政频率更是迅疾增加，终于到了一日两议每议半日的地步——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开天下风气之先，提前享受了超出于九九六的福报。
这种种蹈厉奋发的举止委实大大出乎意料，数载之间激浊扬清力行新政，简直有当年太宗皇帝贞观施政的遗风；因此市井议论，其实不无揣测之语——昔日太宗皇帝于玄武门“诛管、蔡之乱”，以不可言说的手腕谋取大位，而后数十年励精图治夙兴夜寐，未尝没有“逆取而顺守”的意思；而今皇帝以圣母临朝，难道也有效法先贤，借治世以洗刷声名的用意么？
这猜测牵扯到唐周两朝最为敏感深刻的逆鳞，真正是碰也不能碰的话题。因此，虽然升斗小民议论纷纷，舆论甚嚣尘上；宰执重臣们谨守法度，并不敢随意开口议论——自然，九九六福报无休无止，原本也不会留给各位公卿多少妄议君心的闲暇。
不过，以权术谋夺的皇位自然不如沙场征战来的皇位，女皇的权威亦远不如太宗皇帝的权威；皇帝推行新政的举止并非一帆风顺，一旦触及利益的底线，依旧遭遇了强烈的反弹。当皇帝下发了清理关中诸州水文的诏令以后，迅速便有大臣上书陈请，以为度田扩隐清丈水文的事务至为紧要，为示天下以诚，应当拣派皇室宗亲总览大局，震慑一切不谙大义的宵小。
这条奏请因循惯例，内容简直无可挑剔，但谦卑恭谨的条文之中，却隐约埋着极为险恶的伏笔。皇帝的母家武氏肆行非法，声誉已然扫地无余，若派出武家武三思武攸暨等等卧龙凤雏出行监察新政，那便是拿煌煌圣旨当擦屁股的厕纸，即使女皇的颜面也要被清扫个一干二净；而摒弃武家——设若摒弃武家诸多人选，圣上还能有什么选择？
是选她被废黜于房州的好大儿，还是选她被软禁于宫中的好二儿呐？总不能挑选李唐宗室幸存的那远枝残余吧？
这份奏疏深得朝堂权术三昧，轻描淡写连敲带打，精准击中皇帝绝不可言说的软肋。若非被收买上奏疏的炮灰小官没有资格上朝面圣，否则大概还能亲眼目睹女皇被恶心得面色怪异的奇景，也算是不枉来此人世一遭。
不过主辱臣死，在高居御塌的圣人脸色阴阳变换难以自抑之余，同凤阁平章事宰相狄仁杰立刻持笏而出，不慌不忙给出了重磅建议：
“可遣镇国太平公主，总览诸务。”
此语一出朝中愕然，几位有资格议政的重臣面面相觑，几乎被这招不讲武德天马行空的建议搅得不明所以，正要思忖着回驳如此匪夷所思的谬论，却听狄相公淡淡又开金口：
“如国朝平阳昭公主故事。”
简单一句轻松写意，却悄无声息噎住了重臣们喉中酝酿已久的一切反驳——官场上讲究无例不兴有例不废，既有公主出巡理事调停政务的旧例，那么派遣太平公主便不算逾越制度；而所谓“国朝平阳昭公主”，更隐匿着不可明说的用意：平阳昭公主可是高祖皇帝之嫡女，太宗皇帝同胞的亲姊，设若驳斥此旧例，是否意味着否认李唐正朔，而彻底斩断旧朝一切牵连？
——要知道，除了攀附新贵痴心妄想到脑有贵恙的那批酷吏之外，举朝上下还真没人敢碰如此敏感高压的底线。即使果断如皇帝，那也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而已——如今自高祖太宗至高宗的灵位，可是依旧供奉在武周太庙，岁朝祭祀，不敢稍有缺失。
所以，谁要和这条红线碰一碰么？
宰相们脑中并未进这许多水，当此暗藏机锋森然凌迫的旧例之前，只能垂首默然不语，顺便领会了一遍被恶心的屈辱。
皇帝安插的亲信窥此良机，立刻举起笏版颂扬镇国太平公主忠爱仁孝，智略非常，可堪重任；骈四骊六，彩虹屁章法齐整连篇累牍。女皇脸色随之稍缓，照惯例以母亲的身份谦虚了两句，随后借势拍板，直接令随侍的学士草拟诏令，交付凤台鸾阁诸宰相议定画敕，数日后送入宫中用印定谳，以此为尊隆宗室钦使的制度。
此次朝议匆匆而罢，仪事时语出惊人的狄仁杰却默默不再发一声。散朝后狄仁杰径直出宫，却是令马车直奔太平公主的府邸，自偏门穿堂入室，略无避忌，竟连通报都不必多此一举——自数年前他迫于无奈而举荐公主“协理政务”以来，双方便有意无意成了同一条绳上的蚂蚱，隐约竟有了点半师的缘分；而遑论政治的利害相连，即使只出于与皇帝彼此交易的妥协，狄相公也不能不隔三差五拜谒公主面授机宜，教诲这资质并不出众的弟子。
今日亦是如此。狄仁杰登门后并无过多寒暄，直截了当宣示了皇帝的决定，而后未等公主三辞三让展示皇室谦退之德，便径直开口点中要害：
“新政伊始，清理水文的事务责任至重，实为天下之观瞻所系，牵连朝中大局。如此大事，公主可有头绪么？”
公主：…………
“没有。”她只得承认。
“那公主有通晓水文地理，山川脉络的才华么？”
“……没有。”
“那公主府上，可曾招募有精通水文的人才么？”
“……没有。”
如此穷根究底，丝毫不留情面，即使太平公主早有磨练，脸上也渐渐有些挂不住了——哪家公主天天泡水文地理呐？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但出乎意料，在被反复回绝以后，狄相公严肃庄重的神色反而稍稍缓和，语气也渐转平静：
“——那么，公主可知道，关中数千里山川沃土，至为要害的水脉，究竟是哪一条么？”
这些问题的难度终于降下来了。即使以太平公主并不广博的见闻，也自然知道关中、关东——不，整个北方近百州郡，一切生计农耕所系，都必然是牵连在唯一的那条波澜壮阔，灌溉无数的河流之上：
“是黄河。”
不错，提纲挈领提纲挈领，关中一切水脉的根源，就在这黄河之上——只要这位华夏的母亲河能赏个面子少来几次断流泛滥决堤，那么关中一切的水利农耕都不成其为问题。黄河是腹心而关中为疥癣，纲举目张一呼百应，黄河治理稍有起色，又何须忧虑关陇？
……自然，千古以来圣贤前赴后继，对黄河亦只能瞠目结舌而已。治理黄河水患的万世重任，也当然不是太平公主可以克当。因此狄仁杰语气一转，宣布了皇帝筹谋已久的决定：
“公主奉命料理水文，不必顾忌其余，只需清理黄河沿岸的田地即可。”
他停了一停，补充最后一句：
“黄河两岸十里地内，绝不许有田地、屋宅、工场；凡有违例，悉平之。圣上的口谕：国朝疆域万里，不必与黄河争此尺寸之地。公主谨记。”
黄河固然水患频频，但自上流冲刷来的泥沙堆积如山，却淤积出了天下一等一的肥田；而诸贵戚显要贪图此沃土之利，常常圈占河岸开垦田亩，收获无可计算；而黄河河道与泄洪湖泊也因此被挤占扭曲，贻害至重，无可计算。
某种意义上，这也真算是清理关中水文的“第一要事”——清理水文不先照料黄河，那都不能算舍本逐末，而简直是神思溃乱！
以太平公主的身份，坐镇指挥这“第一要事”，威慑弹压一切敢于挤占水道的权贵勋戚，那才真正是位得其人，恰如其分；而其中运筹帷幄，也真有皇帝仔细打算的一片苦心——太平公主再如何养尊处优不通世务，纵使不能随机应变料理种种水利工程，最简单的一刀切总该能掌握吧？
什么叫“悉平之”？派人一路丈量过去，举凡河岸十里以内的田地庄园，统统拆毁便了！
自然，拆毁庄园填平田地必然结怨无数，但以而今朝中的局势，却并不算难于推行。归根到底，李唐与武周先定都长安后定都洛阳，两座都城东西就食，头顶却都悬着黄河这把利刃；黄河母亲的脾气别人或者惘然，出身山东山西关陇豪门的勋贵大臣们却是再清楚不过了——这条蜿蜒曲折流布千里哺育了整个华夏文明的河流，走的可绝不是什么温柔慈爱有求必应的风格；真要是勋贵们犯贱损及河流的底线，那么泛滥汹涌乃至决堤改道，不过是黄河指掌间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