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胡扯：“嫁给科学家好处多得不得了，知道创立人体冷冻协会的罗伯特·埃廷格吧，他去世时用液氮将自己冷冻了起来，当然，在他之前去世的他的两任妻子都被他冷冻了起来。如果有一天能够实现人体解冻复活，他的两任妻子就可以陪着他一起目睹未来的新世界。”
酒杯里的红酒已经少了一半，他道：“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你嫁给那个人，总不至于因为他可以拿你做实验吧。”
我说：“当然是因为我爱他。”
他抬眼：“你知道什么是爱？”
我说：“当然，我当然知道。”
他揉了揉太阳穴问我：
“你爱他什么？”
我将紫砂壶里的茶叶取出来，说：“他是个天才，研究复杂的生物命题，说实在的，他研究的东西我完全不懂，不过幸好他不是那种将所有时间都贡献给学术的科学家。他觉得解答生命的命题固然很有意思，但不是比赛，没必要非得和人一较高低，所以也拿很多时间干其他的事。谢天谢地，在这些地方我们还能有点儿共同语言。”我笑。“他养盆景、养鱼、研究棋谱、收集茶具、看闲书、射箭，还越野。”
就像讲一个不想结束的故事，不自觉就越说越多：“他博士时期的导师对他这一点很不满，那位科学家曾问鼎诺贝尔，老先生谆谆教诲他：‘假如你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你的领域里，你会获得令人不敢想象的成就。’他问他老师：‘然后呢？’老先生诚心诚意地告诉他：‘这会对人类有巨大贡献，你的自我价值也将得到更大的实现。’结果他特别平静地告诉他老师：‘人类的事情让人类自己解决，近期我的目标是提升在家庭的等级地位，实现它的唯一途径是学会为聂雨时换尿不湿。’老先生气得仰倒。”
我边说边笑，阮奕岑直直看着我：“你很崇拜他。”
我抿嘴道：“他也有不拿手的事情，雨时两个月的时候他才敢抱她，还总是抱不好，他一抱雨时就哭，别人家的小孩会说的第一句话要么是‘爸爸’，
要么是‘妈妈’，雨时学会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坏’。”说着说着自己都能感到嘴角在不断上挑，我想起钱包里有一张照片，主动找出来给阮奕岑看。
照片是夕阳西下的海边，金色的阳光将整个海滩映得如同火烧，聂亦盘腿坐在沙滩上，旁边盘腿坐得歪歪斜斜的小不点儿是聂雨时。照片上是他们的背影。
阮奕岑看了好一会儿，道：“为什么没有你？”
我兴致勃勃：“我正拿相机呢。聂亦真的很不会照顾小孩儿，我让他们摆这个姿势，结果他也不知道看着雨时，自己倒是坐得好好的，雨时撑着坐了有三十秒就开始往旁边倒，结果额头磕在一块贝壳上，眼泪鼻涕糊一脸地哭嚷爸爸坏，那是雨时第一次开口说话，真是让人又震惊又好笑。”看着眼前的照片，就让人感觉心里温柔。
阮奕岑沉默良久，问我：“既然你们这么好，你为什么要离开他，还有你女儿？”
就像一盆冷水陡然浇下来，整个人都有些发凉。我收起笑容，半晌，说：“一些家事，不过总会解决的。太晚了，我回去睡了，你也早点儿休息。”
房间里没有开灯，我靠在窗前，落地窗的窗帘整个拉开，可以看到天上孤零零的月亮。高处不胜寒，天上清冷，人间却有万家点上明灯。
窗外或近或远的公寓楼如新笋一般矗立，每个窗户都透出暖光，每一处光都是一个家庭。
家庭，构成人类社会的最小单位，最温暖的单位。
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家庭？
从离家开始，我就刻意不去想这个问题，不去想聂亦，不去想雨时，不去想我爸我妈，不去想我的每一个朋友，只有这样我才能义无反顾走下去。
这场逃亡并不是为什么家事，只是我早晚都得离开，且早和晚都有时限，晚是一个月后，也许是一个半月后，早是晚之前的任何时候。
我生了病，这场病很隆重，为它我已经挣扎了近十个月。
半小时前的谈话里，我和阮奕岑说起人体冷冻技术，他说那太不可思议，的确，在我生病前，我也觉得那像是科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名词。
真是有趣，我从来搞不懂聂亦研究的那些科学命题，但直到我生病，倒是更加理解他的事业，在这个领域我们竟突然变得可以有交谈的话题。
我的病源于基因缺陷。
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完全理解“基因缺陷”这几个字的含义，它为什么将我的身体变得这么糟，那些原理我也是一知半解。
在我浅薄的理解中，人的基因就像是在身体里打下的地基，在这个地基之上建起一座长城，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座长城，长城后还有一支军队，抵御着想要伤害我们的病毒和细菌。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人体免疫系统。
但我的基因天生有缺陷，地基不稳，今年二月，建于其上的长城第一次崩溃。
阮奕岑问我嫁给科学家的好处。嫁给科学家的好处就是生病了可以立刻邀请到顶级专家进行会诊。
每次的会诊聂亦全程参加，他们很快找到了缺陷所在，却无法攻克，他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给这疾病命名。专家组一小步一小步的进展，赶不上长城的崩溃速度，免疫系统的一次又一次罢工，导致病毒大量入侵，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要活下去，只能通过药物杀菌补充免疫力，服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成了必须，但大剂量的抗生素本身也会伤害我的身体和脏器，导致免疫系统的进一步不稳。这是一个以毒攻毒的恶循环。
就在半个月前，我再一次发病，肯特说我再也不能承受一次比一次更大剂量的抗生素，如果再被细菌感染一次，药物将给我的脏器带来无法逆转的损伤，届时必须通过手术换掉被损伤的脏器，但我极有可能在手术中因感染而死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无论是他还是聂亦，都将束手无策，其实他现在已经束手无策。
肯特是这个领域内唯一能让聂亦低头的老科学家，说完那句话之后他就回了美国。
其实在肯特回美国的两个月前，我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他们专业上的事我不太懂，但我太明白自己的身体，就像是一盏灯，能看到幽暗的灯苗，能预计到它在什么时候会熄灭。
自第一次病发后，很多时候我都待在无菌病房中，但现有的无菌病房并非百分之百无菌。聂亦一直在为我试验完全无菌的无菌玻璃房。
我在出走的前五天接到肯特的电话，省了所有的寒暄，他说：“你可能已经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聂亦希望能对你实施急冻，这是最后方案，为此近期他要再来一趟美国。但我很遗憾，以你现在的身体指标，急冻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抱歉，我救不了你，聂亦也不行，虽然他还不肯承认。”他给了我三秒的时间让我消化这个现实，才继续道：“这是一个让我很难过的结果，情感和专业上都是。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做的，尽快去完成吧，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可以告诉我，我会尽可能帮助你。”
我捧着电话良久才能出声，我问他：“您为什么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告诉我这件事？”
他沉默半晌，说：“我妻子去世时我也以为我能救她，将她禁锢在病床上，最后她死在我怀里，说很遗憾没有去看成那年加利福尼亚的红杉。”
在和肯特通话之前很久，我就已经做了决定，假如这一趟人生旅程即将走向终点，聂亦有他的想法，我也有我的。
我最后想要做的事有点儿困难，如果有肯特的帮忙，会轻松很多。
我在第二天拨通肯特的电话，跟他说，我想去白海做一次冰下潜水，拍摄冰下的白鲸。我一直想要做一次冰潜，因为太危险，从前身体健康时聂亦就不同意。
这是我人生唯一的遗憾，如果生命就要终结，我希望是终结在海里。
我和肯特约定在离R国最近的长明岛会合，这就是我执意前往长明岛的原因。
死亡到底是一件怎样的事。我有九个多月的时间来思考。
我怯懦过，惧怕过，在暗夜里痛哭过。那绝不是一段可以轻松回忆的时光。
其实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聂亦承受的痛应该尤甚于我，而我还傻乎乎地和他说：“要是我死掉，你把我烧成灰，放在白瓷坛子里，就放在家里好不好？因为人要是死而有灵，埋在冰冷漆黑的泥土里，我会害怕的，我会非常害怕。”
那时家里专门建了一个无菌病房，我就住在那里边，每个进来见我的人都需要进行全身消毒。
那时候他抱着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手却挡在眼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哭了。他可能是哭了，那个动作是不敢让泪落在我身上，因为眼泪也含有细菌。那之后他立刻出去了，当时不知道他出去做什么，现在想想，应该是在消毒。
什么样的家庭才会那样？丈夫每天晚上需要全身消毒之后才能和妻子共寝。
我们甚至连最简单的一个亲吻都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