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出为什么，我有些心酸。
他察觉到我的失落，轻声笑道：“我要回家了。”
“这样……”我哽了一下，尽量自然地说：“什么时候走？”
“明天凌晨五点的火车。站票。”似乎怕我骂他，他忙补充，“买得太晚，实在没票了。”
“都回家了，那你还买那么多日用品？”我继续东拉西扯地说着，“可别告诉我这些东西拿到你们内蒙古都能算土特产啊。”我开了一个不好笑的玩笑。
“不是，你搬出去后每天下班都很无聊，随便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我不知道他这些话算不算在讨好我，我干巴巴地扯出一个笑。
我留在了公司。
原因有很多，比如外面突然下起大雨，要知道冬天下雨是很可怕的，走在街上随时有种被寒冷的刀片凌迟的感觉。正巧张翔又打电话给我说他今晚不回公寓，而我的钥匙昨天才丢的。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突然想留下来。
当晚我依然睡在他上铺。准确说不能算睡，没刷牙洗脸，也没脱衣服，就那么躺平了身子。他也差不多，直接打包好的两大袋行李放在床铺上，弓背坐着一言不发。我在很早前就忘记了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做该怎么打发时间——不玩手机，不听音乐，不看书，什么都不干就那么安静待着真是难以忍受。但傅林森不会，他能把独自安静这个状态阐述得非常好。
挨到凌晨两点多，我们才渐渐说起了话。当然谁也没有提那件事，在我们心照不宣的条约里，不触犯这片雷区是重中之重。我们瞎回忆起了在白鸟公司的那段“峥嵘岁月”，记得那时候新学员们因为某件事而集体罢课一天，跑到公司后面一个果园里去偷橘子，然后被一只凶恶的大狼狗追着咬，有三个同事都被伤到了，我跟傅林森被迫在半分钟内爬上了一颗柿子树，再摘柿子攻击它，直到把它赶跑，成功后再像两个傻子一样在树上尖叫着欢呼。说到这件事时我们都很真诚地笑了。
我因为抽烟，笑声有些沙哑。笑完我突然心虚地问他，“还会回来吧？”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在看到那张火车票的一瞬间，我预感，他可能不会再回来了。毕竟当初他出现的时候就是那么虚无缥缈，保不准离开时也如此。“我轻轻地来，正如我轻轻地走”，我有跟人说过吗？我这一辈子最痛恨就是这句诗。自以为潇洒，其实是不想负责任的借口。
“干吗这么问？”他的声音从静谧的黑暗中传过来。
“先回答我。”
“会。”
“那就好。”
很久后，我才意识到这几句话或许代表着我们重归于好。
凌晨四点我送走了傅林森，没说再见，没说珍重，矫情的话一句都没讲。我只是陪他站在潮湿的广场上，顶着蒙蒙的小雨和上空洒下的橘黄色灯光，一直从四点出头等到了四点四十。然后我扔掉烟头，一脚踩灭说：“差不多了吧。”
“嗯，我走了。”他点点头。
我目送他进了站口，整个过程他都没有回头。很突然地我就想起了我们认识的第一年。那年冬天我也是站在这，目送着又高又瘦的他背着那个沾满了流浪气息的大迷彩背包，手里还提着一个同样气质的行李箱，孤独地挤进人群，淹没在人流中。不同的是，我转身刚走几步时他又出现了，从左边勾过我的肩，笑着告诉我：突然不想回去了。我没问原因，因为当年同样作为漂泊在外且决心永远不再回家的我，真是太需要一个朋友陪伴了。我想他一定是看出来了。那之后，便是第二年、第三年。
然而今年，他走了。
我有些感伤地罩上羽绒服上的连衣帽，双手插兜发着呆。这时苏荷打来了电话，我掏出手机，与那个顽固的来电提醒静静对峙着。这些天里她依然没放弃，每天各种时间都会打电话对我进行轰炸。我清晨刷牙的时候，有时在我半夜失眠的时候，我蹲在马桶上看杂志的时候，冷不防手机就响了。我不是没想过换号码，但换号码太麻烦，况且，如果这样做就等于我示弱了。所以我不换号码，也不关机，我就等着她一次又一次地打过来，再骄傲而冷漠地无视她。来电每一次自行断掉后，我的内心深处都会涌起一丝报复的快感，更多却是某种说不清的隐痛。奇怪的是偏偏这种虚妄的自虐，总让我甘之如饴。
可唯独这一次，我有点控制不住地想投降了。因为就在这个偌大的火车站广场，在这个世界刚刚苏醒的凌晨五点，我站在顶着夜色匆忙赶路的汹涌人潮中，突然就觉得，人类实在是太渺小了。不管是相对于这个广褒的宇宙，还是相对于时间的洪流，都如同尘埃一般微不足道。
几十年的生命，短暂得不值一提。这样一想，很多咬牙切齿都不能原谅的事情，好像也都无所谓了。
我正打算接苏荷的电话，收到新短信的提示却突兀地弹出来。看清字幕上的“简凝”二字后，心狠狠牵动了一下。我眯着眼睛算起了日子，自她上次离开已快两个多月了吧，时间过得真快。
年底整个城市都很冷清，唯独医院里特别忙碌。就连病房外面的走道上都搭起了临时床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可能是病房窗前那盆百合花，也可能是这场急性病，让盛气凌人的简凝突然就变得温和了很多。
她的气色看起来并不很好，脸色和嘴唇都有点发白，精神倒是还算饱满。我本以为自己看到她会很开心，事实上我是挺高兴，内心却兴奋不起来。这种对任何事情都反应麻木的状态持续了好长一段日子了。
我走到床头看了眼病历单，跟着念出来：“急性阑尾炎？”
“别念了，我现在一听到这几个字就头皮发麻。”她有气无力剐我一眼，“刚发作时我全身痉挛得缩成一团，感觉自己像一个被丢到火里的塑料袋，疼得尿都要出来了。”
“我说割掉阑尾的人，是不是都会变幽默啊？”我幸灾乐祸地笑了，见她真的有点生气了才改口，“怎么突然想到找我了。”
“医生坚持要我住院三天，闷死了，找你过来陪陪。”她坦白。
“为什么不找林森？”我故意问。
“他不是内蒙古的吗？应该回家了吧。再说我早对他没兴趣了。想来想去，你比较有意思。”她慢慢将自己撑起来，直到可以与我平视的高度，“快，给我根烟，要憋死了。”原来后面这句话才是重点。
我无奈地笑着跑去把病房门关上，从裤袋掏出了白沙烟，自己先拿出一根，再将烟盒丢给她。简凝接过后眼神中的兴奋一瞬间变成失望，她一把捏瘪空烟盒，朝我丢过来。她真不愧为一个资深烟民，都不需要看，光凭重量就能判断里面到底还有没有烟。
“找死啊！”她骂。
“你刚手术完，抽烟不好。”我语重心长地劝着。
“你怎么比护士还烦。”简凝整个人都蔫了下来，窝火地别过脸，“快滚吧。滚！”她的气急败坏中透着一丝我未曾见过的可爱。我有点于心不忍，拿下自己口中的烟，讨好地递过去，“就一口？”
“半根。”
“两口。”
“三口。”
“成交。”
她一把就夺过去了，狠狠吸了一口，虽然急促却不失优雅。随后她心满意足地垂下很深的双眼睑，又回到以前那个妩媚而冷静的简凝。三口之后，她居然听话地把烟还给我，“我更喜欢抽万宝路。”
我想了想，还是决定不告诉他，我以前也更爱万宝路。我把那半截烟摁灭在窗子的铝合金外框上，打开窗户，烟味这才慢慢被潮湿的冷空气替代。沉沉的疲倦感来得有些猝不及防，我这才意识到最近真发生了不少事，而我也好久没有踏实地睡过一觉了。
之后两天我都陪着简凝。她很少走出病房，话也不多，所以陪着她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玩手机看小说，难得心血来潮给她削个苹果她也一口都不吃。实在无聊了她又会很焦虑，虽然嘴上不说，眉眼间却刻着。通常这种时候我就会负责找点话题缓解，以证明我的善解人意。
我聊到了之前她送给傅林森的那本书，我们谈到了作者在书里提到的一种叫“西伯利亚臆病”的病是否真实存在，看不出，她还是个科幻迷，对于刘慈欣在《三体》里谈到的宇宙黑暗森林法则，电影《幻蝶效应》里涉及到的时间悖论，以及宇宙起源、黑洞、四次元都颇有研究。
唯独打针的时候，她会特别乖，虽然我知道“乖”这个词用在她身上很违和。打针时她总是半仰着头，看着输液管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地流进自己的身体。通常那个时候她不会说话，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
住院最后一天我又去找她了，待她打完针后我神秘兮兮地从包里拿出万宝路，她双眼一亮，伸手来拿，我没给，“你还嫌昨天被护士骂得不够惨啊？走，跟我来。”我带她去了住院部的楼顶。
“门没锁吗？”简凝表示怀疑。
“我是谁，会骗你吗？”我胸有成竹。最近下了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雨，好不容易放晴，这是晒东西的大好时机。
果然，门开着，天台挂满了迎风舞动的白床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