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 (雁于飞87)

　　耶稣传教会提前五十年成立，当然管理办法需要逐渐完善，但是目的是明确的——让亿万中国人沐浴到天主的荣光之下！
　　——至于美洲，也不能放弃，不过那边地广人稀，不用费那么多力气。
　　尽管此时的明朝在西方人眼里遍地都是黄金，但说到底，还是农耕文明，社会福利没那么好，听说洋和尚们肯免费教孩子们读书，还管一顿午饭，当然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过去，甚至勤奋好学的孩子自己跑过去，一时间人满为患——洋和尚也不怕，又不吃人，何况人家用中文教学。听传教士们唱一会儿诗，然后就开始念书，当然除了四书五经，还有讲述宗教故事的小册子；图书馆也是，有不少中国本土的典籍，也夹杂了不少西方的书籍，包括《圣经》。
　　就这样，近一百年来，基督教逐渐在中国打开了局面。
　　罗马教廷看着信徒越来越多，决定不再忍了；隆庆二十年明朝败退出红海，来自庞然大物的直接威胁没有了；庇护五世要求严禁中国信徒祭天祭祖祭孔，向罗马教廷输送赋税。
　　这当然招到明朝政府的抵制，当年三教齐心协力批判基督的盛况犹在眼前，只是这些年他们老实了，大家忙，就没心情理会他们；如今旧事重提，免不得又是一场大论辩。
　　耶稣会向教宗申辩，并带来了皇帝陛下的亲笔书信，措辞严厉的提出了十七个问题，包括中国信徒是否可以祭祖祭孔，皇帝应否用“万岁”字样等等，要求教廷方面予以明确回复。
　　庇护五世显然不想失去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见时机不够成熟，也就暂缓施行。
　　但是十年后，格列高利十三世当选教宗。面对越来越加严重的内忧外患，他着手整顿天主教会，推行反宗教改革运动，首要的就是树立自己的威望，于是态度坚决的要求中国信徒遵守教义，派遣使臣罗铎来华向穆宗皇帝解释教义。太上皇大怒，穆宗无奈，派遣传教士和礼部右侍郎王世贞出访罗马，却没能改变这一禁令。三年后，他发出终极禁令，禁止中国教徒参与中国礼仪。
　　此时太上皇刚刚崩逝，穆宗又遣王世贞出访，扬言全面禁止传教。
　　格列高利十三世不得已，做出妥协，派遣传教士乐嘉提出八条宽恕条约，被称为“乐嘉八条”，包括准许供奉祖宗牌位，但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准许祭祖，但应属非宗教性质的社会礼节；准许非宗教性质的敬孔典礼，但孔子牌位不能书写“灵位”等等。
　　使者回到中国，穆宗已经崩逝，成宗刚刚登基，十三岁的孩子自然不能做主。建极殿大学士高拱是个虔诚的儒家子弟，早就看这些洋和尚不顺眼，儒释道三家也一拥而上，进行深刻揭批，得出结论：“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偏偏格列高利十三世自己也反悔，认为这八条与教义不合。
　　消息传到北京，此时的首辅已经是张居正，他认为：“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西洋人所可妄论。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
　　他倒是没有下令全面禁止传教士的活动，而是针锋相对的提出：“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天朝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
　　你可以留下，但必须守我的规矩，否则滚蛋，别废话。
　　我们要拒绝他们的歪理邪说，但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的金子。
　　至于学校、医院这些，好像不是洋和尚办的，把它们关了，是不是所有的洋鬼子都要滚蛋？
　　西方人也不全是信仰耶稣的，其中还有不少出色的工匠和学者；只要不乱中国的规矩法度，朝廷能忍，反正也不多一样。


第429章 尾声（七）（正文完）
　　然后是景宗常潮的元亨二十七年。天越来越冷，气温剧降，广东都开始下大雪，北方更是干旱，粮食大量减产，铁路还在修，难度太大，慢慢来；但是这汽车也不错，虽然头还是大，经常罢工，但是用途也广，不仅能拉人，还能拉货，如果能够把前面装铲斗，就能挖坑；装上圆筒，就能平地——那就用不着许多工人不分昼夜的赶工期了。朝廷要不要找人继续研究、大力生产，顺便把路也修一下？
　　常潮应该是皇帝中的奇葩——对科学技术异乎寻常的感兴趣。他原来是庶三子，嫡长兄常治，幼年夭折；次兄常瀛，患病身亡；这才轮到他上位。
　　显宗只是公务之余、退休之后研究这些，他是把科研当成主业、把皇帝当成副业，把研究室当成办公室，把宝座当成沙发，整天召集郑亲王载堉和科学院的学者工匠研究，甚至不顾反对招徕了很多西方人，允许刚刚才大闹一通的传教士留在北京。还别说，还真有很多看上去不可思议的东西都弄成了，包括当年达芬奇留下的文稿设计图纸，很多成为现实；尤其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载堉是当时守屈一指的全能科学家，继达芬奇之后最杰出的通才。因为始祖瞻埈不是仁宗嫡子，弘治以后必须降等袭爵，到他这一代虽然通过考封，却只袭得镇国将军；因为在天文、地理、历法、数学、文学、农学、物理、化学、音乐、舞蹈、机械制造等各方面都有惊人的建树，受到景宗的信赖，破格晋封郑亲王。
　　随着日心说在欧洲影响的不断增大，引发了教廷的恐慌。格列高利十三世见明朝不肯让步，甚至驱逐了传教士，针锋相对的宣布不许传教士前往中国；不久乌尔班八世接任，下旨对异端著述进行禁毁，大批学者被迫流亡中国，其中不乏顶级的学者。
　　成宗皇帝对他们不甚感兴趣，但是要修铁路，这些洋人说不准有什么好办法，因此按部就班的考教授官罢了；但是常潮在藩邸时，和他们接触，大有相见恨晚、茅塞顿开之感，因此继位之后，授了院士，朝夕和他们研究讨论。
　　另外一个科学家宋应星，此时也已经展露出惊人的天赋。他不仅熟悉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而且在生物、化学和物理学方面成就惊人；尤其是认真研究了金、银、铜、锡、铅和锌等多种有色金属的化学性质，比较它们的活泼程度，开始利用它们之间的差异分离或检验有关金属，并在对金银分离和硫化汞的制取中，发现在孤立的物质运动中，不论发生何种变化或过程，物质总质始终保持不变，从而提前一百多年提出质量守恒定律，开创了物理学研究的新时代。
　　常潮的天分和苦干比不上载堉和宋应星，但也性格聪明，悟性惊人；而且身为皇帝，有领导之功；除非成果早已刊行，否则著书立说的时候也就往往分不清楚到底是谁的功劳了。
　　他听说北京城人口密集，常有人车争道，突发奇想：如果把马车从中剖开，变左右轮为前后轮，不就可以节省空间了？这个木质的脚踏车结构简单，既没有驱动装置，也没有转向装置，靠双脚用力蹬地前行，改变方向时也只能下车搬动车子。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已经持续近六十年的工业革命终于迎来真正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各种新技术、新发明、新发现层出不穷，并开始得到广泛运用。
　　很多人称他为“皇位上的学者”，但皇帝的不务正业也引发了群臣非议，加上天灾人祸严重，群臣纷纷进言。建极殿大学士于慎行苦口婆心的劝皇帝以国事为重，结果无果而终，被言官骂了一通，吐血身亡；继任的王锡爵兢兢业业，忙到吐血，又死了；张位、沈一贯两人争权，被言官弹劾离职；内阁只剩叶向高、袁可立两人，于是又命孙慎行、高攀龙、韩爌、赵南星入阁。叶向高善断大事，袁可立一代名将，倒是维持了朝廷的正常运转。可惜庶长子由桢年龄实在太小，否则真想提前禅让，免得群臣尽拿俗事来烦他。好不容易等到由桢十五岁，急不可待的举行了冠礼，他就和群臣商量禅让；由桢执意不肯，父子你推我让，最后达成妥协：太子监国理政。
　　这一监国就是十年，直到由桢二十五岁，景宗这才兴高采烈地宣布禅让。他老人家实在很有科研精神，什么都敢试一试。在乘坐自制的脚踏车时，因为没有刹车不幸落水，感染肺炎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宪宗由桢应该是实际执政明朝最长的皇帝，十年监国加成化三十年，前后四十年，一直忙着到处救火，前朝后宫都有的忙，最后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和他爹一个岁数，没有达成在位四十年的成就。
　　当年看不惯老爹沉迷乱七八糟的奇技淫巧，本想全扔了，父亲还在，忍着吧；等他爹挂了，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了，当然实际上是发现这东西还有点用。
　　这时候天灾越来越严重，旱情还在持续，蝗灾也在扩散，甚至有不少地方爆发了鼠疫，朝廷上下动员，勉强控制住了，但也伤了元气；没办法，继续修路吧，以工代赈确保大家都有事干，好在有宋应星带领的团队，现在修路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快，本地也还有土豆红薯可以啃一下。再不济，咱们去南方七省？听说哪儿遍地都是金子？尤其弘治省，听说漫山遍野都是兔子，一网下去百十只，管饱！北方也成，东北那边都是平原，开垦了一部分，称得上粮仓了；要不去美洲三省？听说那边除了金子，还有无边无际的大平原，朝廷给政策，去了就给地！——对了，枪也带上，听说那地儿不太平；当年徐弘祖奉命带人周游全国，重新进行地理勘探，如今新的《寰宇通志》已经刊行，连同他的游记，详细记载了各地的地理、物产、风俗，可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