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 (雁于飞87)

　　可能因为父亲后宫太过热闹，也可能看到太多次母后独坐孤灯，祐桓对女色颇为淡漠，整日和皇后厮守，宛若民间夫妇，以致六宫虚空。
　　孝宗开先还觉得很不成体统，几次让祐桓纳妃，倒是锦鸾劝他：“儿子大了，自有主意。再说，既然已经有几个孩子，有没有嫔妃又有什么关系？”
　　孝宗看着她：“你从前不是这么说的。”
　　锦鸾道：“一代人有一代的活法，我是希望太子能松快些。我看得出来，他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不是皇帝的儿子娶了宰相的女儿；既如此，又何必节外生枝？”
　　孝宗笑：“你这话似乎又不甘。怎么，母仪天下四十多年，过得不舒坦吗？”
　　锦鸾惨然一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她语气凄然地说起一段往事：“圣上可记得，弘治十三年母后崩逝，皇儿染病，妾朝夕照料，祝祷于天，待他病愈，妾也患病，几乎不起。当时妾想着，如果妾死了，能让圣上宽心，让皇儿安坐，死也瞑目了；可是转念一想，皇儿不是长子，能被立为太子，全因嫡出。若妾一死，圣上扶持旁人为皇后，皇儿不再是嫡长子，他若有什么过失，……所以妾一定要活着，好好活着。”
　　孝宗唏嘘，没有说话。
　　她看着孝宗：“圣上，下辈子如果我们还做夫妻，真希望您不再生于天家，就是个王孙公子，我也只是寻常的闺秀。即便还要这么青灯枯坐，也不用担惊受怕，如履薄冰；若是生于平民百姓之家，虽然茅檐草舍，粗茶淡饭，但夫妻只是夫妻，父子只是父子，或许还能举案齐眉，常聚天伦之乐。”
　　孝宗心里一动：“这些年，苦了你。”
　　他搂着妻子，叹息了一声：“好在，都结束了。”
　　结束是不可能结束的，太上皇后宫里还是姹紫嫣红；只是儿子做了皇帝，凡事也就不计较了，锦鸾反倒是怜爱的看着这些貌美如花的小姑娘们。
　　微霜凄凄金井栏，城头月出冻云残。
　　玉楼高对蓬莱雪，谁道宫中夜不寒。
　　祐桓的皇后程月仙，字德卿，师从科学院女院士王慧兰，还跟米应德学过绘画，不能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能骑射，通星象，精历算，工诗文。她的父亲程敏政曾经毫不掩饰的夸耀：“吾儿于书无所不窥，工诗古人辞，尤精天算，贯通中西。自古才女如谢道蕴、左芬之属能为诗，未闻其能文章；曹大家续汉史，宋宣文传周官，未闻其通天算。吾儿以一人兼之，可不谓彤管之杓魁、青闺之收并乎？”并扬言“此足以门户之托，何必男子”；于皇后也夸她“六艺旁通，博而能精”。
　　处在这样的时代，明朝士人天生就张扬着教化万方、博采众长，探索宇宙、穷根究底的雄心壮志。
　　东西方站在了同样的起点上，甚至东方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广阔无垠的国内市场领先一步。
　　祐桓自来对天文地理颇感兴趣。他的舅舅重新发现了这个世界，但疆域太大，对自己名下的疆土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气候、物产等等，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因此，他命襄国公郭岳主持编撰了《武备志》，全面总结目前的军事装备和人员训练、战略战术成果，刊发全军；命科学院院长李兆先主持编撰了《天工开物》，全面总结当时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命庆国公于承业修撰了《农政全书》，全面总结农业政策和农业技术，还贴心的附上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400余种；同时，新的药材和药方出现，需要完善药典；新的星辰发现，星象图、航海图需要更新；此外，先帝编修的文学总集、《四库全书》，要派人抄录，发放各省；要优中选优，编撰《四库萃要》，刊行全国；这么多书籍，查询不方便，可以仿照《太平御览》的做法，重新编撰一部类书，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等，都要囊括进去。
　　从太子时期他就沉溺于农事，那些新奇的物种总让人惊喜。孝宗认为太子能知稼穑之艰难，必能抚恤百姓，因此相当支持。
　　在一大批农学精英的辅佐下，他甚至在端本宫种出了水稻；也就是在他执政时期，双季稻在江南地区得到普及；玉米、红薯、土豆等新作物摆上普通人的餐桌，农作物的套种、间种技术日臻成熟。
　　除了脚下的土地，天上的星辰同样令人着迷。他甚至用最新的望远镜发现了几颗星星，皇后则更加潜心于日月星辰规律的探索。
　　有一年帝后同行，皇后对他说：“今年将有涝灾，要早做准备，让百姓种高杆作物”；隔了一年又对皇帝说：“今年将会有旱灾，应该种早熟作物。”后来全部应验。
　　皇帝不解，她解释：“妾看见蚂蚁群从洼地纷纷移往高阜，推测有涝灾；看天上的云常常呈现鱼鳞状，没有出现圆锥形的雨云，就推测将会有旱灾。”
　　绍治三十年，他以“先帝亲政三十年而禅让，朕有何德，敢越父皇纪元之数。”于是提前禅让太子。
　　退位以后，他就全身心沉溺于科学观察研究。这也成为后代皇帝退位之后的共同爱好：处在科技发展的时代，每天都有新鲜的事物产生，值得他们去研究探索哪怕把玩。他在九年后去世，享年六十五，庙号显宗，追谥庄。
　　因为帝后的喜爱，天文学进步神速，一大批著述相继出版，其中包括《天体运行论》，它的作者哥白尼也来到了明朝。
　　英诺森八世之后，史上最具争议的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当选。他也不仅生活奢靡、任人唯亲；而且野心勃勃、残忍冷酷。他颁布圣谕，禁止印行未经教会审查的书籍，可疑的书籍一律焚毁。
　　就在弘治三十年，40岁的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并在两年后开始撰写《试论天体运行的假设》，历史上因为教皇的圣谕，迟疑近四十年，直到临终时才出版；但这回听说遥远的中国太后相信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几经考虑，在商人们的劝告下，终于来到了中国。
　　在这本书中，哥白尼不仅系统地论述了地圆说和日心说，而且画出了恒星表、介绍地球的绕轴运行和周年运行，同时大篇幅论述了月球，特别是月食。不仅佐证了当年汪舜华的假设，而且和王慧兰的《月食解》暗合，因此受到帝后的重视，也引发学界关注。
　　但这书带来的更大的影响，是促使明朝士人开始系统研究“道”。汪太后在《清宁絮语》中论述了几大哲学观点，最浓墨重彩的就是认识论。她一再强调：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个“道”，不是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也不是什么王道、霸道，而是——规律。
　　日月之行，都是有规律的，那么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又为什么会是这样？天文学如此，其他的科学何尝不是如此？万有引力的常数是多少？能不能克服？洋流潮汐风雨是怎么形成的？大陆这么多的地形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又有什么样的特点，该如何因地制宜？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真正掌握规律，才能让它为人所用；否则即便有了发现发明，也不过吉光片羽，转瞬即逝。
　　建极奖设立这么些年来，文学方面虽然争议不少，但到底名家迭出，但是其他的方面，只能说差强人意，如今这个局面总算有所改观，一批中外优秀学者相继获奖。
　　绍治时代政治清明，经济繁盛，文化昌明，科技突破，堪称古典时代文治造极之世。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行商坐贾、墨客文人汇聚北京；四海列国的英才贤士也纷至沓来，他们或者仰慕明朝富庶，或者要逃避教廷责难，万里迢迢到明朝求取前程。他们其中一部分凭借才学进入科学院，或者供职乐府、文林馆，或者到四译馆做翻译。
　　考虑到涌入的欧洲人实在太多，显宗同意在外国人相对集中的天津、南京、杭州、广州、泉州等地修建教堂，当然老规矩，不许出门传教；中国人进教堂也要盯紧点，没事看个虚热闹没什么，别真被洋和尚们骗去受洗，那就是自绝于家邦！
　　——洋和尚们不但经常和士大夫和尚道士论辩，甚至自己也争执不休，隔三差五就在科学院外的论道论坛上争争吵吵，有要改革的、要遵守祖制的，随他们去，只要不动手。
　　显宗放下四译馆刚刚献上来的《乌托邦》，听说是英格兰大理寺卿用拉丁文写的，去年被商人漂洋过海的带来。
　　他笑着摇摇头，对建极殿大学士杨廷和说：“让他们刻吧，不过是司马相如陶渊明之流无稽的想象而已。”
　　杨廷和笑道：“圣上所言极是，臣也觉得他是读孔夫子的《礼运大同篇》痴了，或是念佛家的‘众生平等’呆了，只能当个笑话听；别的不论，每天只做功三个时辰，只怕都饿死了。”
　　显宗笑道：“书生之言，如果真能令行禁止，井田制里甲制就不会崩坏了。”
　　杨廷和说着近年教廷到处兜售赎罪券，都卖到天朝来了。
　　显宗道：“当年姑姑在景泰省，可是自己掏钱在恒河边操办水陆大会，为亡者超度，生者祈福。这个教宗倒是掉进钱眼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