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 (雁于飞87)

　　胆子小的已经赶紧回去准备了——必须马上把衙役拉回家里清测量清楚，交清税粮，然后到衙门开介绍信，这样才能在年底前动身，明年二月之前赶到北京报到。
　　——朝廷已经法外施恩，估计是考虑到读书人群体不好得罪，不想逼得太狠，现在再起来闹腾，那就是要逼朝廷收回成命，停了乡试啊！——就算只停一科，虽然只有三年，在官场上，年龄某种程度上说和前程挂钩，这在后世大行其道，在明朝也不是什么潜规则。20岁考中状元和80岁考中状元，就算朝廷任用的时候不区别对待，但是资历熬起来，你真的有优势吗？
　　——那就老实点吧。这几个月士子们出去闹腾，各级地方政府先是震恐，然后就是紧张，但该做的事情还得做——读书人家的田地不让测量，就先去测量别人家的吧。现在你们要是不着急，官府更不着急了。
　　离得近的还在犹豫，偏远地区的接到圣旨就是七月中旬了，得抓紧时间争分夺秒，否则错过了考期就得等三年！本来已经准备妥当到省城考试的只能星夜兼程回家，没钱的只能抱头痛哭。怪谁呢，朝廷给了时间的！
　　当然也有不信邪的，尤其是江西。这时候的江西可不是后代戏称“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份，恰好相反，是真正的高考强省。历史上从天顺四年到成化五年连续四届状元都是江西人，所以成化八年本来准备选刘震作状元的时候，发现又是江西人，不得不另外推荐了苏州人吴宽。
　　可以想见，骄傲的江西士子怎么可能接受朝廷这样的践踏？难道满腹经纶竟不如上缴的那点钱粮？汪太后这是掉进了钱眼了吗？
　　胆大的再次去孔庙放声大哭，但是那里现在戒备森严，衙役严阵以待，就等着你去自投罗网，抓着当场革去功名，直接扔大牢——后面的面面相觑。
　　出头的被处理了，等后面反应过来的同样痛哭流涕——这他妈和说好的完全不一样啊，难道不是应该朝廷在士人的请愿下，顺应民意，罢免酷吏，或者捉拿一部分人严刑拷打，永远禁锢吗？怎么全发配海南了——要支援边疆建设也不是这样的！
　　——而且，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乡试已经过了，只能再等三年！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汪太后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把这件事理清楚，为此连自己的名声都不顾了，这时候再硬抗，就真的不知好歹了。
　　盐商们打不过，扛也扛不过。七月中旬，扬州府几个被下狱的秀才为了戴罪立功，向朝廷供述了盐商们这几个月来的行止，同时也供述了组织闹事的头头。
　　八月初一，成国公朱仪、宁阳侯陈懋亲自坐镇，出动了附近卫所五千人，趁着盐商们正在集会，一举捣毁了他们聚集的馆所，捉拿盐商近五百人，现场查抄出白银近二百万两。
　　消息报到北京，汪舜华大喜，下旨继续查抄；对于举报的几位士子，各赏白银五十两，允许他们参加今年的秋试。
　　与此同时，苏州的商人也抓了一批，尤其是粮食商人，由朝廷派人暂时接管。有平价米、平价盐，市民保持了情绪稳定，商人们却情绪不太稳定了。整个城市上空蔓延着哀怨、责备等各种味道。
　　九月初一，汪舜华正式采用户部左侍郎马昂的建议，在南直、浙江两省试点票盐制，寓纲法于票盐，借助辘轳转运来规复引地，从而增加课厘收入。
　　此前的盐法的主要是纲盐制，即政府每年根据盐的产量、销售量的多少，确定发售引数，订为纲册，每年一纲，招商认引，额满为止，商人按照所请引数缴纳正杂课额。在这种体制下，与盐政有关的所有人都视盐务为利薮，官商勾结，互相依托，牟取私利，导致盐价日昂，私盐泛滥。
　　马昂经过考察，建议：“废引改票，试行票盐制。不问新商、旧商，只要交足盐课，即可领票运盐。票商既无限制，亦不固定，就可废除根窝专商之弊。”
　　其制由运司印刷三联票据，一留作存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盐场买盐，纳税后运盐出场，分赴指定口岸销售。盐票每张可运盐十引，每引为三百斤，合银六钱四分；另税银三两，公使（运输）银三两。和以前是一样的。
　　他同时建议：“严禁夹带重斤和出湖改捆。以前一引官盐甚至敢夹带数引私盐，而卡员不敢阻拦。以后官运、营运都只许到坝采买，不许再下场自捆，严令卡员认真抽称，查出包内夹有重斤，就照全船包数扣罚充公，包外夹带的也要严究查办。以前盐商在出湖时为了节省运脚和按包抽厘之费，都捆大包，每包重一百二三十斤不等，改捆后盐票不符，以至有余票护私之弊，影响盐厘的抽收。所以以后不许再改捆大包，车行、船户承雇出湖之盐时按斤论，不再按包论价。过坝时不但给予护票，而且由分司发给舱口清单，以方便卡员凭单查舱，并且按包抽厘。禁止出湖改捆后不但方便卡员的稽查工作，而且有助于减少私盐，保证盐厘的如数征收。”
　　汪舜华准奏。
　　以前的盐商基本上被一网打尽，但大家都知道盐业是最来钱的，即便是朝廷限价，但还是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因此争先恐后的往前挤，唯恐落了后。很快，朝廷首次印刷的一千张盐票就被抢空了，甚至很多小老百姓也往前挤——现在没有门槛，只要六十多两银子就可以拿到3000斤盐！要知道以前每斤盐是300文！那就是100两银子！
　　——这差距得多大！
　　要拿到盐票，金银铜粮食都行。自然，各个盐运司立刻忙起来，加班加点的迎接各种生面孔熟面孔；建极制钱也悄然在苏州街头出现。
　　盐商们算是消停了，士子们也消停了。接下来的时间，官府加班加点组织丁壮开展测量——之前一些普通农户已经完成了，现在学子们要赶时间，但前面还有那么多人，而且每天官差也是有工作时间的，该怎么办？你看着办；至于那些还想不通的就继续想，想通为止。
　　江南各地的秩序相继恢复正常，尤其苏州知府杨贡。上次当着王公重臣被羞辱得很了，自然很想找回场子。这位仁兄也是妙人，趁着中秋节组织农民敲锣打鼓的上街游行，跑到城隍庙庆祝丰收，叩谢城隍老爷保佑，又感谢皇帝太后恩典，今年租税少了多少多少。
　　——这还真不是演戏。按照弘治进士陆深的说法：“天下税粮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一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考虑到苏州府不过七县，松江府只有两县，这赋税真的很不轻。
　　——按照宣德年间周忱的说法，江南一带，官田每亩交租四五斗、七八斗，甚至一石以上。后来租税变为官粮，还要到朝廷指定的官仓缴纳，通过漕运送到北京，其中多少损耗，都要由百姓承担；甚至有的产量不过二三石，交税就要一石，如果遇到盗贼或者舟船不顺，损失更是难以计算。
　　这么重的税，除了本身重税外加杂科，运输成本是重要因素。
　　按照专家的估计，正统年间，江南军运漕粮的实际运耗已达到正额的2—3倍，而这还是漕粮运费实际负担的最小值，在一般情况下，漕粮运费将达到正额的3—2倍，甚至8倍以上。军运如此，民运更甚。名臣王恕估算，江南北运粮食的每石运耗高达到1.3至3.3石，所以明面上不到18万石的粮食，实际要20余万石才能确保完成任务，随着催征、解运、入库等环节陋规科索的叠加，数字也在不断攀升。到了明末，解运成本更是达到其承解田赋正额的8至10倍之多。
　　如今江南等地的田赋还是比其他地区要重，但每亩20斤，不到三斗，而且徭役免了，这已经不是减负，简直是移山。
　　因此，这些都是真情实感，比士大夫商贾有说服力得多，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也醒悟过来，于是大家第一次惊讶的发现小民居然可以这么用。
　　可以说，今年江南地区形势跌宕起伏，峰回路转，让人目不暇接。
　　和历史上一样，在南直隶坐镇指挥土改的集贤院大学士王直，在九月二十三日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四，赠太保、谥文端，敕有司祭葬。
　　稍早之前，楚庄王庶三子东安王季塛薨，享年三十七，追谥恭定，没有嫡子，除国。
　　九月的倒数第二天，含山大长公主薨，享年八十二。她是太祖第十四女，也是最后一位辞世的太祖子女，德高望重，这几年没少被拉出来站台，当然能够见到这么多晚辈，长公主还是很高兴的。
　　她去世，汪舜华难过了一下，让襄王率领诸王前往祭奠，又让工部营葬。
　　她想起了当年初见长公主的情形。原来在不知不觉间，嫁进皇家已经整整十七年了。
　　如果长子见济还在，也该十六岁了。
　　那样，也许她就不会这么辛苦。
　　那样，也许她就不会像现在一样，独断专行，而会被群臣施压及早还政皇帝。
　　汪舜华赶紧打住自己的胡思乱想，又拿起笔，岁月不待人，皇帝一天天长大，她早晚是要把天下归还给他的，必须要抓紧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