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 (雁于飞87)

　　又是一个边地的！而且死了老大，估计怨气很大，因此汪舜华很爽快的同意了。宁王系团灭，你们就去南昌吧。
　　晋王觉得太原也很危险，汪舜华笑道：“你可是晋王啊，自古有晋王不在山西就国的吗？”
　　——这么多藩王一起动，动静太大了！
　　——何况，多几个郡王没啥，亲王还是要离得近一点，方便监管。
　　晋王吃了瘪，只好认了；刚刚拿到爵位的秦王也老实的闭上了嘴。
　　不过好在汪舜华不算太过分，转头吩咐年富：“长途迁徙，劳师动众。支给代王银一万两，作为宗室迁徙之费，乐平王给一千两。”
　　年富领旨，代王等赶紧谢恩。
　　搬了家，原先赐给他们的土地就要收回来，当然隐含的意思就是这些年通过勾结或者威逼官吏隐瞒的土地都要吐出来；朝廷按照标准重新划拨土地。
　　宗室们入宫辞行，汪舜华赏赐了丰厚的礼物，让荣王送出端门外，并让太监、勋贵和礼部官员送了一程。
　　勋贵们还好，忙完婚礼，就赶紧奔赴各自的岗位了，现在江南那边正忙着呢。
　　在五凤楼上望着车辚辚马潇潇的场景，汪舜华心里很感慨，这样盛大的筵席也许每三年就会有一次，但下一次来的人也许就不一样了。
　　她的感觉没有错，下一次的聚会，很多人都参加不了，其中藩王级别的就包括代王仕坋、岷王徽煣以及来不及继位的蜀王世子、荆王世子。
　　同来望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当年。
　　襄王顾不上感慨，宗人府一大堆事情等着他料理：首先就是滞留北京宗室的安置问题，现在都住在宾馆里，问题倒不大，但生活费怎么办？补票的还好，有工资；但没职务的就真的很麻烦，虽然上京的时候家里肯定打发了一笔钱，但是能用多久就不好说，尤其很多偏远的旁支，虽然顶着将军、中尉的名号，但这些年朝廷对工资不仅一拖再拖，而且经常打白条，日子过得还不如普通人家，现在没考上，没脸回去见父母，钱用完了怎么办？——当然现在朝廷管吃管住，但以后呢？何况衣食住行都要花钱！
　　然后说教育问题，学校肯定是不能一时半会儿修好的，少说也要一两年，那么书要怎么读？教室和教师从哪里来？
　　但是你要读什么书？以后肯定都是客观题为主，襄王很明白汪太后和大臣们的心思，要当要立，但问题是你这考试范围太广了，有点天马行空，虽然在自己这种人看上去，就是常识题目，但十岁小孩子他没学过，而且这些不是必读科目！科举考进士也就是八股文和策论呢！你就算要人家死，也得让人家死得瞑目，何况这样大面积的屠杀，你真的很有面子吗？
　　——老虎吃天，无处下口怎么行？
　　这些确实是问题，汪舜华召集了各部门领导开会，当然襄王也在一边坐着，一起商量怎么办。
　　首先，要回家的可以走，三年后接着再来，根据距离长短发放交通补助，如果已经有爵位的就免了；其次，留在北京的，朝廷负责食宿，标准在那里；另外发放生活补贴，有爵位的也不说了，已经领着朝廷的工资，算是捡来的；其他的统一标准，每月一两银子；另外每年帛四端，生病的要及时救助。户部根据名册拨付宗人府，由宗人府统一发放。
　　其次，教育硬件问题。宫里是不行的，不过光明学校可以，十三年了，很多学生都已经离校了。汪舜华打算把它打造成禁军子弟学校，这些年来陆续从禁军和各地优秀的军士子弟中选择了一些人进来，但总的来说，编制很空，毕竟这几年大家真的很忙；女宗学就放在芳嘉园。
　　当然，宗学的标准肯定要比子弟学校的标准高一些。去国子监、去顺天府学，乃至落第的举子中挑选老师——别笑，国子监的老师也就是这个出身，进士们难道会去当老师？别做梦！那是皇帝太子还有内书堂的预备役太监才有的待遇。女宗学就更简单，内宫有的是能识文断字的女官和嬷嬷。
　　第三，教育软件问题。简单，编教材。其他的都摆在那里，《大明律》和新修订的《宗藩条例》，刻就是了，雕版都是放在那里。其实以前大家手里都有，但没当一回事，现在皇帝重新刻一遍赏赐给大家意义就不同了；但是文学和历史你不能让小孩子去翻大部头的书，地理也要系统归纳一下；最大的问题是数学，朝廷自己就没有找到几个会的，那就把数学书翻出来重新编课本！
　　宗室女参照标准进行，使用同样的教材。
　　另外，宗学虽然还没立起来，但是一应的官员配备要到位，国子监祭酒是四品，宗学也用“祭酒”的名称，只是怕镇不住人，那就三品；两京国子监祭酒同步升一级；此外，翰林院也升一级，正四品，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为正五品。
　　南京国子监祭酒吴节才华横溢，就让他去当宗学祭酒。
　　事情这样定下来，又一大波人升官，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国子监和翰林院的领导们，简直是意外之喜！当然大家觉得这几个单位提高一下级别也很好，毕竟是天下文人的精英，都不容易。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襄王长舒了一口气，下去整理名册，发放路费，然后为留下的重新安排住处，将宫里发过来的宫女太监安排到各处，接着准备大家需要的文房用具——虽然有，但还是要重新赏赐。男丁由襄王负责，宗室女就交给襄王妃靖氏了，虽然是长辈，该避的嫌疑还是要的。


第195章 北京的发展规划（一）
　　送走了宗室，各部门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现在各省忙得热火朝天，朝廷同样忙的水深火热，当然最忙的就是户部尚书年富和工部尚书白圭。
　　自从建极三年以后，户部就很忙——忙着数钱。按照最新的标准，田每顷纳米12石，折银8两。现在土地清理还没完成，洪武年间能有880万顷土地，如今应该只多不少，减去隐藏的、免税的，承税田应该至少300万顷，那么全国田赋每年应该是1亿石左右，自然远胜景泰七年的2300万石，但是人丁、杂税、徭役等项全部包括在内，这也意味着以后朝廷的支出将大幅加剧，尤其将全国的衙役纳进来，只此一项每年就要多出近8000万石的支出；此外一旦有重要的工程上马，光是人工费就高的惊人。
　　当然，朝廷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盐税、茶税相加，估计每年能有1000万两——此前每年能拿有300万两就谢天谢地了。当时丘浚拿着《食货志》在朝堂上质问：“唐朝仅从两淮地区每年就可得盐利200万缗，宋朝乾道末年的盐、酒、茶三项收入2382万贯，那可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如果我朝的疆域人口大大超过宋朝，每年盐茶相加，还不到280万两，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健刚斥责：“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你这是与民争利！”
　　丘浚马上扔掉帽子，怼回去：“我有什么不能说出口的？合着商人的钱是钱，农民的钱就不是钱，朝廷的钱就不是钱？口口声声为生民请命，到底是在为奸商刁民说话，还是在为朝廷百姓办事？”
　　刘健不吱声了。
　　汪舜华在心里大大的为丘浚点了个赞。
　　当然在场的人并不知道，每年不到300万并不是过分，因为到了以后的嘉靖万历年间，官商勾结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当时每年盐茶税等税总额不过320万两，最高也不过338万两。
　　茶课名存实亡。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沿用宝钞来评估地方税额，折成白银时，税额简直到了就是来搞笑的：云南13两，浙江约为2两。
　　当然，追本溯源，还是要找到太祖皇帝头上，他老人家苦出身，见不得儿孙吃苦，也见不得百姓吃苦，却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其中还有官吏因为想办法收足商税被贬官甚至打板子的例子——既然多做多错，下面谁会吃饱了撑着去收税？谁不想得个宽容厚道的好名声？
　　然而皇帝的宽容厚道并没有换来商人的投桃报李。哪怕到了万历年间，他们还拿着早就成为废纸的宝钞来纳税，甚至勾结官员反对朝廷加派赋税，说的冠冕堂皇，不过就是自己铁公鸡一毛不拔而已。
　　——所以清朝入关后，江南一拨儿人忙着反清复明，复什么明？复的是那个朱明王朝吗？不是，是那个可以随意偷税漏税、可以随意辱骂皇帝的时代！
　　按照考证，北宋时，两税尚占82％，但至南宋，已降至38％。与此同时，商税急遽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包括商税在内的非农业税，也就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北宋皇祐治平年间，商税比重不过20％左右，及南宋绍兴、乾道之交，仅茶盐榷货一项即占21％，连同经制钱、总制钱，非农业税达31％强。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坑冶榷货已达82％强，非农业税更达82.3％。
　　——明朝，却是最贫苦的农民承担了最多的赋税，还要承担因为读书人和勋贵免税而投献土地造成的亏空，所以在崇祯听信东林党人减免商业税改征农业税后不得不反——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忠贤比东林党人高尚有底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