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裕仁为会议拍板：“时间已到，我们不得不容忍不可容忍的事情。”
此后，日本政府首先正式通告接受《波茨坦宣言》的诸项条件，接着天皇通过无线电广播发布了停战诏书。他们的这一决定算是很及时，因为美国很快又拿出了两颗原子弹，准备在得不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扔到日本本土。得知日本人已经服软，航空兵才没有投下原子弹或其他燃烧弹，而是在东京上空撒了传单。
虽然天皇在停战诏书中只字未提“投降”二字，但谁都明白，这不过是为了保住面子的一种好听说法而已。自此，这个号称建国两千五百多年且从未遭受过亡国命运的岛国终于自食其果，被迫向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据说在关东军总司令部人员收听广播的过程中，除了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外，很多房间的室内都异常静寂，连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美国政府对日本的答复表示满意，麦克阿瑟被指定为盟军最高统帅和接受日本投降的全权代表。8月15日，麦克阿瑟与日本政府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同时发布对日停止军事行动的训令。在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使团团长迪恩少将把这一训令转交给斯大林，希望苏军也停止军事行动。
这个时候且用这种方式实现停战，并不是斯大林想要的。事实上，通过发动远东战役，他已经在国际博弈场上重新占据了主动。
偏是小能降大
波茨坦会议尤其是美国投放原子弹之后，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的腰杆一度硬了起来。在中苏尚有六个问题议而未决的情况下，他指示中国代表团停止谈判，并坚持要在以下几点上与苏方达成一致：划定外蒙的边界；旅顺海军基地成立中苏军事委员会；向大连委派一名中国港务员。
看到蒋介石的这些表示，连杜鲁门对中苏谈判能否最终达成协议都“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正是苏军在东北的迅速推进，大大增强了斯大林在谈判桌上的优势地位。中苏谈判很快就得以恢复，中国代表团在谈判中最感忧虑不安的是，以苏军的进军速度，如果不马上签约，以便在条约内对苏军的行动有所限制，那么一旦苏军占领整个东北，后果可能比不签约更糟。
斯大林紧紧抓住中方要害，在远东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他就不无威胁地对宋子文说：“中国最好快些达成协议，不然的话中国共产党将要进入满洲……”
让中共势力在东北得到发展，显然比让苏联在东北夺取权益，更让蒋介石坐卧不安。8月14日，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批准签约。这就是基本按苏联意愿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虽然依靠在抗战中的努力，中国一度被美国推为“世界四强”，但终究难改自身弱国的本质，面对强国的逼迫，能够供其回旋的余地很小。美国则不然，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其对苏态度开始趋于强硬，而且毫不动摇。有西方学者甚至把它作为冷战的开端：“（原子弹的爆炸）与其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军事行动，不如说是对苏冷战的最初的主要作战之一。”
中苏谈判开始之前，杜鲁门曾拒绝蒋介石要求美国干预中苏谈判的建议。此后他却一改初衷，对中苏谈判提出了一些干涉性意见，其中包括“反对把大连港划归苏联军事区或把它作为苏联海军基地”。与此同时，他还要求苏联在“满洲”开放问题上做出保证。
月明还有亏缺时，何况这世事人心又哪里会有沙糖到底的。美苏两国首脑其实从结盟的那一天起，就都对此有所预料，他们也一直在暗中斗法，比拼彼此的实力。到二战即将结束时，依靠“原子外交”这一利器，美国终于占到了上风——说起来真是让人吃惊，一百多万苏联红军紧赶慢赶，还是没快得过那两颗原子弹，这大概就叫作“金刚钻钓雷瓮，偏是小能降大”吧。
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为此专门刊载了关于日本停战的评论。评论中以酸溜溜的语气说道：“只把原子弹视为战胜日本的原动力，这是毫无道理的。”更重要的是下面这句话：“战争的结束，是由各盟国的共同努力所取得的。”
苏联要保留在日本战后问题上的发言权，因为它与利益紧紧相连。在波茨坦会议上，美苏已就海空军行动区域达成协议。双方确定以内蒙古南部、北京、长春、朝鲜半岛东北部、日本海北部三分之一处、宗谷海峡中部作为边界；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为美苏共同行动区；太平洋为美军行动区。
在远东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时，苏军三大方面军的进展状况分别为：外贝加尔方面军越过大兴安岭，进入东北平原；远东第一方面军占领了牡丹江地区的大半；远东第二方面军尚未到达佳木斯。
进展不可谓不快，但是离苏军能够到达的区域还有不小距离，也就是说仍可以继续往前面伸展。按照苏联领导人的个性，他们在这方面通常是绝不会做丝毫让步的——自己打的兔儿，哪有白白送上门给别人吃的道理？
另外，按照“雅尔塔密约”，苏联将取得南库页岛、千岛群岛，但当时苏军对南库页岛的进攻还没有取得最终结果，而对千岛群岛的登陆战更是尚未启动。
苏军总参谋部为此发表声明，称天皇发布的停战诏书只是“关于无条件投降的一般性宣言”，而且日军仍在抵抗，因此苏联政府和军方可以认定日本没有真正投降。
从苏联的利益出发，战争还应该继续下去。于是自8月15日起，远东战役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特攻战术
外贝加尔方面军已经把作为第二梯队的第五十三集团军使用到了一线，并要求各集团军在所有战役方向上向前迅猛推进。
在日军第三方面军将主力都撤至长春、沈阳后，其外围部队实际已无法组织积极有效的抵抗。苏军一路上只需驱散零星小股日军即可，反而是行军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第十七集团军奉命向赤峰挺进，沿途多为沙丘地，而且天气异常炎热，气温一度升至48摄氏度。在这种情况下，人对水的需求也迅速上升，一昼夜每人要用水二百克至三百克，每匹马接近五升（相当于五公斤）。由于执行急行军命令，后勤很快不继，缺水问题非常严重，人人唇干舌燥，疲惫不堪。
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沿铁路路基向沈阳推进。路基两旁全是泥泞的沼泽水洼，不仅轮式车，就是履带车也开不过去。坦克只能碾着枕木逐个前进，一步都离不开铁路，加上燃料奇缺，连集团军先遣支队的前进速度都下降至每昼夜四十五至五十公里。
进攻线过长必然会影响坦克部队的后勤保障，而如果让坦克停下来等待供应，又要大大降低前进速度，这始终是坦克部队在实战中所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
远东第二方面军所经历的战斗则很是激烈，尤以牡丹江方向的攻守战况十分紧张。
早在8月14日晚，山田已经收到了大本营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以参谋总长和陆相的名义发出，上面指示山田停战，但同时又说，如果还没有接到其他命令，仍然应继续执行以前的任务。
这份电报的意思实际就是告诉山田，如果苏军不进攻，你就不要打，但假若对方不肯停手，则也不能甘于束手就擒。
8月15日，日军动用上千名特攻队员发动反击，红旗第一集团军先遣支队被迫后撤。第五集团军方面，已经频频打到白刃格斗的程度，这才勉强往前推进了四至十六公里。
日军的顽强抵抗，尤其特攻战术给方面军司令员梅列茨科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日军发动的磨刀石车站反击战中，特攻队员们身上缠着炸药包和手雷，在密集的高粱地里匍匐前进，当看到苏军坦克时，便一跃而起，扑到坦克下面，争取与之同归于尽。
除了充当“活地雷”外，有时特攻队员还会故意先把苏军放过去，再在背后打黑枪，用这种办法来使苏军遭受损失，并挫伤其进攻锐气。
不过梅列茨科夫同时也发现了一个颇可玩味的现象，即凡是近处有日军大兵团作战的地方，特攻队的活动就特别频繁和活跃，但如果该地域的日军兵团已被肃清，则特攻队的气焰就会一落千丈。
梅列茨科夫由此认为，一个人不管属于哪个民族，集体行动都会对他起到鼓动作用。作战时，当他感觉到有别人支援的时候，自然就会提起精神，而一旦发现自己孤立无援，那劲头马上就落了下去。
日本是一个集体主义至上的民族，士兵在战斗中具有“特殊性格”和行为更是毫不奇怪。梅列茨科夫确信，问题不在民族特点上，不是说日本兵就比别的民族和国家的士兵更不怕死，实际取决于他们被愚弄和洗脑到了何种程度。
审问日俘的结果也表明，文化程度高、有相当学问的日本军人更能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本国的政策，表现狂热的仅仅是那些文化程度低、原有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不高的军人。
就梅列茨科夫自己所见，在远东战役中，他几乎没有碰到过有日本军官特别是指挥官剖腹自杀的事。
显然，要遏制特攻队气焰和劲头的办法，就是打蛇打七寸，用整体压上，首先击溃其主力兵团的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