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放松下来，只有参谋本部情报部的那些“兔子”仍竖着耳朵，瞪着眼睛。
关东军司令部截获的电文被他们要了过去，情报参谋不像作战参谋，怀疑一切和审查细节是他们的职业习惯。看过电文，这些情报参谋颇感疑惑，认为前线电码不加密本身就是个怪现象。
难道是施工材料实在太缺乏，饮用水实在太紧张，弄得电报员连编密码的时间都没有了？或者，是因为在不毛之地作战，通信纪律开始松弛？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前面两种假设都不存在，那么很可能是苏军在有意识地拍发假电报。
问题是，苏军为什么要造假呢？
真假情报
答案都装在朱可夫的肚子里。
松本的父亲告诉松本，不要撒谎骗人，这条戒律在战场上尤其指挥高层并不适用。
朱可夫不是经常撒谎骗人，但必要时他一定会这么做，而且可以做到极致，早在制订进攻计划的同时，他就制订了各种迷惑战术。
苏军建有专门的无线电干扰部队，在第三次诺蒙坎战役中曾建有奇功，战役结束后他们便奉朱可夫之命，停止了对诺蒙坎地区的通信干扰，否则关东军又怎么可能截获到电文？那些明码电文不用说，全是假的，为的是让日军相信，苏军将会老老实实地过上一冬。
此外，修筑永久性防御工事，散发小册子，也都是朱可夫有意为之。
除了命令施工队不停地修筑工事，以便让日军“眼见为实”外，朱可夫还把一架大功率的音响设备运到前方，二十四小时循环播放，只放一个内容，就是模拟打桩的声音，刻意营造大修工事的热闹氛围。
这些都是故意散布的假情报，你要从苏军手里得到真情报，那就比较难了。
朱可夫制定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反攻计划在前线只有五个人知道，分别是朱可夫本人、军政委尼基舍夫、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作战部部长，所有战役计划、命令、口令、文书，统一由司令部的一名打字员负责打印。
朱可夫规定，一直到大反攻到来的前两天之前，所有部队一律不准进入进攻出发地域，需要潜伏到前沿勘察地形的指挥官，必须要换成士兵着装。
1939年8月12日，关东军司令部拟订了“诺蒙坎事件处理纲要”，在“纲要”中，提出要在严冬季节“确保既得成果”，同时借机摧毁苏军战力，以便使“敌人野心破灭”。
在假情报的蒙骗下，植田、辻政信这些人真的以为苏军要过冬了，他们还准备趁苏军过冬麻痹时，给予突然打击哩。
辻政信随即带着“纲要”，到前线与荻洲、小松原进行协商，最终确定于8月24日对苏军发动攻势，以组织“第四次诺蒙坎战役”。
1939年8月13日，在小松原的陪同下，荻洲巡视了诺蒙坎一线战场，他仍然没有发现苏军有主动进攻的任何迹象，于是第二天就动身去了海拉尔。
“第四次诺蒙坎战役”还早，荻洲在海拉尔要处理的，是小松原给他遗留下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比如辎重人员、车辆不足，以及一线士兵老是喝不上水等等。这些问题过多过滥，够荻洲折腾上一阵子了。
关东军的眼睛被蒙住了，唯有参谋本部情报部仍对那些假电报持有疑问，他们还侦察出，苏军在博尔集亚到外蒙古之间铺了铁路，只是列车是否已经通行，具体情况尚未掌握。
1939年8月13日，就在荻洲巡视战场的当天，情报部向关东军提供了一份敌情判断，对已集结于哈拉哈河地区的苏军兵力做出了推测。
朱可夫一直在运兵，关东军始终侦察不到，仍然是因为迷惑战术在起作用。
所有即将投入反攻的部队，都是利用晚上或恶劣天气，才向进攻出发地域集结。从大炮到坦克装甲，以及其他一些军用器材，都采取了伪装分散措施，上面盖有用草木编成的伪装网。
尽管如此仍免不了会有些动静，尤其是坦克部队，动静更大。朱可夫就出动轰炸机编队，通过编队的低空飞行，来掩盖坦克的嘈杂声，同时前沿值班部队也经常利用小口径机步枪进行连续射击，以分散和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到反攻发起之前一连十几天，前线的坦克越来越多。朱可夫索性拿出一些坦克，拆掉消音器，沿着前线不停地来回开动，通过这样的办法，使日军逐渐习惯苏军的坦克声音，一方面继续为隐蔽中的坦克群打掩护；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日军在正式反攻时摸不准苏军的进攻方向。
在参谋本部情报部的敌情判断上，揭示了朱可夫偷偷运往前线的兵力概数：步兵营三十个，坦克装甲五个旅，外蒙古骑兵师两个，野炮级火炮一百三十门，重炮五十门。
情报部推测出来的兵力概数，与实际情况虽非完全一致，但已经相当接近，这个涌现出“麦克阿瑟的参谋”的情报部门果然非同凡响。
任何有作战经验的人，只要拿到敌情判断，就会知道朱可夫已具备随时发动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并且一定已有相关计划和安排。
然而情报部又一次失望了。敌情判断发出后，有如石沉大海，根本就没人搭理。
事后，情报参谋们也承认，关东军的作战参谋是否接受了他们的分析，是件颇有疑问的事。
辻政信他们究竟是怎么了？
两码事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争斗，如今在辻政信脑海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便是这些扯不断理还乱的江湖恩怨。
关东军和其上级机构参谋本部的关系闹得越来越僵，第六军的设立和取消轰炸禁令，更加深了这种感情上的对立，以至于他们与参谋本部逐渐互不联系。
参谋本部倒不像关东军这么小心眼。只是在当时汪精卫叛逃的情况下，张灯结彩，来年扶植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权，已成为参谋本部的头等大事。这件事还牵一发而动全身，汪精卫做了汉奸老大，其他汉奸怎么安排，以及华北、华中、华南的日军如何统一编组与指挥，都一齐涌了上来，从中岛次长开始，参谋本部的一众作战参谋忙到昏天黑地，既然关东军不来联系，他们也乐得先丢下不管。
关东军不同，是真耍起了性子。这些哥们儿与参谋本部之间既不通电话，也不发电报，情报部的敌情判断来了，没人当一回事。
其实这时关东军通过空中侦察，也发现苏军的运输车队很是反常，运输汽车日夜不停，川流不息，有时一天竟然达到千辆左右。
这是在运输“御寒物资”吗？怎么看都不像。
如此重大的情报，按规定应向参谋本部汇报，但关东军方面根本没这么做，他们认为，离开参谋本部的控制，关东军这部军事机器不仅能够照常运转，还可以更好地放开手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自由多惬意。
关东军从一般自恋滑到极度自恋，连与参谋本部的正常联系也中断了。
情况传到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的耳朵里。载仁觉得很不是滋味，就派分管作战的中岛次长亲自到长春，做出虚心求教的样子，并承诺，第六军不会绕过关东军，仍受关东军指挥和管辖。经过多方疏通和解释，植田、辻政信等人的脸色才缓和下来。
关东军又名正言顺地回到了指挥位置，辻政信指手画脚得越发起劲，哪里轮得着情报部来给他提供什么指导。
前线日军从一名战死的苏联军官身上得到一份地图，这份地图到了辻政信手上。他从地图上得到的信息是，苏军在哈拉哈河地区至少部署了三个师，而且背后在修临时铁路，但是他仍然没放弃自己原先的那套理论，也就是“兵站极限论”。
就算是有临时铁路，总不至于修到诺蒙坎吧，还不是要载重汽车卸货。一个大兵团会战所用的物资，苏联人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载重汽车呢？
没有足够的物资，苏军三个师攻个三天，也就到顶了，其效果很难超过“八日攻势”。再说了，不是还有“第四次诺蒙坎战役”吗，就像“处理纲要”中说的，没准这一战就可以摧毁苏军战力，破灭其“野心”，所以根本就不用着急。
辻政信关于苏军“汽车不足”的观点根深蒂固，因为日军自身经验在那里，要知道，日军在诺蒙坎的运输汽车，全部加起来还不超过七百辆。辻政信预计，苏军可能会多一些，不过满打满算，千辆出点头，就不得了了，而这一数量，难以负担大兵团作战的实际所需。
的确，大反攻需要的物资，不是一个小数目。在这么短的时间和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要将它们从博尔集亚火车站运往诺蒙坎前线，在他人看来，完全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如果你只会按照设定的游戏规则玩，将永无出头之日，朱可夫要打破游戏规则，创造新的奇迹。
再按部就班地去博尔集亚卸货，显然已经行不通了，朱可夫投入两个铁路工程兵团和一个筑路工兵营，开始抢铺一条临时铁路，就从博尔集亚一直延伸到外蒙古境内。
铺铁路是大动作，难以完全保密，所以参谋本部和关东军都隐隐约约侦测到了，但他们不知道这条铁路的具体进度。
修筑临时铁路本身就是一个工程奇迹，经过五十八天的日夜施工，在总攻发起之前，铁路已铺设到了乔巴山市，而且早已通车。这条铁路长达三百二十四公里，将原先的兵站线缩短了近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