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玩家都是演技派 (青衫取醉)

总之，这件事情在封建社会几乎是无法彻底解决的，但一系列改革下来，至少能在当时起到一些效果，为王朝多延续几十年的国祚。
“以大盛朝初年的情况，将实物税统一改为征收银两肯定是不现实的，毕竟市场经济还没发展到那种程度。强行改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更何况盛太祖已经暮年，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也推不动这种动辄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改革了。
“不过就实物税损耗这一点，倒是可以搞一个简化版的‘耗羡归公’。”
想到这里，楚歌在脑海中想好了这次案件的处置方式。
掌印的官员处死、副印官杖责流放，并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空印行为再度发生，这一点当然还是不变的。
而后，定一个“耗羡归公”的策略。
也就是说，因为实物税的损失，出现“耗羡”是必然的。但这笔耗羡不能从百姓那里额外征收，而且必须要有严格规定，不能让各级官吏想征多少征多少，要有一个固定比例。
这样一来，各地仍旧如实按照征税的数据进行层层上报，到户部核验。
当运送路程中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产生损耗的时候，即可视为耗羡。进入户部时，如果损耗在正常范围内，那么就正常入库，多出来的耗羡同样也不能由官员自己留着，同样也要上交，但这些耗羡可以作为补贴发放给各级官吏或者有其他的用处。
如果损耗不在正常范围内，那么就要说明缘由。如果是因为特殊情况，比如天降大雨，那么就要有相关的证明可供查验。
當然，楚歌也很清楚，古代的任何税赋改革都逃不開一个定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後，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将各种杂七杂八的苛捐杂税合而为一，既降低征收难度，又讓各级官吏没办法巧立名目进行贪污。
但在王朝末期，随着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度不断下滑，官吏还是可以想尽办法巧立名目地多收税款。
也就是说，原本几种税款合成一种，实行过一段时间之后，官吏又会巧立名目征收新税，而其实这种新税早就已经包含在之前的那几种税款之中了。
等于是朝廷从官员口中抠出灰色收入，官员优惠想办法增加新的灰色收入，百姓承担的税款反倒是越来越多了。
楚歌又不是神，当然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但他尽可能运用后世的智慧，让财税问题在盛太祖的这个副本里、在短期内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式，也算是能够对付着交差了。
在楚歌想好了大致的对策之后，就自动推行了下去。
然而就在楚歌准备去看一看大盛朝国祚的变化情况时，却发现这次的案件还没有结束。
小太监前来启奏：“陛下，方士用方大人求见。”
楚歌愣了一下：“方士用？”
他在脑海中快速搜索这个人名。
很快，想起来了。
这是当时的一位名士，也被卷入到了空印案中。
在历史上，他向盛太祖上疏，洋洋洒洒数千言，论证“空印案无它罪、可恕”。
而盛太祖给他的回答是：流放。
楚歌意识到，这次的情况多半与最初的文士副本一样。
仅仅给出一个措施还不够，还要当面驳倒这些人，任务才算完成。


第177章 辩驳
“臣方士用，拜见陛下！”
楚歌摆了摆手：“起来吧。”
按照大盛朝的规制，原本的许多官员礼仪都是沿用前朝，但后来盛太祖认为宴饮行酒等日常内容中跪拜之礼太多，所以重新诏定揖拜礼，只有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才需要跪拜。
臣子见皇帝奏事当然也属于比较正式的场合。
楚歌打量了一下这个叫方士用的儒生。
他看起来有四十多岁，留着几缕长须，目光炯炯，看起来颇有些名士风范。
对于方士用这个人，楚歌当然也有所了解。
从史料上的记载来看，他确实是大儒，在当时也算是个名士。至于为官过程中贪没贪，这个属于悬案，没有切实证据。
但从此人行事风格来说，即便贪了应该也不多，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
在忠君爱国这种古代社会的传统美德方面，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这并不代表着他说的就是对的。
事实上，在大盛朝建立之初，盛太祖也重用了不少名士。但这些名士之中，能办事的名臣有一些，但光会动嘴却不会办事的货色，也不少。
而这个方士用，显然更偏向于后者。
所以在空印案爆发时，其他的官员全都不敢劝谏，唯独他上疏表示反对。
他自认为是其他人怂而自己勇敢，但实际上，更多的原因在于他不懂政治。
用方士用自己的话说：“天子怒空印事，以为欺罔。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无它罪，可恕，莫敢谏。嗟乎，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
意思就是说，天子以为空印案是欺君罔上、罪不可恕，而百官都知道空印案并不是什么太大的罪过，可以饶恕，但他们都不敢劝谏。
可是如果真有人能说清楚这回事，陛下这么圣明，又怎么会不明白呢？
所以，他就来上疏劝谏了。
“你的奏疏朕已经看过了。关于空印一案，现在朕准你当面奏对。你再把奏疏中的理由说一遍吧。”楚歌淡然地说道。
此情此景，让他想到了之前文士副本扮演杨彦与魏昭帝的奏对。
只不过现在，君臣的关系反转了过来。
方士用脸上明显露出些许欣喜的表情。
在他看来，陛下的态度似乎并没有那么暴怒，是不是听进去了自己的建议？
想到这里，他赶忙说道：“启禀陛下，臣以为，空印案当为冤案无疑，臣有三点申诉：
“其一，钱粮册书审核要求很高，必须要到户部才能最终确定，如此不断往返，远者去户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往来之难非期年不可，所以，空印一事，实在是权宜之计，迫不得已。”
楚歌点了点头。
果然，还是老一套说辞。
他沉默片刻，反问道：“听说你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好，那朕考你一个问题。
“梁朝时从上都到两广，有文书走官驿，多长时间能到？”
上都是当时北部的一个重镇，从上都到两广的距离，基本上是大盛朝两广到都城的两倍距离。而这个距离，也基本上可以看成近似于最北端主要城镇到最南端主要城镇的距离。
方士用愣了愣：“这……臣不知。
“但想来天南海北，非期年累月不可。”
楚歌哂笑着摇了摇头：“那朕告诉你，在梁朝，有文书走官驿，只要月余就足够从上都到两广！若是驿站骑乘快马，快的时候也仅需二十四天！
“而今的京师位于天下之中，大多数州县来京师，都足以在一月之内往返！
“朕就算你押运税赋物资，走得要慢得多，两月也足以往返。
“何来你说非期年不可？莫不是天下官员进京，都要爬着来？”
方士用不由得脸色一黑，显然第一个问题就被打懵了。
所谓“非期年不可”的说法，显然是这些官员并没有真的试过从这些偏远的州县进京师，或者他们是按照游山玩水的速度来考虑的。
在楚歌抛出数据后，立刻就有些词穷
方士用顿了顿，又说道：“可是陛下，若是我大盛朝边疆的卫所，又如何？”
楚歌冷笑一声：“卫所？卫所用不着进京报税！
“好，若是你对时间没有概念，那朕再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你所在的济宁府，到京师不过十天半月的时间，这叫非期年不可？
“赋税乃国之大事，十天半月的事情，多跑几遍又能如何？
“更何况跑账的又不是你们这些官员，而是手下的吏员。这些小吏的工作就是汇报账目，吃着国家的俸禄，为了国家跑腿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那朕再问你，此次涉及空印案的主印官有数百人，我大盛朝的县有多少个？”
方士用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回陛下……有一千四百余个……”
楚歌點點頭：“那为何另一半州县就不用空印？他们的账是怎么对的？
“更何况与空印案有涉的，大多都集中于京师附近，怎么你们距离更近、反而更喜欢用空印？”
方士用不由得哑然：“这……”
他一时间无话可说了。
如果换个其他的皇帝，说不定他的这番说话还能忽悠一下。
比如某些“何不食肉糜”的皇帝，或者某些连一个鸡蛋几两银子都不知道的皇帝。这些皇帝对很多基本的基层数据没有概念，所以糊弄起来也会特别简单。
但盛太祖可不一样。
他从基层一步步做起来，对各种数据都十分敏感，别说是各州各府到京城的時间，就连基层做账的一系列内容也都了如指掌，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若是连记账都不会，怎么在战时供应前方粮草？怎么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