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诡事录3:骇人听闻大结局 [出版] (魏风华)

　　按晚唐李绰《尚书故实》记载：“太宗酷好书法，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纸，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宝惜者独《兰亭》为最，置于座侧，朝夕观赏。尝一日，附耳语高宗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及奉讳之日，用玉匣贮之，藏于昭陵。”
　　据说，到了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病入膏肓，又对太子李治，即未来的唐高宗说：“我之将死，没什么要求，唯一想要的就是《兰亭序》。你能让它在地下陪伴我吗？”
　　李治潸然泪下。
　　另一种说法是：“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在这里，将《兰亭序》陪葬昭陵的建议，是顾命大臣褚遂良提出的。
　　总之，按照主流的说法，《兰亭序》被埋进了李世民的昭陵。
　　到了五代十国，军阀温韬驻镇长安。据《新五代史?温韬传》记载，时为耀州节度使的温韬，镇守关中七年，挖遍唐朝历代帝王的陵墓，并亲自进入昭陵，“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
　　按这种说法，《兰亭序》又回到了人间，终下落不明。
　　唐人何延之记载如下：
　　右军书此时，乃有神助。及醒后，它日更书数十百本，终无祓禊所书。右军亦自珍爱此书，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禅师，永付弟子辨才。太宗求之不得，乃遣监察御史萧翼以计取之。太宗殁，殉葬昭陵。乃唐未温韬盗发昭陵，其所藏书皆出，剔取装轴金玉而弃之。于是魏晋以来诸贤墨迹，遂复流落人间，然独《兰亭》亡矣……（《兰亭记》）
　　当然，事情的发展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
　　在李世民去世后，唐高宗李治并没满足父亲的愿望，将《兰亭序》陪葬昭陵，而是私自留了下来，最后带进自己与武则天的乾陵（唯一没被破坏的唐帝王陵）。
　　这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在中唐时，收藏之风大盛，当时对《兰亭序》的下落已有议论。收藏家工部侍郎张惟素就曾与宰相段文昌专门谈过这件事。北宋时亦有此说法，称《兰亭序》真迹在陪葬前一刻，被临摹本替换掉。
　　若上面的推论是真的，那么在幽暗的乾陵中蛰伏的《兰亭序》，还有望重现人间。
　　不过，也有人认为，《兰亭序》本身就是一部伪作。换句话说，王羲之从没写过这样一篇文章，自然也就没创作过这样一幅书法。率先提出质疑的是酷爱《兰亭序》书法的南宋词人姜夔，按他的记载，“靖康中，有得《兰亭》真迹者，诣阙献之。半途而京城破，后不知所在。”接着，他又发问，“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说的是，南北朝梁武帝萧衍收藏了众多王羲之的作品，却唯独没有《兰亭序》，可见当时并不存在这一作品。
　　清代学者李文田在分析“定武本”《兰亭序》（得到《兰亭序》后，李世民命欧阳询临摹，后刻石。至五代十国，石刻被契丹人掠去，君主耶律德光率军北还，过河北定州，病死于军中。该石刻也被弃于附近的杀虎林，到北宋年间被重新发现。定州即今河北省正定县，北宋时，这里设有定武军，故得名）时认为：“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
　　李文田认为，东晋人的书法字体仍是汉魏隶书，不可能是《兰亭序》上洒脱的行书。而《兰亭序》上的字体，恰恰又吻合唐朝人的书法特点。所以他表示，《兰亭序》由唐人所写的可能性极大。
　　到了当代，郭沫若作为考古学家和书法家，结合南京出土的东晋石刻，力顶李文田的观点，但却遭到激烈质疑。质疑者认为，东晋时，汉魏风格的隶书只用于石刻，而平时手书则已是行书，不能因为发现了几块带有汉魏隶书风格的东晋石刻，就认为王羲之写的应该是隶书；另一种质疑是，东晋士族不屑石刻，石刻上的书法多出自工匠之手，用它来跟士族艺术家的作品相提并论，本身就是荒诞的。
　　总之是够复杂的。我们还是看一下《兰亭序》文章本身吧：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酷吏时代
　　公元684年春，即位两个月的唐中宗李显，欲以自己的岳父韦元贞为宰相，引起当时的宰相裴炎的强烈反对。中宗皇帝大怒，说：“别说是宰相，我就是把天下给韦元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裴炎立即将这话转告给了武则天。不久，武则天就把她的儿子唐中宗废为庐陵王。
　　在这一事件中，武则天动用了一批大内卫士对皇宫进行戒严，但事成之后却并未赏赐这些人。
　　有一天，这批卫士当中的十多人去酒馆饮酒，有一人抱怨道：“早知今日无功赏，还不如继续拥戴庐陵王为帝。”说罢，大家继续喝酒，并没注意有一人悄悄离席。
　　那人将那话禀告武则天。于是，这拨人的酒局还没散，逮捕的人就冲进来。
　　告密者被授予五品官，他的那些同伴全部被处决。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告密之风刮起于大唐帝国的版图内。
　　按女皇指示，人人都有告密的权力！普通百姓如发现州郡长官有不利于女皇的可疑举动，可越级直接到首都禀报。被认为所说属实后，当即封官。
　　到了垂拱元年，这种告密渐渐演化为“罗织”。也就是说，为谋取官位，一大批人以专门编造他人莫须有的罪名为职业。举个例子，当时有侍御史叫侯思止，被封官前只是个卖烧饼的，因告密成功，当上五品官。在这种背景下，整个帝国的居民和大臣，不是告密的，就是被告的，人人自危。
　　由于被告者需要受审讯，从而诞生了一批以使用刑罚狠毒著称的酷吏。这批酷吏以诬陷他人为乐，并发明了大批极端残忍的刑罚：“突地吼”“凤晒翅”“铁笼头”“驴驹拔橛”“犊子悬车”“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猕猴钻火”……
　　上面的酷刑无须解释，大家可去自行想象。
　　面对上述酷刑，人们往往屈打成招。在这批酷吏中，最著名的有我们熟悉的周兴、来俊臣、索元礼，还有王旭、李嵩、李全交、王弘义、侯思止、朱南山、万国俊。
　　秋官侍郎周兴与来俊臣对推事。俊臣别奉进止鞫兴，兴不之知也。及同食，谓兴曰：“囚多不肯承，若为作法。”兴曰：“甚易也。取大瓮，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处之其中，何事不吐！”即索大瓮，以火围之，起谓兴曰：“有内状勘老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咸即款伏。断死，放流岭南。所破人家流者甚多，为仇家所杀。《传》曰：“多行无礼必自及。”信哉！（《朝野佥载》）
　　后来居上的来俊臣是所有酷吏中最残酷的，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迫害狂”。
　　在来俊臣之前，因告密而被任命为游击将军的胡人索元礼首开酷吏之风。索元礼因事被流放而死于岭南后，新的帝国酷吏周兴出现。这位被人称为“牛头阿婆”的秋官侍郎（刑部侍郎）曾说过一句名言，“被抓来的人都自称冤枉，斩决之后他们却都不说话了！”
　　后来周兴犯事，武则天秘密将此事交给来俊臣处理。
　　这一天，来俊臣把周兴请到自己家，吃饭时，对周兴说：“犯人们往往不交代犯罪事实，用什么办法可使他们开口？”
　　周兴说：“很简单。搞来个大瓮，把犯人装进瓮里，在四周放上炭烧烤，有什么事他们会不交代呢？”
　　“哦，这样啊。”来俊臣随即叫卫士搬来大瓮，然后用炭火围起来，对周兴说，“有人控告老兄你图谋不轨，请老兄入此瓮。”
　　这就是成语“请君入瓮”的由来。
　　后来，周兴被放流岭南，路上被他当初陷害过的仇家刺杀。
　　周兴出事后，作为左御史中丞的来俊臣成为帝国秘密警察的首领，极受武则天信赖。
　　据记载，光被来俊臣诬陷杀害的就有一千多家，而每家受牵连的都在百口以上，也就是说，至少十万人成为他的刀下鬼。这一数字空前绝后。在古代，相当于一位著名将军在一次超大规模的战役中歼灭敌人的数量。所以，史书上称当时的情况是“无间春夏，诛斩人不绝，士庶破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