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非常喜欢。他有一次跟我说，他就像画里那个男人，很孤独。”
说完，她坐到了他们面前。马牛注意到她穿了一件比较显气质的蓝色连衣裙，头发精心盘过，脸上也化了妆，就好像她一直在等着他们。
“你这是要出门吗？”
“是的，不过不急。”
“是这样，我们对黄天的死还有些疑问。”
“疑问？”谢雨心顿了一下。
“你不要多心。我们只是在走正常程序。”
“他不是猝死的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微博？”马牛决定撒一个谎，“因为黄天死在国贸桥上，引起了网上的一些猜疑和谣言，我们领导了解情况后相当重视，认为应该给出一个官方的说法，就派我俩过来做一些调查。就是一些常规的问题。”
说完，马牛瞟了一眼王维，后者低着头在做笔记。
“昨天到现在我一直没时间上网，”谢雨心看起来松了一口气，“你们不会以为是我在网上散布的消息吧？我昨天答应过你，不会出去乱说的，也不会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我相信你。”马牛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掩饰自己飘忽不定的眼神。他看见黑胶架上方的墙上有一面照片墙，上面零散但不凌乱地挂了十几张照片，记录了这个家庭生活中的幸福点滴，最中间的是黄天和谢雨心的亲密合照。
“我真的想让这件事情尽快过去，”谢雨心的话将马牛的目光重新拉了回来，“直到现在，我还没跟孩子说。”
马牛扫视了一下屋子：“孩子呢？今天可是周六。”
“出去上钢琴课了，过一会儿我还得去接他，”谢雨心看向墙上的时钟，“今天早上孩子一起床就问我，爸爸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我的心都要碎了。”
“你怎么回答他的？”
“出差了。”
“这样瞒下去也不是办法。他迟早要知道的。”
“到时候再说吧！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我还有十五分钟时间。”
说完，谢雨心拿起茶几上的一包烟，自己点上了。她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口浓厚的烟雾。
“嗯，”马牛看着王维打开录音笔，“那我们正式开始。”
“姓名？”
“你不是知道吗？”
“我们需要录一份正式的口供。”
“谢雨心。”
“与死者黄天的关系？”
“夫妻。”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马牛想把时间线拉长一点。得到的信息越多，他就越能从中找出死者与自己的关系。
“二〇〇三年。”
“确定吗？”
“当然，那一年非典，我是不可能忘记的。那个时候你可能还在读中学，印象不是太深刻吧？”
其实马牛的印象还挺深刻的。当时班里有个同学发烧，整个班级被隔离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是家长送饭进来，后来证实没有人被感染，才放他们出去。当时他们还挺不情愿回家的，因为没有什么比在学校不用读书使劲儿玩更幸福的了。
“那时候我在广播学院播音主持专业读大四，被分配到湖南电视台实习。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黄天的。”
“也就是说，你们是在湖南相识的？”马牛在心里琢磨了一下。
“是的。”
“能具体说一下吗？越详细越好。”
“那段时间，我作为出镜记者经常要去医院采访。有一次，在隔离区外，编导让我把口罩拿下来，说上镜不好看。但我是真害怕啊，根本不敢。结果那个编导欺负我是新人，用各种难听的话骂我，直接把我骂哭了。哭完之后，还是得冒着危险不戴口罩出镜。录制结束后，我感到特别委屈，躲在医院的楼道里大哭。这时候黄天出现了，他也是实习生。他递给我一张餐巾纸，然后陪着我一起骂那个编导。骂着骂着，我就笑了，他也笑了。就这样，我们算认识了。”
“后来，我回到学校。没想到学校也发现了疑似病例，很快，整个学校都被隔离了。有一天晚上，他给我们寝室打电话，说他在宿舍楼下。我下楼后果然看见了他。他是偷偷翻墙进来的，还给我带来了一份肯德基全家桶。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操场上，一边吃炸鸡一边聊天。没过多久，我们就相恋了。”
马牛看了下手机，发现已经是下午两点了。燕子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因为手机静音没接到，不过即便他看见也不打算接。
“后来呢？怎么来的北京？”
“实习结束后，我和黄天就分手了，因为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北京的工作机会，而他投了无数的简历都石沉大海，觉得自己可能来北京也没什么出路，就独自一人跑到广东打工去了。”
“也就是说，你们一开始并没有在一起？”
“是的。我通过老师的关系进了电台，当了主播，主持过几年深夜点歌节目。”
难怪谢雨心的声音有点耳熟，原来在广播里听过。马牛不禁替她感到惋惜，以她这么好的外形条件，完全可以上电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除了我的老师，我在北京什么社会关系都没有，完全是自己考过来的。能进电台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只不过那个时候电台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她说得没错。现在电台的受众主要是司机，除了上下班时间听听路况，基本上没什么人听了。不过，马牛倒是挺爱听的，尤其喜欢听电台里的评书和相声。
“不过你们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听众的来电，说他要点一首陈奕迅的《十年》，给自己曾经最爱的女孩。我一听就知道是他。《十年》是我们当年在一起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首歌。他来北京了。”
“那是什么时候？”
“我们分手两年后，二〇〇五年。”
二〇〇五年的时候马牛已经上警校了，学校是半封闭教学，记忆中并没有黄天这个人。
“后来他约我见面，说自己来北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某天深夜坐出租车，听到了我的节目，就打电话来了。他说这叫缘分，现在想想挺无厘头的。之后，我们又在一起了。”
“缘分”这个词马牛已经八百年没听过了。
“那时候黄天在一家大型的电视制作公司做编导助理，很辛苦，也没钱。但因为年轻，倒也不觉得苦，我们用大部分的工资租了一套一居室。我们不喜欢跟人合租，虽然那样能省下钱来。剩下的，我们就每个月花光。那是我们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穷开心，吃个街边麻辣烫，看场喜剧电影，就很满足。”
“当然，我们也会争吵。争吵的主要原因是没钱。当时，我们住在南三环外，每天要乘公交车去东三环上班。那时候的公交车是办月卡的，先上车，上了车以后售票员来查票，有月卡的就给他看一眼，没票的就买票，撕一张纸质的票。票的颜色有很多种，根据距离的远近撕，我们通常是最远的那种颜色。”
“那时候北京有趟车叫300路，专门跑三环。这个300路车身特别长，它其实是两辆公交车连在一起的，中间由深色的橡胶连接带连接起来，转弯的时候就像手风琴在演奏。别看车很大，我们每次还是挤不上去。好不容易挤上去了，车门却经常把我的手和包卡住。因为人太多，有几次我被挤在人群中间，喘不上气，不得不下车，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下，休息好半天才缓过劲来。”
“没办法，每天必须这样去上班，要生活嘛。不过每天下班回来真是憋一肚子火，就想发泄。有段时间，我和他天天吵架。其实也不是生他的气，就是觉得窝火，生活太苦了。”
“那时候我们特别想要一辆车，梦想就是奇瑞QQ，三万多块吧，我们也觉得挺好，甚至还选好了颜色，是那种嫩黄色的。走在街上，每次有奇瑞QQ从我们身边开过时，我们都羡慕得不得了。有一次，我们鼓足勇气，走进了一家汽车店，当销售听说我们买辆奇瑞QQ还要贷款时，那目光真的能杀死人。”
“后来买了吗？”
“没有。我们连一万多的首付都拿不出来。没过几年，北京突然限号了，开始买车上牌要摇号，我们那个后悔啊，当时要是拿下那辆车，我们也算有个京牌了。结果呢，直到他死，我们也没摇上号。那辆红色森林人是他回湖南老家买的，开了两天才到北京，到北京当天，就被交警拦下，扣了三分，罚了两百，理由是没有办进京证。”
马牛想起当时胡警官说，那辆红色森林人有十几条未处理的违章记录，其中有一半是因为没有进京证或者违反了限行条例。
“对不起，我是不是说得有点远了？”
“还好。我想知道黄天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你之前说他在一家公司做编导助理，请问那大概是什么时候？”
“二〇〇六年吧！”
“公司叫什么？”
“普天大喜，也是他现在的公司。”
“你是说，他来北京这么多年就没换过工作？”
“没有，一直在这家公司。”
“这倒挺难得的。据我所知，在北京工作，很少有人从来没换过工作。可见这家公司老板待他不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