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这个新闻卖给了媒体,赚了一些钱。后来听说有个导演想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但不知为什么就没了消息。
田静最好的一篇采访稿,以曲折的故事告终,我问她对这事怎么想。田静说没什么想法:“我更关心的是国内植物人普遍的生存现状,这不会因为一个个例就有所改变。”
16
他花一百万买俩孩子,还没到手就被抢了
2016年国庆期间,我正和周庸在俄罗斯度假,一个人接连给我打了几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叫李超,是我高中同学。
他的嗓子有点哑:“我儿子丢了,希望你帮我找一下。”
我上一次见李超,还是2015年年初,我们俩一起吃火锅。他当时在一家大企业上班,做财务。他刚和老婆领了证,要办结婚典礼,来给我送请帖。
我问他做婚前检查了吗。他说没做:“不想做。”我问他为什么。
李超喝口酒:“怕丢人。就咱俩,实话实说啊,我怕我检查出精子质量不行。要是检查出个不孕不育什么的,太丢人。”
我说:“超儿,你是不是把简单东西想得太复杂了,婚检根本没有检查精子质量这一说!”
李超听我说完还不信,我只好掏出手机给他找证据。
李超过两天带媳妇去专业的体检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李超的身体确实没什么问题,但他媳妇却查出了点毛病——她的输卵管和子宫都有点问题,受孕概率将会非常低。夫妻俩都是爱孩子的人,伤心了几个月后,决定采取一种极端办法——代孕。
代孕在我国几乎变成了一项刚需。国内对代孕的需求很大,每年都有数万婴儿通过代孕诞生。而李超的孩子,即将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我最后一次和李超联系,是在2015年的11月,他经人介绍找到了一家能做代孕的机构。
我平时调查加写稿,很忙,他估计也没闲着,以至于我们俩近一年都没联系了(好像同学之间一年不联系也挺正常的),就偶尔在朋友圈互相点个赞。但接到他帮忙寻找孩子的求助电话后,我和周庸立刻买了当天的机票,坐了近八个小时回到了燕市。
一下飞机,我们立即打车去了李超家。李超家在一个超过十五年的老小区。李超去年搬到这边,因为这是对口小学的学区房,将来孩子上学方便。
我和周庸上了楼,李超招呼我们进屋,在客厅坐下后,他媳妇给我们倒了两杯水就回屋了。
我问李超他儿子怎么丢的,是否报警。
李超摇头:“没法报警。孩子的出生证明还没办,没法证明是我的,甚至没法证明这孩子是存在的。”
2015年10月11日,经人介绍,李超找到了一家叫圆梦生育中心的代孕机构。
李超到了生育中心。中心的经理很热心地接待他,向他咨询了情况,然后提出了四种合作方式,让李超自己选。
第一种是人工方式,也是合作双方最能够接受、最普及的方式,即在代孕者排卵期,男方体外排出精液,女方用注射器吸取注入子宫。
第二种是自然方式,即通过双方协商,在代孕者排卵期,发生非婚性行为导致怀孕。
第三种就是试管方式,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借腹生子”,由客户提供已经受孕的卵子,植入代孕者体内,这需要有资质的医院配合。
第四种是盲捐方式,即只需要代孕者提供卵子,在有资质的医院提取。李超选择了第三种,试管培育受精卵,然后借腹生子——这能保证孩子的基因完全来自自己和妻子。
我说:“不对啊,这事就专业的医疗机构能做,但卫生部门又不允许医院干这个,他们是在哪儿给你们培育的受精卵?”
李超:“我也不知道。蒙上眼睛,开车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采集完精子卵子又蒙上眼睛把我们送回来了。”
我点头:“多少钱?”
“一百二十万。”
周庸:“这么贵!”
李超点头:“我们选了最贵的套餐。代孕的姑娘长相身高都不错,学历也是本科以上的。姑娘怀孕后能住在豪华小区里,有专门的保姆照顾。今年8月初,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因为听说吃母乳能提高免疫力,我打算先放在代孕妈妈那里,吃几个月母乳再抱回来。”
我说:“你确定那孩子是你的吗?”
“应该是,他们说先做亲子鉴定再付尾款。”
我点点头:“孩子到底是怎么丢的?”
据李超找的代孕妈妈说,那天晚上她推着小孩在楼下玩时,孩子被两个男人抢走了。
周庸:“徐哥,我觉得可能是人贩子做的。”
我问他为什么。周庸拿出手机:“最近这条消息都刷爆朋友圈了,两百名人贩子偷小孩。”
我说:“你就不能少看点谣言,这谣言几年前就有了,早辟谣了。不过基本每年都传一次,也不知道谁这么闲!”
我让李超把代孕姑娘的地址给我,我去和她聊聊,看能否发现点什么。告别了憔悴的李超,我和周庸打了一辆车,周庸问司机能不能抽烟,司机说可以。周庸按开车窗,递给我根烟:“徐哥,你是不是怀疑那中介公司?”
我把烟点上:“是,快做亲子鉴定的时候孩子丢了,也太巧了。而且李超前期已经交了八十万元了,就算孩子找不回来,这钱估计也退不了。”周庸点点头:“长途飞行太累,先回家睡一觉再说吧。”
第二天上午,我和周庸开车来到代孕妈妈所在的小区。这算是燕市里环境比较好的小区,最小的一室一厅户型也得有八十到一百平方米,月租金一万元以上。
按照李超的豪华套餐,高档小区一人一套房、有保姆照顾的生活,起码要持续到哺乳期结束。虽然现在孩子找不到了,但代孕的姑娘还住在这儿。我和周庸按了门铃,上了六楼,一个姑娘站在走廊等我们俩。她看起来也就二十岁多一点。把我们俩带进屋后,她让我们在沙发上坐下,转身去倒水。
代孕姑娘把两个纸杯摆在我和周庸面前:“孩子父母急坏了吧?”
我说:“是,盼了那么久的孩子丢了,能不急吗?”
代孕姑娘说:“我也急。孩子要是找不着,我一分钱都拿不到,这一年的子宫算是白租给别人了。”
我问她和这家代孕机构以前是否有过合作。她说:“有,这是第二次合作了,之前也生过一次。”
周庸:“啊?你生下的孩子,给别人,你不心疼吗?怎么感觉孩子丢了你也没那么伤心。”
她摇头:“我有自己的孩子要养活,做这个(代孕)就是租子宫赚钱。”我说:“那这是你第三次生孩子?”
她说:“是,我2011年大学一毕业就结婚生子了。而且代孕机构招人时,招的都是生过一次孩子的人,怀孕时有经验,能降低流产的风险,节省成本。”
我点头:“上次找你代孕的是什么人?”
她说是两个男同性恋:“我们有个‘代孕妈妈群’,有时会互相交流点心得——找我们代孕的,最多一种就是身体有问题没法生育的,剩下就是上年纪的失孤人群以及同性恋。”
我站起身假装活动身体,四处扫了眼客厅。电视是壁挂,没有电视柜,茶几和餐厅桌子上都很空,看起来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我背后给周庸做了个拖住的手势:“我上趟洗手间。”
我走向洗手间。周庸往前探,看着她:“现在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代孕姑娘觉得他贴得太近,有点不好意思,往后靠了靠:“还好。”
我趁机开门进了她的卧室,从兜里掏出手套戴上,轻手轻脚地翻找。
在床底下一个行李箱的夹层里,我找到了她的身份证和户口本,户口本上的信息确实如她所说——已婚,育有一子,学历是本科。这证明她之前所说的真实度很高——如果身份信息真实的话。我拿手机拍下来后,又找了找,没什么新发现,就给周庸发了条信息:“吸引她的注意力。”
听见周庸的手机响了后,我数了五秒,打开卧室门闪进了卫生间,按下了马桶的冲水键。洗个手走到客厅:“有点坏肚子,没什么事咱走吧。”
出了小区,我和周庸站在车边抽烟。“徐哥,下一步什么计划啊?”
我说:“我刚才拍下了她的身份信息,先验证一下真假。要是她身份什么的都没说谎,证明这人心里应该没什么鬼。”
周庸:“怎么验证身份真假啊?”
我告诉他可以通过学籍:“你学着点,我现在拿着她的身份证号去注册学信网——这网站实名注册后可以查看学籍信息和学历信息,注册手机号什么的不用和身份证绑定,而且大部分人都没注册过。”
周庸:“那别人掌握了我的身份信息后,是不是也能掌握我的学籍信息?”
我说是。
成功注册后,我查到了她的学籍,××大学的2007级,大学毕业的年纪和户口上孩子出生的年龄正好能对上——说明她刚才说的应该是真的。
周庸:“咱下一步是去查那家代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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