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毛点点头,双手结印看了起来。我按照邮戳上的日期,从最早的一封开始,缓慢地把信撕开,一边看着大毛,大毛告诉我,你放心拆吧,这老爷爷的鬼魂似乎很平静,比刚才还更加平静。于是我这才知道,张大爷之前在床头晃悠,其实就是在给我们指引,希望我们找到信并阅读,这样他的故事和心愿,才能被我们知道。
最早的一封信已经封皮破旧,日期上写着1946年。那个时候,我才3岁。我花了很长时间阅读完这十来封信,期间我甚至没注意到大毛和马大叔又吵了一架。看完之后,我才算彻底明白了一切。
这个叫“张春生”的人,就是张大爷的儿子。在1944年的时候,瞒着家里人,谎报了年龄参军了。张大爷当时还并没有住在现在这个地方,但是自己一觉醒来后,发现儿子已经不见踪影,于是四处寻找。因为自身有残疾,和人沟通起来就非常吃力,好不容易才从码头上的人打听到,孩子前几天就跟着一群新征入伍的新兵,从码头集体坐船离开了。而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四天之后了。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重庆城还处在国军统治的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张春生参加的军队,并非当下执政全国的军队。而且张大爷自己也是军人出身,所以他知道,就算此刻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也无法再让他回家,因为那叫做逃兵,是要被枪决的。在儿子从军后两年,自己才从以前部队的人口中,打听到了儿子的部队。
于是张大爷开始给孩子写信,但是都被退回,因为部队里没有这个叫“张春生”的人,于是张大爷心想,既然孩子参军的时候是谎报了年龄,那很有可能连名字都是假的,自己不知道他用的哪个名字,自然是找不到的。但是他还是坚持时不时就给孩子写一封信,存着侥幸的心理,万一儿子哪天看到来信中有一个收件人为“张春生”的,他也就知道是自己给他写信了。
最后一封信的时间,在1950年三月。此后就没有再写信了,因为如果张春生没有叛逃投敌,或者没有战死沙场的话,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已经找不到这支部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张大爷就每天都在码头上坐等,因为仗打完了,儿子又不是什么军官,也该从部队退下来了,他没有别的去处,也许会回到家乡来。张大爷在码头找了一份杂工,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每天下工后,都风雨无阻地坐在码头等到最后一趟船靠岸,期盼着儿子哪一天还会从离开的这个码头回来,他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希望儿子见到自己的时候,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子,只是老了一点。然而这一坐,就是十多年。
看完信以后,心里的那种感觉说不上来。算是遗憾吧,毕竟我就算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没办法帮张大爷联系到他的儿子,毕竟不知道张春生究竟是已经战死了,还是被俘了,或者跟着国军撤退去了台湾。
除了用水碗圆光术的问米之外,我没有别的法子可以跟亡魂进行沟通,且问米也只能我给出选择,和它们一问一答。大毛也只能看到,并在对方配合的情况下才能和亡魂交流。眼下若是做超度法事,把信烧给张大爷的话,虽然我有信心安然地送他上路,但这对于张大爷来说,终究是一件巨大的憾事。他死后选择留下,就是为了找到儿子,我若是送他走,他的执念终究是未能消除。
于是我决定再问一次米,我问张大爷的亡魂,若是你愿意跟着我先走一步,你的信件我暂且保留,将来无论如何都替你打听到张春生的下落,不管是生是死,都会在你的灵前给你一个交代。如果愿意的话,七颗米沉下三颗浮起四颗,然后再浮起来一颗。
这次问米我问了两次才收到回应,很显然,张大爷对于我给出的选择非常犹豫。但是他终究知道自己已死,就算真的等来了儿子,也只是坟头前的祭拜罢了,答应我的选择,无非就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于是在第二次问米之后,张大爷答应了我。我把我了解到的情况走到屋外告诉了马大叔和大毛,两个吵得不可开交的人,都认为这样做应该是最好的办法。我让马大叔先跑过去告诉那些大妈大婶,说咱们现在要给张大爷做最后的超度法事了,张大爷生前深受街坊们的照顾,如今就要真的说再见了,大家如果能来送一程,他也会很高兴的。
然而,街坊们都来了,小小的屋子外面站了很多人。我在众人的注视下,开始落幡给张大爷做起了超度法事。街坊们大概都听马大叔说了张大爷为什么留下的原因,纷纷表示都会一起尽力帮忙打听张春生的下落。于是在我给他超度的时候,他显得特别温和,尽管带着遗憾,他也算是走得安心了。
法事结束之后,我把我的地址写给了周围的街坊们,告诉大家我也会尽量托江湖上的朋友们一起打听,这信件我先暂且带走,劳烦诸位若是有了张春生的消息,还请按照这个地址,给我报个信。
马大叔见我处理好了这件事,心里的石头也就落了地。他问我说,你需要多少钱的酬劳。我想了想说,那就一万元吧。马大叔吃了一惊,吓得久久没有说话。我哈哈笑着说,你把张大爷给你的那一万元法币给我就行了,当做酬劳。这钱是他做鬼的时候给你的,将来若是寻到了张春生,这钱还能给我搭桥做个媒介。
正当我要告辞的时候,却发现大毛在那群大妈大婶中已经混得风生水起了。大家都夸他可爱懂事,又说他小小年纪就有这么好的本领之类的,哼,我才是那个给张大爷做超度法事的师傅好吗,你们只夸他不夸我,没搞错吧。
从那天起,大毛成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小伙伴,他的岁数还小,尽管所学的法门不同,但是如果要他来驱邪抓鬼的话,他的确还各方面都差了一点。从那天起,我和他也越来越熟,成了好朋友。
这件事如师父说的那样,尽管结局还是不算完美,但让我感觉到了信心的回归,并且察觉到原来人的感情就是这么简单,且不管生前做了什么,死时的不舍和挂念,就是如此纯粹。这件事原本马大叔不用绕这么大的弯子来完成,只需要解决问题即可,但是他却从头到尾都赞成了我的做法,这个面恶心善的大叔,跟大毛这样的小孩吵架,也一样显得那么可爱。还有那群善良的街坊,每个人都在默默地帮助着一个自己其实原本犯不着帮助的老人。
这让我感动,也让我感受到,帮助别人,无论活着还是死了,都那么快乐。
回到家后我和师父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师父赞许我的处理方式很好,并许诺他也会托人托关系帮忙打听。而在1966年的5月,总算是打听到了消息。原来张春生的确是用假名参军,在战场上保住了性命,当了俘虏。后来经过思想教化后,投靠了光明。眼下已经在某军区担任思想建设的宣传干事。当我去信告诉了他父亲已故的消息,他表示会尽快回乡祭拜,多余的,我作为外人,自然也不便多说,由他去吧。
然而我并没有把那些信件烧给张大爷,而是交给了张春生自己保管。而我只留下了那几张粮票,以及那些早已不能用的法币。
在解决了这件事以后,望龙门的街坊之间,渐渐把我和大毛的故事传开了。开始不断有人听说过原来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师傅,有本事,肯帮忙,找到师父家里来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陆陆续续我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或大或小的事情之后,手艺也开始越来越成熟,我依旧有每次完成出单后,都要习惯性地跟师父回顾一次经过。师父的指点和纠正越来越少,那就意味着,我和他越来越像了。
然而,这样看似有些风光的日子,在1966年9月,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十六章 .暴死之人
9月里的一天,我照常和师父早起练功。因为夏季的关系,天总是亮得很早。原本在我们以为将要平静度过新的一天的时候,一声近在咫尺的枪响和喧嚣嘈杂的呐喊声,撕破了那天清晨的宁静。
我和师父住着的房子,是城郊一个背后靠着一座小山包的地方,位于一个四五米高的堡坎上。堡坎的下方,就是一个缓行上坡的梯坎。那枪声和呐喊声,就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
我年轻好事,听到声音就想要出去看,但是还没跨出门口就被师父一把拉住了。他对着我摇摇头,示意我不要出去。不远处传来妇女受到惊吓时的那种尖叫声,继而传来一个粗暴的声音:看什么看,全都给我回家去!
很快地,脚步声越走越远,街道上又恢复了安静,这种安静有别于以往的清晨,因为刚才那一声巨大的枪响,必然已经惊醒了附近所有的人,按照常理,此刻应当比较喧闹才对,恰是因为这莫名地安静,才让人倍感不安。
师父让我待在家里,他自己却试探着悄悄走出屋外,谨慎地张望着。接着他快速回到了屋里,并关上了门。通常情况下,我和师父只要有人在家,一般来说房门是不会关的,因为时常会有需要帮助的人上门拜访。但是今天师父的反常更加让我确定了有事发生。于是我有些焦急地问师父,外面发生了什么。因为当时我隐约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既然已经听见了枪声,在已经解放快20年的今天,难道说还有谍匪没有拔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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