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师道问题上,他十分同情和支持韩愈的"抗颜为师",并针对当时风气,结合自己经验作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以"交以为师"为核心的师道观。其一,重师道中国古代早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学记》作者明确提出"师严道尊"的主张。到了汉代,由于儒学处于独尊地位,更加重视师道。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玄学和佛学的兴起,儒学一度衰落,师道也愈来愈不被重视。柳宗元说:"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则。。笑之以为狂人。"(《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这种社会风气一直延续到唐代,甚至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所以,韩愈提倡师道,作《师说》,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柳宗元完全赞成。他也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很痛心,对韩愈勇于为人师的精神非常赞佩。他说:"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柳宗元还写了一篇《师友箴》,文中说:"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诚人。"他将师友并提,强调了师生平等互相尊重的关系,深感师生关系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写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与季才论师道书》等十几篇文章,专门阐述师道的重要,严肃批评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指出:"道苟在焉,佃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同上),不重师道,道就容易被抛弃;道存,即使是奴仆和乞丐也可以和他交朋友;道不存,即使公侯也不必理睬他们。可见柳宗元是把师和道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韩愈的见解完全一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由于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学重振,因此,尊重师道,乃是时代的要求。但现实中却存在着"耻于相师"的不良社会风气。所以,韩愈、柳宗元极力提倡师道,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不过,柳宗元所师之"道"与韩愈的"道"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只有能"当"于"人生之意"的东西才是"道",强调"道"的实用性。他说:"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吾道之尽而人化矣"。(《断刑论》下)这个"道"实际上指的是以"生人"为对象的"济世之道"。所谓"生人",即"生民",《荀子·礼论》用过这一名词。这个"道"是作为柳宗元的教育目的和教育理想而提出来的,即不要忘记"生民"的患难,要作有益于"生民"的事情。因此,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
柳宗元所谓"圣人之道"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就是"中道"或"大中之道"。他说:"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立大中,去大惑,舍得而曰圣人之道,吾来信也。"按柳宗元的解释,"中道"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形式上仍然没有越出董仲舒以来儒家学说的轨道。但是,柳宗元在批评《管子·牧民》的"四维论"时,又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有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这又同韩愈有类似之处。韩愈为了把儒家思想同佛老区别开来,曾提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韩柳都同样重视仁义,以仁义为本,而这为本之"道",就表达在儒家的经典之中,"五经"即是"取道之原"。柳宗元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从而也规定了他的基本教育内容和教材。
其二,是"以辅时及物为道",也即"辅时及物之道"。柳宗元参加过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他一生"怀济世安人略",念念不忘"及物行道",认为"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即使在遭贬以后,也还是坚持"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柳宗元的"及物行道",就是要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实施儒家的"圣人之道"。当然,他所要实行的,是一种改造过的"圣人之道",例如,他在《六逆论》中,对《左传》的"六逆"说就持不同看法,认为"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三者涉及择君置臣之道,是"天下理乱之大本",假若贵、亲而旧者愚,贱、远而新者贤,完全是可以"妨"、可以"间"的,否则就会招致败乱。这样,他就把儒家的择君置臣之道作了一番改造。这实际上是为革新派的政治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改造"圣人之道",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不仅使传统的儒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为儒学的改造提示了方向。循此前进,后来的宋代义理之学,即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政治伦理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其三,学必有师柳宗元充分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没有良师的教诲,就不可能成才;没有益友相辅,就不能增进自己的才识。只有获得良师益友,才能不断地增进自己的知识、才能和品德,成为"济世安民"的人才。他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师友箴》)主张学必有师。他说:"世之学易者,率不能穷究师说,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争伉乎理外。。离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诋冒混乱,人罕由而通焉。"(《送易师杨君序》)他还以个人切身体验,说明无名师指导,仅靠个人努力,再勤奋也不能得其要领,仍是学不好的,甚至会为人所取笑。他说:愚幼时尝嗜音,见有学操琴者,不能得硕师。而偶传其谱,读其声,以布其爪指。蚤起则谬谬■■以逮夜,又增以脂烛,烛不足则讽而鼓诸席。如是十年,以为极工。出至大都邑,操于众人之坐,则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浊之乱,而疾舒之乖欤!卒大渐而归。及年已长,则嗜书,又见有学书者,亦不得硕师。独得国故书,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书之工能为若是。知书者又大笑曰:是形纵而理逆。卒为天下弃,又大惭而归。(《与李睦州论服气书》)
柳宗元从中总结经验说:"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所以,欲明道,必从师,无师无以明道,师道是不可废的。
其四、交以为师由于柳宗元把师与道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把教师看得很高,对教师的要求也很严,认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为人师,必须具有学问、道德、才智,足为师表者方可为人师。他感于当时师道不尊,不敢妄为人师以取辱,力避为师之名,主张"交以为师"。因此,他曾多次不肯接受别人请他为师的要求,其理由或说:"仆道不笃,业者浅近";或说"不足为"、"惧而不为"等等。当时有人对柳宗元拒为人师曾有所责备,但他解释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称》)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若曰仆拒千百人,又非也。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之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苟去其名全其实,也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如此无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从上述申辩与解释中,可以看出柳宗元只愿尽为师之实,而不欲居其名。他认为教师的任务和作用,在言道、讲古、穷文辞。其自谓有以此三者来问者,无不举其所知以答,是已具有为师之实。至于为师之名,他表示不敢承担,自认为才能和勇气都不能和韩愈相比。这反映了他的谦虚态度,也反映了他和韩愈是有所不同的。韩愈具有"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卫道精神,曾做过四门学助教、国子学博士、国子祭酒,兴办地方官学,招徒讲学,公开建立师生关系,而柳宗元认为自己是一个贬官之人,经常遭到政敌的攻击,因此,不愿公开建立师生之名,而默默地肩负起教师的责任,诚恳地指导着许多后学者。由此可见,他之所以拒师之名,和他当时的政治处境有关。他一再说,如果有人要求讨论政治、历史、学术和写作,那怎能白眼相待,闭口不理呢?若免去师弟子的虚名,而实际上处于师友关系,取长补短,相互为师,既免掉了世俗的麻烦,彼此又可得到教益,这是古往今来追求真理的人愿意做的。所以,他提出了"交以为师"的主张,以师为友,师友并提,把师生关系变为师友关系。这一思想也是很可贵的,其中含有学术讨论上的平等与民主因素,比韩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见识又前进了一步。反映了柳宗元教育思想中的进步性。当然,他的"交以为师"的思想是针对有一定学识水平的成人而言的,不是对少年儿童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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