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鉴真俗名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博学多识，精通医药，先后五次东渡日本均未成功，在他66　岁高龄，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又第六次东渡，终于在天宝十二年（公元753　年）东渡成功。鉴真不仅去为传戒，还带去了许多药材和药方，把祖国的医学传播给了日本，他曾治愈了日本光明皇太后的病，并在日本讲授医学，撰有《鉴上人秘方》一部，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日本人甚至奉其为医药始祖。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医学基本上是以汉医为主。据日本《大宝律令》（公元701　年）记载，当时日本沿用唐代医事制度，学习中国医书，形成所谓"汉方医学"。可见中国医学对日本影响之大。
　　朝鲜是我国的毗邻，早在2000　多年前就与我国有历史交往。我国的医书很早也就大量输入朝鲜。公元693　年，朝鲜设医学博士教授中国医学，其医事制度也仿效中国。同时朝鲜的药物和医学知识也传入中国，在我国的医学著作中，曾记载有许多朝鲜医药。如唐《新修本草》和《海药本草》中记载有朝鲜的白附子、元胡素等药物。唐《外台秘要》卷18"脚气"条的方子，称出自"高丽老师方"等等。说明当时中朝医药交流情况。
　　印度古称"身毒"或"天竺"，是世界文明古国，宗教和医学历史十分悠久，也很发达。我国和印度交往历史也很早，自汉代张骞赴西域后，两国政府和民间开始密切交往。在两国来往中，我国一些医药输入印度，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被印度人誉为"神州上药"。公元7　世纪时，唐代的义净和尚，在印度渡过了20　个春秋，不仅向印度学法，而且也向印度介绍中国医学的丰富内容和医疗技术。在他归来后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称，"针灸之医，诊脉之术，瞻部州中，无以加也。"说明我国当时的针灸、脉术远比印度高明。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印度的大批医书也传了进来，据《隋书》和《唐书》记载，大约有11　种之多，如《龙树菩萨药方》4　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　卷、《西录波罗仙人方》3　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　卷等等。在我国的医书中，也开始反映印度医学的内容，如《千金要方》就有"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合，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外台秘要》中有"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风火，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这些明显受到印度医学理论的影响。印度的医药，如郁金香、菩提树、龙脑香、质汗等在我国的医药书中多有记载。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还记载有印度的医方及按摩术等。说明当时印度医药的传入对我国的医学发展起了促进作用。隋唐时期，还有不少印度医生来华行医，唐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可见印度眼医来我国治病的情况。当然他们也带回了我国的医疗经验和技术。中印两国的医药交流，不仅各自促进了本国医药的发展，对世界文化科学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
　　中越医药交流历史也源远流长。隋唐时期，中国许多文化名人都去过越南，如沈佺期、刘禹锡等，我国医学也随之传入越南。当时位于越南中部的林邑国，曾多次遣使来中国，送上当地一些名贵药材，同时也将中国医药带回。在唐《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也载有不少越南药物，如丁香、诃黎勒、苏方木、白茅香、榈木等。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交往也比较早。阿拉伯帝国，古称大食。据记载：公元651-789　年间，大食正式遣使来唐者计有37　次之多，每年经商来往的人就更多了。阿拉伯医学在8　世纪初至15　世纪末相当兴盛，其特点就是融合了我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国的医学。隋唐时期，中国的炼丹术传入阿拉伯，并在阿拉伯得到很大发展，对现代化学的形成和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被誉为医学之父的伊本·西拿，西欧人称阿维森纳，他写的《医典》，可以说是隋唐时代中阿医学交流的一次总结，其中记载了许多中国医学内容，如本草、脉学、炼丹等。美国人拉瓦尔在他著的《药学四千年》一书中认为阿拉伯的吸入麻醉法可能是由中国传入的。
　　这一时期，我国和东南亚、欧洲以及非洲也有交往，据《唐会要》卷一○○记载：元和八年，诃陵（即今印尼的爪哇）遣使献"频加鸟并异药"等。"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敕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杜佑《通典》）。昆仑，我国古代又称黑肤人，即东非一带国家。我国古代所称的大秦，即东罗马一带，又称。据《旧唐书》记载，拂菻国于"乾封二年（公元667　年）遣使献底也伽"，底也伽为一种药物，在唐《新修本草》中有记载。在《新唐书》中记载：拂菻"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shěng　音省，眼睛生病）等。
　　隋唐时期，中外医药的广泛交流在我国医药史上是比较突出的，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医药的蓬勃发展。
　　七、隋唐五代的水利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水利事业获得了全面的发展。由于国力的增强，加之封建统治者普遍重视水利建设，出现了大规模兴修水利的局面，水利学也取得突出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治河防洪实践有了增多，建成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农田水利得到全面发展，在城市水利、水准测量和水利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为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一）治河防洪实践的增多及其技术进步我国历史上，江、淮、河、汉诸大河的治理，以治理黄河为重点。隋唐五代时期，黄河水患明显增多。据记载，隋代在37　年中，仅黄河洪水就有4次，平均每9　年一次。从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至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在这260　年中，有记载的河溢、河决年份达21　年，平均不到13　年就有一次河患。五代时期的河患更为严重，除自然灾害的决口外，统治者连年征战，甚至不顾人民死活，以水代兵，使黄河水患几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55　年中，有明文记载的黄河水患达18　次之多，平均每3　年就有一次河患。
　　在河患面前，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开展对黄河的治理。
　　隋至唐初，治河防洪尚处于过渡时期，一般为堤防的渐次修筑，没有记载有大的治理活动。初唐以后，开始有了较大规模的治河活动的记载。
　　据《册府元龟·邦计部·河渠》记载，最早的一次治河活动是在开元十年（公元722　年），这年6　月，博州黄河堤坏，唐玄宗派博州刺史李畲、冀州刺史裴子余和赵州刺史柳儒等进行治理，并命按察使萧嵩总领其事，从委派三州地方长官，并有按察使总领其事来看，其治河规模不会太小。
　　第二次是开元十四年（公元726　年），冀州河溢，魏州黄决。据《新唐书·裴耀卿传》记载，当时"诸州不敢擅兴役"，任济州刺史的裴耀卿在未奉朝命的情况下，率众抢护堤岸，抗洪治河，这一次治理成绩比较显著，济人因此曾为他立功德碑，以示纪念这一次治河活动。
　　另外还有两次，一次是在元和八年（公元813　年），据《旧唐书·宪宗本纪》记载："河溢，浸滑州羊马城之半"。郑滑节度使薛平、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经宪宗批准，征役万人，"于黎阳界开古黄河道，南北长14　里，东西阔60　步，深一丈七尺"，分黄河水入新河，"滑人遂无水患"。后一次是咸通4　年（公元863　年），东都暴水漂民居，滑州刺史萧仿奏请唐懿宗批准，采取改河的办法，"移河四里，两月毕工，画图以进"（《旧唐书·萧禹萧仿传》）。
　　五代时期，由于河患增多，治河规模和次数都较前代为多。如《册府元龟·邦计部·河渠》记载：天成元年（公元926　年），邺都差夫一万五千于卫州界修河堤；长兴元年（公元930　年），滑州节度使张敬询，自酸枣界至濮州，修堤防一丈五尺，长二百里；后晋天福7　年（公元942　年），宋州节度使安彦威修河堤，督军民自韦城之北筑堰数10　里；开运元年（公元944年），滑州河决，派人进行堵塞；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　年），河南河北诸州大水，发"郑州夫一千五百人修原武河堤"。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公元955　年）后，针对当时黄河连年崩溃的情况，命宰相李谷督师6　万，堵住连年决口，自阳谷至张秋口，水患少息。
　　由于治河实践的增多，治河的经验和技术比前代有了进步。由于这一时期文献多不记载具体治理的方法，更详细的情况我们不能得知，但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在五代时，已有遥堤出现。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　年）修酸枣县河堤，当年失败，第二年春命平卢节度使符习修酸枣县遥堤（《册府元龟·邦计部》）。这是遥堤的最初记载。遥堤，又称大堤，宋代以后成为治河的主要措施之一。另外，当时护堤工程已有大量用草的记载，如后唐清泰元年（公元934　年），河中府曾取秋草七千围堵塞堤堰，当是帚工技术的运用。帚工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护岸、堵口、护堤的水工建筑物，其方法是将薪柴、竹木、软草等夹以土石捆扎成帚捆，然后连接起来，用于护岸、堵口，具有很好的抗水冲击作用。这项技术在宋代成熟并被普遍推广使用。另外唐代在中央工部尚书下设水部，"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举之"（《旧唐书·职官志》）。此外还专设都水监，负责"掌川泽津梁之政令"，"凡虞衡之采捕，渠堰陂池之坏决，水田斗门灌溉，皆行其政令"（《旧唐书·职官志》）。在地方除严令各州官吏负责治河防洪外，五代时还设立堤长，建立"每岁差堤长检巡"的制度，沿河一些官吏还兼带"河堤使"衔，这些说明在河防管理方面比前代有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