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二）大运河的开凿和航运工程的发展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运河的国家之一。早在西周时期人工运渠已经出现，战国以后，人工运河逐渐发达起来。在隋代建立以前，一个沟通江、淮、河、海四大水系的人工运河轮廓已经初步形成。这就为隋代兴建沟通我国东西、南北的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公元584　年，隋文帝杨坚鉴于"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隋书·食货志》），命当时著名工程技术专家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长安城）北，东至潼关300　余里，名曰广通渠。广通渠是在汉代漕渠基础上开浚的，当时参加这一工程设计和规划的还有苏孝慈、元寿等人。仅仅花了3　个多月时间，一条沟通长安至潼关的水运便通航了，使沿黄河西行的漕船，不再经渭水而直达长安。
　　开皇七年（公元587　年），隋文帝为了给渡江灭陈创造条件，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隋书·高祖纪》）。山阳渎南起江都县的扬子津（今扬州南），北至山阳（今淮安），全长300　里，将长江和淮河沟通。山阳渎工程也是在旧有邗沟旧道基础上修建的。早在公元前486　年，吴王夫差便开邗沟运河，因年久失修，至隋初已被淤塞。隋文帝修复了这条运河，同时还整修了汴河。
　　开皇十五年（公元595　年），隋文帝还对黄河三门峡险段进行了整治，"六月戊子，诏凿砥柱"（《隋书·高祖纪》）。通过这一系列工程，为进一步开凿大运河打下了基础。
　　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隋炀帝杨广继位，开始了大规模开凿大运河的建设。当年，隋炀帝下令征集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据《资治通鉴·隋纪四》记载，这一工程"自西苑（洛阳）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在今荥阳县汜水镇东北）引河通于淮"，然后于淮水之南通过山阳渎，"自山阳至扬子江"。这条沟通黄淮水系的运河工程十分壮观，自东都洛阳起，至江都止，全长2200　余里，渠广40　步，两岸皆筑御道，并种上柳树，从大业元年3　月辛亥（21　日）开工，至8　月壬寅（15　日）竣工，仅用了5　个多月时间，虽然是利用了旧有河道，但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随后，在大业四年（公元608　年）正月，隋炀帝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这条渠也是在曹魏旧渠的基础上并利用天然河道建成的。渠分两段，一段引沁水南达于河，使河南来的船可以沿沁水而上，连接淇河、卫河等天然河流，通过今河北平原。另一段北通涿郡，利用一段沽水（白河）和一段漯河（永定河），到达涿郡郡城蓟县（今北京）南。据《元和郡县志·永济县下》记载："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水东北入白沟，穿此县入临清。"这条渠长1000　多公里，能通大型龙舟。大业七年（公元611　年），隋炀帝发兵征高丽，亲自乘龙舟通过此段运河，还曾"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可见其通航能力相当可观。
　　大业六年（公元610　年），隋炀帝又在三国东吴已有运道基础上，开凿江南运河，"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沟通了长江与钱塘江水系。
　　至此，一条沟通全国东西南北，全长2700　公里的大运河开凿成功。它流经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浙江5　省，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个壮举。隋代开凿大运河并非易事，在全长2700　公里的范围内，地形错落变化，能如此迅速开凿通航，除劳动人民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牺牲外，也反映了当时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具有高超的技术。这条大运河的建成，对巩固我国的统一，发展南北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隋以后，直到清代嘉庆年间，一直是我国南北运输的动脉，历代都对其加以保护和整修。
　　由于隋代统治时间很短，大运河刚开凿完毕，隋就灭亡了。为了发挥大运河的航运效益，保持其通航能力，唐代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一是疏通河道。如唐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汴口渐淤，唐玄宗命李杰整修梁公堰，对渠口淤积"调发汴，郑丁夫以浚之"（《旧唐书·李杰传》）。开元十五年（公元727　年）正月，因梁公堰"新漕塞，行舟不通"，又"令将作大匠范安"及"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兼旧河口"（《旧唐书·食货志下》）。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汴渠（通济渠）下游自虹县（今泗县）至临淮县段，长150　里，水流迅急，险滩较多，河南采记使齐澣建议改建新河，称为广济新河。广德二年（764　年），通济渠断航淤塞，刘晏等重开汴河，并建立较好的漕运管理制度，前后管理漕运30　年。对永济渠，唐代也进行了大规模地扩建，使其南段的水面扩大到宽十七丈（约56.7　米），深二丈四尺（8　米），保持了航运的畅通（《元和郡县志·河北道》）。在江南运河段，唐时也进行大量疏浚工作，如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扬州附近运河淤积，漕运困难，每年需要淘修。淮南节度使杜亚率众疏浚水道（《新唐书·杜亚传》）等。黄河三门险滩，梗阻了江南漕船由洛阳入陕，由于这一段河身处在峡谷之中，水流湍急，暗礁漩涡极多，航运十分困难，隋时曾进行了开凿，但没有成功。唐在隋的基础上，对三门底柱继续开凿。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发卒6000　人凿三门山，未能成功。武后时，派人开凿三门栈道挽船，虽然取得了某种成功，但挽夫经常坠落摔死，唐人张。。在《朝野佥载》中这样记述："苟纤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鉴于此种情况，裴耀卿建议用分段转运法搞水陆联运，在三门以东设集津仓，三门以西设盐仓，并于三门以北开山路40　公里，"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当时称为北运。（《旧唐书·食货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　年），陕郡太守李齐物进一步开凿三门山，在三门山以北另辟新河，称开元新河，又名天宝河，东西长5　里，宽4.5　丈，深3　至4　尺，但效果不好，只能在水大时勉强过河。底柱始终不易通槽，大约至北宋中叶即停黄河漕运。二是接水济运。大运河虽然利用了江、淮、河、海等天然水系，但由于受地形和气候等影响，事实上很难均衡供水，缺水经常威胁正常的航运。为了确保大运河的通航能力，唐代开展了许多接水济运工程。如山阳渎一些河段，因河床较高，靠江淮供水很困难，唐时利用附近大小湖群和陂塘接水济运。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初，扬州疏太子港、陈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杜亚也在兴元初年（公元784　年）"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新唐书·杜亚传》）公元826　年，盐铁史王播还在扬州城南开渠，引七里港丰富水源济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卢晖曾在水济渠的瀛州河间县西南开长丰渠，引滹沱水入永济渠，以通漕运。在江南运河段，唐时曾引杭州西湖水入运河，刘晏管理运河时，曾有放湖水一寸，运河长一尺的说法。五代时还曾重修练湖，引湖水济运等等。在接水济运和保证运河顺利通航的过程中，唐代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水利技术工程。如筑堰壅水，也就是当自然河湖水位太低，无法直接引进运河时，就在河中筑坝作堰，抬高水位，把河湖的水引进运河。如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奏请于咸阳壅渭水，作兴城堰，截霸浐水，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同渭水会合，解决漕渠的水源，使江南的漕船可以直抵长安广运潭（《旧唐书·韦坚传》）。为了防止运河水过多，出现水患，还要解决泄水的问题，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以泄有余防不足，漕流遂通"。另外，隋唐时期在大运河中还大量使用了埭和斗门等水工建筑物，用于抬高水位和保持运河水量，改善航运条件。埭，即拦河堰坝，起抬高水位的作用，船行至此，往往要卸货转运。唐时在与长江交叉的运河口均有这种设施，如京口埭、欧阳埭、伊娄埭等。堰埭虽有优点，但也有明显缺点，这就是过坝能力小，又不太安全，对于规模较大、运输比较繁忙的运河段，显然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出现了能灵活节制用水，满足通航需要的斗门。开元十九年（公元731　年），斗门首先在扬州附近的运河上使用，元和年间，斗门使用已经普遍。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年，刺使鱼孟威在灵渠上建了18　座斗门节水通航。他"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新唐书·地理志》）。这种方法是用木制成排，安放在斗门两侧石墩上，蓄水以待行船，船到时，拉开木排放水过船，如此反复分段开闭，就可通行舟辑。这种简便易行的节水通航技术，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为后来的船闸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斗门不仅有节水通航作用，还有关闭以防潮水和洪水涌入河道的作用。除此之外，唐代还沿大运河修了许多支流渠道，借以扩大交通运输网，同时兼有灌溉之利。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仅关中水运网新凿的供水渠道和运河就达12　项之多，如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　年），把广通渠由长安向西延伸到宝鸡的东南边，取名升原渠，引渭水东流，经眉县、武功、兴平，与成国渠相通，在咸阳东入渭水，又可通千水，运陇州一带木材入长安。另外还在开封附近建一条湛渠，引汴水注入白沟（今河南开封县北），以通曹、兖等州。长庆初年，又在兖州开盲山故渠，使泰山附近的渠系也纳入汴渠的交通网之中。为了扩大永济渠的交通网，唐代还在运河沿岸的清河郡、沧州以及任邱等地开凿张甲河、无棣河等运渠，使那里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往长安和内地。在长江流域，除已形成的运河运输网外，唐代还积极开发沿江运输网，疏浚嘉陵江上游略阳以下200　里航道，沟通与关中的水道联系。当时，在长江中游，北行有江汉航道，经丹江与关中相通，经唐白河，可陆路接转黄河；南行入洞庭湖，经湘江、过灵渠，沿桂江而下，直达广州；入鄱阳湖则可经赣江，陆路通北江而至广州。在长江下游，北行可经邗沟　淮河，与汴水、泗水相通；入巢湖，陆路转肥水，可接淮河与颖水相通；南行入江南河，经富春江，陆路转信江而接赣江，转北江直至广州。正如唐代崔融所描述：当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味旦永日"（《旧唐书·崔融传》）。四通八达的航运网，给唐代的经济繁荣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杜佑《通典》），江南的丝绸、铜器、海产，四川的布匹，西湖的稻米，广东的金银、犀角、象牙等都络绎不绝地运到长安或是北方的涿郡。随着航运的发达，沿河两岸的商都城市也日益增多和繁荣，大大促进了唐代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