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一）医事制度和医科划分隋唐时期，医事制度日趋完善，较前代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的医药机构是由门下省统尚药局，负责宫廷中的医药事务；由太常寺统太医署，掌管政府的医政事务及医学教育。尚药局设有典御、侍御师、尚药监、侍御医、直长、医师等。太医署中设有太医令2　人、太医丞2　人、太医府2　人、太医史4　人、主药8　人、药园师2　人、医监4　人、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等。隋时，太医署有200　余人，唐时增至300　余人，而且成为政教合一的医学机构，既负责医务行政，又从事医学教育，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医科学校。早在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　年），太医令秦承祖曾奏置医学以广教授，即开办医学校，但没有一直办下去，到元嘉三十年即罢去。隋代太医署虽设有医博士、医助教等，但采用分头教授医学，沿袭南北朝旧制。真正官方大规模置办医学校，应当是唐代的太医署，它比世界上成立最早的意大利萨勒诺医科大学（公元884　年），还要早200　多年，而且在组织结构、教学内容等方面，都更加完备和进步。更有意义的是，唐代在完善医事制度的同时，对医科设置也进行了科学的划分。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太医令掌医疗之法，次为丞。下设医、针、按摩、咒禁四科"。
　　医科设医博士1　人、助教1　人、医师20　人、医工100　人，学生40　人，典药2　人。学习课目分为基础医学和应用医学两部分，基础医学包括学习《本草》、《脉经》、《甲乙经》等；应用医学则是分别学习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和角法（火艾烧灸等）。学习期限分别是体疗7　年，疮肿、少小5　年，耳目口齿4　年，角法2　年。针科设针博士1　人、助教2　人、针师10　人、针工20　人、学生20　人。主要学习各种针法，利用经脉孔穴部位，治疗各种疾病。当时常用的针法有镵（chán　音馋）针、圆针、鍉（chí音迟）针、铎针、剑针、圆利针、毫针、长针、火针等9　针补泻之法。
　　按摩科设按摩博士1　人、按摩师4　人、按摩工16　人、学生15　人。主要学习消息导引之法，即以按摩推拿的技术治疗风、寒、暑、湿、饥、饿、劳、逸等"八疾"，并且能够对损伤折跌等伤科作正骨处理。
　　咒禁科，设咒禁博士1　人、咒禁师2　人、咒禁工8　人、学生10　人。主要学习用祈祷咒禁的方法驱除邪魅，显然这是封建医学教育的局限性。
　　除此而外，太医署还设有药学部，有药园三顷，招收一定数量的学生，学习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制剂、使用等方面的知识。
　　唐代虽然设立太医署从事医学教育，但这种培养人才的制度，主要还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广大人民的疾苦，仍然靠民间医生，而民间医生的成长，主要靠师徒相传和个人经验的积累，这是我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医药发展的主要源泉。
　　除太医署外，唐代在各州府还多设医学，设医学博士掌其事，但规模和数量都远不及太医署。及至五代，因为军阀割据，他们的典章制度多未创设而沿袭旧制，值得提出的是后唐清泰年间（公元934-935　年），除置药博士、医博士之外，并设有"翰林医官"之职。宋以后改太医署为太医局，并设翰林医官院。
　　唐代对公共医药也比较重视，朝廷每年给药以防民疾。如开元十一年（公元723　年），玄宗亲制开元《广济方》5　卷，颁示天下。天宗五年（公元746年）又令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选其切要者，于村坊要路处榜示宣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　年），德宗又亲制《贞元集要广利方》5　卷，586　方，颁于州府，题于通衢，以疗民疾。据《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记载：唐还在各州郡设立"悲田坊"和"养病坊"，前者为佛教徒私人组织，后者为政府设立。专门收容穷苦病患者，收养治病。所谓"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后来因管理不善，悲田坊制度遂告废止，只在全国寺院设立养病坊。同时，唐政府还制定了严厉的医药律令，惩处医疗事故和欺诈现象。《唐律》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铖（chéng　音成）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如之"（《唐律疏议》卷二十六。）
　　（二）古医籍的整理和研究隋唐时期，医药事业的发展，促使一些医药学家开展对古医籍的整理研究工作。《黄帝内经》一书，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文字古奥，其中错讹较多。齐梁时期的全元起，曾对《内经·素问》作过校注，但其书已佚。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是扬上善编注的《黄帝内经太素》30　卷。扬上善（约公元6-7　世纪），隋大业中（公元605-616　年）曾任太医侍御，唐时又为通直郎，太子文学及太子司议郎，精于医和老庄之学。当时他有感于《内经》之繁杂，读之茫于津涯，从事对《内经》的《素问》、《灵枢》两篇的整理工作。在校注的基础上，他把《素问》、《灵枢》的162　篇全部拆散，按其内容的不同性质，归纳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症候、设方、九针、补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等19　个大类，并于每一大类下分若干小类。编撰成《黄帝内经太素》一书。这种对《内经》的分类研究，扬上善是第一人。经扬上善的努力，不仅加强了原书的系统性，而且对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太素》一书，历来为研究《内经》的学者所重视，不仅因为它保存了《素问》、《灵枢》的内容，而且因为他对《内经》的注释考订科学正确。《太素》一书著成后，到宋代就已残缺不全，后来便散失不见了。清代藏书家扬惺吾东渡日本，在日本的仁和寺发现该书唐代的抄本，使该书得以留存。日本丹波康赖编撰的《医心方》曾引述了扬上善的注释，可见该书在日本曾产生相当影响。
　　这一时期，整理注释《内经》贡献最大的是王冰。王冰，唐代医学家，自号启玄子，曾任太仆令。约生活于唐景云、贞元年间（公元710-804　年），早年笃好养生，酷嗜医学，精勤博访，曾师事于郭子斋堂。当时他有感于传至唐代的《内经·素问》一书，篇目不全，纰漏甚多，而且内容混乱，影响研究和使用。遂决定对《素问》一书整理注释。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收集参考了当时许多注释《内经》的著作，进行反复的校对，加以重新编排，注释，并根据先师张氏所藏秘本，补齐了《素问》所缺的第七卷，先后费时12年，撰注了《注黄帝素问》一书。这是继全元起（齐梁时期）之后又一次整理和注释《素问》，世称《次注》，对中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注黄帝素问》一书合计24　卷，81　篇。王冰在书中序言中说明自己校注的方法：一是分类别目，所谓"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名目以冠篇首"。二是迁移补缺，所谓"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三是加字明文，所谓"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文。"四是删繁存要，所谓"错简碎文，前后重迭者，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在此基础上，他对篇卷作了全面调整，重新编次，将原有的9　卷编排成24　卷，大体分为养生、阴阳五行、脏象、治法、脉法、经脉、疾病、刺法、运气、医德及杂论等，较全元起的《内经训解》前进了一大步。
　　王冰的注释不仅深入浅出，注文精当，而且对《内经》的理论多有发挥。如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注："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全阴则阳气不极，全阳则阴气不穷。。二气常存，盖由根固"。说明阴阳互为共根，欲阳气旺盛，便须保全阴气，欲阴气充沛，也得保全阳气。只有固其根本，使二气常存，才能强身延年。又如王冰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明人体五脏性质各有不同，注说"肝气温和，心气暑热，肺气清凉、肾气寒冽、脾气兼并之"。认识五脏的本气，对探讨病理十分重要。
　　王冰对《内经·素问》的整理注释，对祖国的医学作出重要贡献。他在注释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医学思想对后世医学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古医籍的整理，还有唐初医学家扬玄操对《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研究，他以吕广（吴时）所注的《难经》为依据，凡吕广未解者，给予注解；吕广注释不尽的地方，给予详解，并且把《难经》的81　篇复杂文字，归并为13　个大类，使之更加条理化，便于学习和研究。经过10　年的努力，撰成《黄帝八十一难经注》5　卷。这一时期，对《伤寒论》的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唐代的孙思邈。孙思邈在晚年著《千金翼方》的时候，见到张仲景的《伤寒论》，叹为神功，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伤寒论》所有的条文，分别按方证比类归附，单独构成两卷归于《千金翼方》中，是唐代仅有研究《伤寒论》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