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大司马 [全本校对] (贱宗首席弟子)

　　这也是郑国与宋国后来战争不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PS：到战国时代仍对周王室表示恭顺，且仍维持着朝贺献贡习惯的国家，就只有宋国与鲁国。】
　　然而，郑国又是首个将国法明确“告知”于民的国家。
　　在郑国之前，各国皆有各自的国法用来约束国民，但此时的国法，并不对外公开，倘若有人犯事，可能他到死未必明白自己究竟犯下了那条刑法。
　　更有甚者，此时的国法已成为权贵倾轧国民、平民的一种手段——反正国法不对外公开，我说你有罪那你即是有罪。
　　因此，当时各国的刑罚都很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郑国的国相「子产」决定改革，他在郑简公的支持下，铸造了一只大鼎，将郑国的刑书铸刻在这只青铜鼎上，然后将青铜鼎摆放在王宫门口，让全国的百姓都能看到这只「刑鼎」，看到他郑国的刑书。
　　此后，郑人都了解了本国的法律，趋利避害，而郑国的权贵也不敢再借刑法之便倾轧平民，于是郑国因此而变得强大。二十年后，晋国亦开始效仿，赵鞅与荀寅把范宣子制成的刑书也铸刻在「刑鼎」上，将本国的刑书公布于众。
　　对于这两件事，世人的看法评价亦大不相同，道家、法家都很支持，但儒家的圣贤孔子却竭力反对。
　　在当时亦是大国的晋国亦推出了「刑鼎」后，崇尚礼治、厌恶郑庄公的孔子很不高兴地对弟子说：晋国大概要因此灭亡了，国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这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
　　然而，晋国并没有因为这个刑鼎而灭亡，甚至于，后来各国陆续效仿，终于使原本秘而不宣的刑书，公布于众，很大程度上杜绝了一部分人借刑书而使自己获利。【PS：所以说“子产”是法家先驱，他在当时仍然崇尚“礼治”的时代，冒着极大风险推出了这项改革。】
　　“这位郑庄公，夫子如何评价呢？”蒙仲询问庄子道。
　　庄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必须承认，郑庄公是一位褒贬皆有的雄主，他耍手段杀死起初就关系不好的弟弟「郑段（即叔段）」。
　　郑庄公与郑段乃是亲兄弟，母亲皆是「武姜」，区别在于武姜生郑庄公时难产，经历万般痛苦才将其生下，而生郑段时则是顺产。
　　是故，武姜偏爱小儿子郑段，而讨厌郑庄公。
　　而郑段呢，仗着母亲的疼爱，在国内横行无忌，让郑庄公很是不喜，想杀掉弟弟甚至是母亲，却又唯恐遭到世俗的职责，于是想出一个计策，既放任弟弟郑段，让后者因此变得越来越狂妄、越来越跋扈，最终，郑段与母亲武姜联合，试图内应外合杀掉郑庄公，夺取郑国的君位。
　　就这样，郑庄公名正言顺地用「讨逆」的大义杀死了弟弟郑段，还驱逐了他的母亲武姜，立下「不至黄泉、毋相见也」的誓言。【PS：然而过了几年后，郑庄公实在思念母亲，又碍于自己的誓言，于是就挖了一条地道，在地下（黄泉）与母亲相见，这即「黄泉相见」这个典故的由来。】
　　耍手段杀弟逐母，此事尽显郑庄公的枭雄本色，但在治理国家方面，郑庄公却是一位明君，在他的治理下，郑国当时非常强大，不怵晋、楚。
　　这样一位雄主，若单纯用“善、恶”或者“好与不好”在评价，就未免会有失公正。
　　而儒家的思想，蒙仲认为亦不能单纯就定为“惑世妄言”。
　　不可否认，儒家思想认为“礼制至上”，甚至于孔子曾经还包庇了弟子「曾参」。
　　这件事的起因，是曾参的父亲「曾点」。
　　某日，据说有乡人的一只羊跑到曾点的家院前，被曾点捉起来宰杀吃了，而其子曾参没有举报。
　　后来叶公——「叶公好龙」的那位叶公，便就这件事对孔子说道：我们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父亲偷羊，儿子就出来检举揭发。
　　孔子就回答道：我们那里正直的人与这种正直有区别，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
　　儒家思想“崇尚礼制”，就到这种地步，也难怪道家会指责儒家“巧伪”，而法家亦看不上儒家。
　　后来孔子的弟子「子夏」说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很符合儒家的风格，儒家一向认为，作为有君子人格的人，应当顾全大局，而不必执着于细节。
　　但孔子时代的儒家，也有值得赞赏的地方，比如对「学」的态度，《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学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孔子本人而言，他学习的初衷是为了当官，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尊重。
　　再到孟子、荀子时期，荀子首次提出了「学以致用」的理念，使儒家的「学」，总算是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用！
　　用在哪里，即用在治国、用在治人。
　　说到治国、治人，应当首推道家的治国之道，在治国方面，从道家鼻祖老子起，道家就明确地指出了「无为无不为」的治国策略，以劝诫各国的君主。
　　「无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指顺应自然，不要做多余的事。
　　比如说，在四五月本应该做农事的时节，君主不要因为与他国开战而耽误了国民的农事。
　　关于这一点，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其中的「勿夺其时」，就是告诫君主顺应自然——该让农民种地的时候就让农民种地，不要做多余的事。
　　除此之外，还可以延伸到对待国民的态度，总而言之就是，国民想要去做什么，就让他们去做，君主不要“额外”——即除了刑书以外——去约束他们。
　　而「无不为」，也不是指什么事都做，同样也是指去做顺应自然、顺应天道该做的事。
　　这方面体现在哪里呢？
　　打个比方，国内发生天灾，务农的国民因此颗粒无收，这个时候就应该顺应自然，开仓救济国民，而不是违背天意，继续向国民征收田税。
　　延伸下来，还有想办法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这类的。
　　君主无为（不做多余的事）、臣子无不为（多做些顺应天道、顺应自然的事），这即是道家的核心治国思想。
　　而相比较道家的治国思想，道家的“治人”思想，就显得格外的“不亲和”。
　　在这方面，道家的主张就是自我约束与自我提高，道家认为，只要世上人人都注重道德，那么这个世道就不需要多余的东西——比如儒家「仁义礼数」的束缚，以及法家刑法的约束。
　　但遗憾的是，世人未必都有这样的觉悟。
　　这就是道家思想的局限，或者说，也是它被称赞的地方：道家思想只主张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却并不会像儒家、法家一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人身上。
　　而就，就注定道家思想很难在像当代这种「道亏之世」有所作为。
　　“并非我道家思想不好，恐怕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蒙仲正色说道。
　　听闻此言，庄子带着惊讶看向蒙仲。
　　因为蒙仲的这个观点，与他不谋而合。


第021章 “伪”之辩（三）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即指世道的风气正在逐渐变坏，而人们的心思呢，也不再像古人那样淳朴、善良，而是充满了谲诈虚伪。
　　不得不说，蒙仲这句话恰好又说中庄子的心坎。
　　庄子为何竭力提倡「使世道回到古代圣人的那个时代」，甚至于劝导舍弃「聪慧」、「心机」等多余的东西，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但……回得去么？”蒙仲问庄子道。
　　庄子默然不语。
　　虽然他不想承认，但事实就是他的思想根本不足以动摇世俗。
　　就在庄子沉默之际，蒙仲小心翼翼地说道：“夫子，我以为这或许也是‘天意’？”
　　「怎么说？」
　　庄子闻言看向蒙仲，想听听这名弟子对此又有什么见解。
　　见此，蒙仲斟酌了一下，说道：“小子认为，其中‘首恶’，在于私心、恒产。”
　　私心，顾名思义，而恒产，即是指属于个人的固定产业，比如财帛、田地等等。
　　在尧舜禹汤时期，恒产属于整个氏族或部落共有，男人耕地狩猎、女人务桑织布，整个世道很和谐。
　　然而一旦人有了私心，这种和谐的局面就被打破了。
　　周王室奉行周礼，推行井田制，实则就是希望在君主制下，实现先古圣贤时期的和谐。【PS：在这里提一句，庄子抵制君主制，是抵制君主制下“多余”的那些礼数与刻意讲究的阶级区别，并不是抵制「君王治民」这个模式。】
　　但是到了当代，井田制就基本瓦解了，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公田」。
　　所谓公田，最早是周王室用来以身作则，以及要求诸侯以身作则，劝导天下国民勤奋务农的田地，这种公田的收成，会被用来祭祀先祖、神灵。
　　但在经过数代之后，无论是周王室还是各国诸侯，都已渐渐放弃了亲力耕种，而是改叫国民去耕种——而且还不给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