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太平王 (麒麟可可)

张蕊扑哧一笑，心中却是甜蜜无比，看到丈夫一眼就看出这碗汤蕴藏着自己的苦心和辛劳，这半天的工夫就没有白费。

“看看你，鬓边都带着白发了，赶快喝了吧，这何首乌是我专门找太后讨的，地方上进贡的贡品。”

杨柯就着汤匙，一口口的啜饮着这碗乌发汤，突然看似漫不经心的问道：“太后还好吧？有没有常出去走走？”

“太后现在的日子可比你悠闲多了，只是她大多在庄子里，轻易不出门，偶尔的也会去爹娘那儿小住几日。前两天太后还叮嘱我要照顾好你的饮食起居，说你日理万机的，不调理好身子可不行。”张蕊说道。

杨柯点点头：“太后可以随意出行，就说明那些个人放松了警戒，你常常去看看她，如果她受了气或者有人苛待她，你就告诉我一声，我事情多，有时候难免有疏忽和不周到的地方。”

张蕊嗯了一声，半晌无语，直到杨柯将这碗汤喝完，张蕊才开口幽幽的说道：“毕竟是自己的亲姐姐，你和底下的人打个招呼就行了，他们自然不敢这么防贼似的防着太后了，又何必让太后、还有爹娘心里难受呢？太后日子虽然过得悠哉，可每次看到我，眉宇间总有些散不去的愁绪，一幅欲言又止的神情，娘每次谈到你们姐弟，也总是吞吞吐吐的。我心里不好受，又不知道怎么帮你解释。”

“我不能管这么细，而且，如果我自己总是插手坏规矩，以后下面的人怎么做事呢？你不用担心，他们明白我对太后的态度，防着她是有的，但苛待一定是不敢的。我只是说万一，怕底下人疏忽，怠慢了太后，你帮我盯着点就成，查漏补缺，有备无患嘛。”

张蕊听完杨柯的这番话，默然的不再开口，慢慢的收拾着面前的盖碗汤匙。杨柯冷不丁的又问了一句：“爹还好吧？”

张蕊闻言神情微微一震，随即掩饰道：“爹还好，我今儿早上还给爹去请安了。”

杨柯淡淡一笑：“我说的是岳父。”

张蕊缓缓的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前几日只是打发人送了些衣物和用具进去，下人回话说没见到爹，东西都是天牢的狱卒带进去的。”

杨柯从几案一侧拿出了一个木匣子，放到张蕊的面前，打开木匣，里面搁着的是一摞经卷：“这套盐铁论你抽空带过去给，里面还有我的一些批注，亲自交给爹，顺便带句话给爹.........”

张蕊神情微变：“带句什么话？”

杨柯沉吟片刻，字斟酌句的缓缓说道：“爹是大儒，学问自是没得说，但大儒只能在书斋和学堂里，朝廷需要的是治世的能臣，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大儒论道，能臣变通，为所谓的正统死节，还不如为这天下的百姓办点实实在在的好事。读完了这十卷六十篇的盐铁论，让爹再作定论吧，如果爹还是想做大儒，就去国子监，如果爹愿意做能臣，朝廷还有好多大事等着他来办呢。”

张蕊世家出身，饱览典籍，自然知道这篇盐铁论的出处和分量。汉武帝时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这些经济措施，虽然适应了当时巩固西汉王朝政权的需要，为西汉王朝奠立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但是，却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就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矛盾焦点和敏感问题。

汉昭帝始元六年，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

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事过30年，既是朝廷官员，又是儒家门徒的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详尽地记述出来，写成了传世的名篇《盐铁论》。

盐铁论是本好书，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作者桓宽偏向儒家思想，并不能保持客观立场。桓宽於此次会议记录中对诸“贤良文学”有明显偏颇的立场，书中多次描述官府官员们的窘态，或默然不对、或勃然作色、或怃然内惭……。多有贬抑之辞。

张蕊拿出其中的一本，翻开之后，只见书页之间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都是杨柯做的一些批注，不禁动容，语气略带哽咽：“多谢你了，爹是读书人的脾气，性子倔，你别跟他计较。”

杨柯淡淡一笑：“你不用谢我，于私我们是翁婿，我当然要帮他，但于公，我执掌朝政，除非是爹自己能想通，否则我也无能为力，你不用做说客，让爹自己去做决定吧。”

第二一四章 人尽其才

唐仲回归中枢院之后，胡贺便被调离了洛阳令的岗位，令所有官员大跌眼镜的是，他既没有入阁，也没有升迁到各个中央部委任职。

晋朝官制源自三国官制和东汉官制，在汉代，尚书省实际上是权利的核心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西汉初年的尚书省分为四曹，通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其一为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为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国事，其三为民曹，主吏民上书事，其四为主客曹，主外国夷狄事。汉成帝时，又置三公曹，主断狱，成为五曹。

曹魏时期则有五曹，即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加上尚书令和两仆射也称“八座”。

晋武帝开始设立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

东汉时期，尚书省的权力非常大，其主官尚书令实际上直接取代了宰相的职权。

到魏王曹操专权的时候，尚书省毕竟是天子的擅专之地，而且形成的历史由来已久，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废除掉的。为了架空尚书省，将权柄控制在自己手中，曹操创造性的增设了一些新的岗位叫秘书令，通俗讲就是给自己配备了一些秘书，刚开始只管一个很核心的事情，就是奏折审核和下达旨意，直接接管了最核心的权利。

文帝时期，秘书令改名叫中书令，又置监，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并掌机密，中书监令始于此，到这个时候，秘书从几个岗位发展成了一个专门的机构，不再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草头兵，而是逐渐演变为正规军。当时中书监这个部门甚至被世人称为凤凰池，借此比喻其重要性。

于是，原来的尚书省逐渐被疏远，从一个决策机构变成了执行机构，由指手画脚的老大沦为了只负责提刀砍人的小弟。

杨柯当政之初，就不能再沿用中书令这个机构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中书令这个部门里的官职都不高，既然是秘书，总不能给个副国级以上待遇吧，而且无数历史经验证明，身边的人一旦身居高位，很容易就会变成乱政的源头，比如明代的宦官集团就是最好的例证。

杨柯当时需要从天子的手中顺利接掌权杖，需要给一些自己班底里的实权人物准备好位置，又不能让他们演变成秘书一类的近臣，埋下隐患，所以他将清代的中枢内阁制度复制了过来，提前将尚书省和中书省制度扫进了历史的故纸堆。在胡贺的任命上，唐仲苦思了好几个日夜，实在是没法替这位老兄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一是因为人口的清查和录籍实在是牵扯面太广，触动的权贵利益太大，没有对等的权利，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项得罪人的工作。二是这位老兄毕竟不是杨柯的创业团队，只是刚刚投诚的新人，而且资历也不太够，品行还颇有点问题，给的权利太大，搞不好以后尾大不掉。辗转反侧许久之后，唐仲只能将这个难题交给杨柯，想听听他的高见。没想到，杨柯只是轻飘飘的说了一句话：“成立一个人口和贪腐整肃的临时小组，我任组长，老夫子你任副组长，胡贺就做执行委员，全权负责实务，抽调户部、刑部的人参加，人由他去挑，有清查和独立办案的权利。什么时候这件事办成了，什么时候就解散，参加的人到时论功行赏，再优先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