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这几年做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皇族事务,是故他对劝说咸丰皇帝留在北京没有信心,他对慈禧说:“亲王及御前诸公屡劝圣驾出巡,圣意颇以为然。”
慈禧说:“皇上到了热河,就会被肃顺等人控制。他现在已经病了,路上再有颠簸,随时都可能没命。而且,皇上走了,我们这些妃子也肯定要随行,到时候我们分开了,恐怕就更势单力薄,任人宰割。”
“肃顺确实可恶,必须想办法处置了。”恭亲王点点头,说:“明天我找人启奏皇上,阻止皇上去热河。”
第二天,在圆明园朝议的时候,恭亲王等人劝咸丰皇帝留下,说蛮夷之兵,只是想通商和进京递国书而已。
慈禧也力劝咸丰皇帝留下,说:“皇上坐镇,可震慑夷兵,保百姓之安全。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京城无可庇佑。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并同宗王子逃亡,永为后世之羞。今若弃京而去,辱莫甚矣。”
肃顺见咸丰皇帝还是犹豫不决,站出来大声说:“逆夷逞凶,带领夷兵,偪近通州,称欲带兵入见。僧王与之开仗,现扼八里桥。他称用兵之道,全贵以长击短。逆夷专以火器见长,若我军能奋身扑进,兵刃相接,贼之枪炮,近无所施,必能大捷。然蒙古京营兵丁不能奋身击贼,是故难胜。”
慈禧这时也不顾自己的身份,对咸丰皇帝说:“夷兵不过万,现在军营湘楚各勇,均甚得力。皇上可下旨著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克日赴京。惟有殷盼大兵云集,迅埽逆氛……”
肃顺瞪了慈禧的一眼,大声打断了慈禧的话,厉声道:“天子巡守,则天下不乱。明土木堡之变,诸位忘乎?那些劝说皇上留下的臣子,是何居心?”
说完,肃顺意味深长看了恭亲王一眼,然后虎视眈眈看着两旁站立的大臣。
明朝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二线部队出身的于谦同文武官、内外臣拥立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新朝廷。肃顺这时提到这个典故,明显暗指恭亲王等劝咸丰皇帝留京的人心怀不轨,想要另立新廷。
咸丰皇帝面色苍白,坐在龙椅上咳嗽了两声,恭亲王等大臣大气也不敢出,无人敢出来吭声了。
慈禧见咸丰皇帝去意已决,便也不说话了,现场一片诡异的安静。
咸丰皇帝想了想,说:“诸位爱卿的意见,朕都知道了。那就这么决定了,朕先带一帮大臣去热河,京城之事,就托付给恭亲王,夷兵不教训也是不行的,就以战促和吧。另外,曾国藩、袁甲山等人忠心可见,可让他们精选各部将士,准备北上勤王!”
就这样,在1860年的秋天,咸丰帝在宫中小庙祭祀完满族的战神后,便仓皇地逃出京城,带着慈禧和慈安皇后,还有肃顺等一帮亲近大臣动身逃往热河,他特地下诏,委婉地称此次出行为“秋巡”。
皇帝出逃之初,一片混乱,境遇狼狈不堪。他仅仅出京向北行进了大约18英里,就停在了一座小庙里。在这里,皇帝下令满族旗军急速赶往热河护驾。次日傍晚,皇帝于逃亡中接到了恭亲王呈奏。皇帝回谕,命恭亲王竭尽所能,见机行事。
咸丰皇帝一行安全抵达密云县北部的皇家猎场附近的行宫后,咸丰病情加重,无法接见军机大臣,遂委任慈禧代行,慈禧正式下达了圣谕:“本日据胜保奏,夷氛逼近阙下,请飞召外援以资夹击一摺。逆夷犯顺,夺我大沽炮台,占踞天津,抚议未成现已带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屡次失利,都城戒严,情形万分危急。现在军营川楚各勇,均甚得力。著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克日赴京。惟有殷盼大兵云集,迅埽逆氛,同膺懋赏。是为至要。”
当时圣旨都是人马送,从北京到安徽比较慢。曾国藩接到北上勤王圣旨之时,安庆大战已经开打了,曾国藩不想分兵,他感到十分为难,便请曾纪泽、李鸿章等人来到大营商议。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时,肃顺的特使王闿运也再次来到湘军大营,极力劝说曾国藩派一支精兵北上。在劝说咸丰皇帝去热河的明争暗斗中,肃顺也敏锐意识到了慈禧和恭亲王想夺权。
权力的游戏,有亘古不变的规则:在权力的争夺中,谁手上兵强马壮,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三岁小孩都懂,肃顺当然也知道,他想借助北上勤王的湘军,除掉慈禧和恭亲王。
第八十九章 艰难的决定
1860年,秋风瑟瑟,僧王僧格林沁率领的数千蒙古铁骑和胜保率领的数万八旗兵,在北京郊外的八里桥与英法联军决战,结果大败。僧格林沁狼狈逃窜,胜保还受了枪伤,咸丰皇帝带着慈禧等家眷和肃顺等一帮权臣逃往热河,肃顺的特使王闿运来到安徽祁门的湘军大营,曾国藩的湘军大营这时已经从宿松搬到了安徽的祁门。肃顺只交代了王闿运一个任务,那就是劝说曾国藩亲自带兵北上勤王。
因为只要曾国藩同意带湘军北上,肃顺在宫廷斗争中就多了重要的砝码,即便胜保的绿营旗兵支持恭亲王、懿贵妃,他们也不怕了,因为绿营的战斗力,打长毛都打不过,跟湘军还是有差距的。
“曾大人,即便你不率兵去,只要一猛将,比如鲍超,率一支精兵北上,肃大人就不会忘了大人护驾的功劳。”王闿运对曾国藩说。
曾国藩没有说话,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一步走错,可能会毁掉来之不易的一切,包括刚任命的两江总督。
肃顺确实对曾国藩和湘军许多将领有恩,左宗棠和胡林翼都支持肃顺。肃顺也确实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昏愦者。但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肃顺原来与恭亲王的关系较好,后来仗着皇上的宠幸,连恭亲王也不放在眼里了。今日的肃顺,就像是康熙朝的权臣鳌拜。恭亲王以及在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也不小。鹿死谁手,还不一定。
曾国藩不愿意卷入宫廷权力的斗争中,派不派湘军北上勤王,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曾国藩思考良久,没有立即答应王闿运,让他暂住在祁门的军营里。
这时候的曾国藩和湘军,处境有点进退两难。因为当初咸丰皇帝的圣旨传到宿松,内容是:“曾国藩着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是清朝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江苏(包含上海)、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咸丰皇帝的圣旨却是要曾国藩带兵前往江苏,才让曾国藩署理也就是代理两江总督。
这道圣旨是“特急”,因为当时李秀成攻取了苏州等地。当时整个江苏的局面是严峻的:整个苏南,除上海一隅外,已全部落入太平军手里;苏北皖北,捻军势力大为增长,行踪飘忽不定,州县无法对付;在浙江,李秀成的部队绕过杭州,出没于浙西一带;江西饶州、广信、建昌、抚州等地,经常被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贤的人马任意往来。
曾国藩当时和曾纪泽、彭玉麟、杨载福、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磋商过。
曾纪泽说:“朝廷从浙江入手,通过苏、常包围江宁的东面进攻的决策是错误的,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军皆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反而失了苏州、常州,湘军必须改由西面进攻,从长江上游向江宁包围。”
李鸿章也说:“如果舍弃安庆而去攻取苏州、常州的话,势必重蹈失败的覆辙。原来的江南大营以苏州、常州作为依托,而现在这两座城市都已经被太平军占领,湘军东进会成为没有依托的孤军,陷入绝境。”
胡林翼也反对湘军进军苏州,他说:“现在湘军以湖南、湖北为大本营,一旦东进,远离大本营,将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长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州、常州之后,势必会发动西征,以解除湘军对安庆的围困,夺回上游的有利地势。此时分兵苏州,无异于与虎谋皮。”
曾国藩也同意曾纪泽、李鸿章、胡林翼的观点,认为湘军不宜去急着夺回苏州,但此时的他,已不是当年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那个愣头青了,两江总督他肯定是要当的。
咸丰皇帝一直催促曾国藩迅速领兵克复苏州、常州。咸丰皇帝认为,苏州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财税收入很多,而从军事角度看,苏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得失关系到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安危。所以,必须先拿下苏州。
“朝廷严命湘军赴江苏,江苏却不能进,但湘军不能留在宿松不动,置皇命不理。”曾国藩知道,咸丰皇帝本来就对他猜忌,和朝廷对着干,只会让咸丰皇帝更加不满。一向主张以诚信待人的曾国藩,此刻也准备对朝廷耍耍权谋了,他拿出李鸿章献的皖省地图,说:“湘军可由宿松向浙江方向前进,在祁门县境内扎营。”
祁门位于安徽西南部,是安徽、江西、浙江三省的交界地带。地理位置注定祁门将是太平军的主要攻击区域。然而,祁门并不是一个驻兵的好地方。它的四周全是高山,从军事角度来讲,这是一个绝地,只要太平军占据四周的高山,就可以居高临下,一举端掉曾国藩的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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