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忙碌之中,阿发也很珍惜与亲人相聚欢娱的难得。比如妹妹小喜的生日,他便花了心思、卖了力气,尽量使妹妹满意。
………………
对于音乐,阿发有自己的爱好;对于乐器,他则不甚会用。但他有自己的偏门——口哨,本来被视为粗俗低级、难登大雅之堂,但一曲《绿岛小夜曲》却让阿发吹出了优雅和挥洒,吹出了悦耳动听。
独特便有吸引力,相比之下,查理宋的小号虽然激昂,倒显得过于中规中矩了。
“流氓哨能吹成这样——你,你真是够,够怪的。”应邀而来的彩凤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但脸上却是喜欢的样子。
“呵呵,我倒是喜欢小不点刚才叫的‘小孩儿尿尿哨’。”阿发不以为意地笑着,指了指几个正兴高采烈的小孩子,说道:“看吧,孩子们很喜欢,那就肯定能卖得出去。”
制衣厂的缝纫机和牛仔布已经在美国订购完成,一到上海便可以开工生产。作为制衣厂的附属,旁边还建了一个玩具厂,以便有效利用裁减下来的布头。通过少量几台从洋行买到的缝纫机,招工培训也已经开始。架子搭起来后,主要工作基本上都由彩凤和老四姐等人主持,阿发在旁指点。
而阿发的指点便是试着生产出一些布料普通但款式新颖的童装和相当新鲜有趣的布玩具。这个不用非得是专业,后世的服装样式与现在自然是差别很大,阿发凭记忆也能说出点道道儿来。
至于布玩具,造型自然是超前和时尚的卡通形象,加菲猫、史努比、kitty猫、泰迪熊、唐老鼠、米老鸭——呵呵,说反了。
如果回到过去,一半人可能成为伟人。这句话并不是什么真理,甚至有很大的夸张。但在阿发身上,却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后世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要怎么高科技,怎么轰动出名,可能是极普通、常见,但要在前世出现,却是不一样的效果,起码是初创性的存在。
当然,要投机取巧,要创新发明,还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和实力,才能把头脑中的印象和知识变成实际。对于阿发,他不仅能把这些新鲜得令人眼前一亮、爱不释手的东西造出来,还能通过申请外观专利获得更大的利益。
“胖猫,胖熊,鸭子,老鼠,就不能取个好听的名字吗?”喜欢得抱着玩具不放,但孩子们还是对此发起了牢骚。
“那咱们就给它们起又可爱又好听的名字好了。”阿发起身走过去,伸手拿起一个布玩具,笑道:“我先来,这个就叫唐老鸭吧!”
“陈叔叔,你怎么知道它姓唐?”美琳的称呼都改了,显见阿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大有改观,扬着小脸提出了疑问。
“起名字嘛,当然随便了,鸭子又有什么姓呢?”爱琳年纪最大,喜欢的是kitty猫,开口说道:“我选这个,名字我自己想,一定要非常可爱好听。”
“可我也喜欢。”美琳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走了,眼巴巴地盯着手里的。
“你手里不是还有一个嘛,它是它的双胞胎妹妹,名字当然不一样了。”阿发哄着,“你们各取各的。嗯,到时候看谁的名字更好听。”
找到了解决办法,阿发示意彩凤过来接手,帮着他哄这几个小孩子,他则伸手相请,邀查理宋至书房叙谈。
组织需要行动的手臂,需要探听的耳目,也需要鼓与呼的喉舌,或者说是引导舆论和误导敌人的信息渠道。查理宋的华美印书馆或许是个可以合作的对象,这是阿发的一点小心思。
同样,查理宋也有着自己的希望。由他主持建立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现在只是一个对外的招牌,实际上正在变成兴中会的秘密联络点,他希望能争取更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参加革命。
第六十七章革命党?
《江苏》、《游学译编》、《浙江潮》等书递到了阿发的手里,他有些疑惑,随手翻了几页,抬起头询问道:“反对满清政府的?查理是革命党?”
查理宋见阿发只是疑惑和询问,却没有什么惊讶神情,便觉得大有希望,笑道:“这是朋友们要我印的,做生意嘛。再说,我是林肯的忠实信徒,觉得这些书挺不错。”
阿发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调侃道:“印行,必定发财,这大概是出版界的一条规律吧!”
“发财嘛,算是吧!”查理宋望着阿发,意味深长地说道:“那陈先生对革命党,革命,又是怎么看的呢?”
阿发想了想,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那查理怎么看国学和实用科学?革命是破而后立,还是只破不立,或者说是只会破不会立?革命是只需要鼓与呼的宣传家,还是也需要埋头苦干的工作者?”
这一连串的问题立刻让查理宋陷入了沉思。在当时的绝大多数革命者心里,几乎都有一个革命万能的认定。似乎推翻腐朽的满清政权,革命成功了,便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国家能独立强盛,民族能复兴升腾,百姓能安居乐业,革命似乎就是一剂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但实际上呢,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独立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对一个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言,革命是“新桃换旧符”,具有明显的质的突变;但对一个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科学文化乃至人才发展而言,在新质基础上开始的新的飞跃却是离不开量的积累的。
换而言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单拿出来自然是片面和狭隘的,但从总体上看,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立强盛不可或缺的因素。光凭革命家的鼓动和宣传能够摆脱列强的压榨欺侮吗?没有长时间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方面的艰苦创业和艰苦的量的准备,革命固然能推翻一个旧社会,但新社会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模样呢?
而阿发的问题看似简单,却隐含了这样的思想和判断。就象鲁迅先生说到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难道就因为从事的工作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而不把他们看成是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
而在中国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只指改朝易姓。革是变,命是天命。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都没有变化。
直到一零年前后,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才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由于“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
既然“革命”一词已经有了新的语义,那便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造反和叛乱,更不应只以排满和推翻清廷为最终目的。而且,革命未必是济世良方,建设也不是打家劫舍。
其实,阿发的思想还没有说得这么深,也没有理解得如此透,在查理宋听来也颇有些诡辩的意味。但阿发的态度也算是表明了,革命他不反对,但他搞实业、发展实用科学,也是革命的一项工作。也就是说,阿发起码暂时是不准备参与查理宋所希望的那种革命。
“若是要具体的理论,陈先生可以看看这个。”查理宋不想轻易放弃,从书中挑出一本递给阿发,赞扬道:“有农功,又有工功,还有铁路、机器,实乃是济世之作。”
阿发不好太拂查理宋的面子,便拿过来翻看着。显然,在他看来,上面所说的并不新鲜,什么广用机器、多开工厂,什么以农为经、以商为纬,什么大修铁路、四通八达……只要对列强国家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写出这些并不是很难。
“其实,这就是职业革命家,或者说是政治家和实干家的区别。”阿发看得很快,因为很多内容并不需要仔细琢磨考虑,但他与查理宋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是不同的,“这些东西是革命家或政治家写的,目标高远,前景乐观,却是鼓动和宣传。但要实现,却需要具体而细致的办法,需要各种职业和特长的实干家去艰苦奋斗。更重要的是,需要巨量的资金。请问,资金何来?”
“我不否认实干家的作用,但没有远大的理想,如何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查理宋很有些失望,因为没看见阿发欣喜若狂、拍案赞叹,但他依然耐着性子解释道:“革命需要北辰,现在已经有了,有志之士自然要追随他,支持他,拥护他,为最终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也就是思维模式和思想理论是不同的。阿发自然也不例外,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尊重却不迷信权威。况且,所谓的革命的北辰的这些理论,对阿发来说既不新颖又不具体,缺乏吸引力。
“既然查理不否认实干家的作用,那我就先争取做其中之一吧!”阿发笑着说道:“争论是大可不必的,总有时间去证明谁对谁错。对了,今天我想与查理商量一件事情。简单地说,就是我想开家报馆,想请查理的华美印刷厂承揽印刷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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