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朱元璋为了江山永固,在制度方面苦思冥想并做了许多改革。例如,朱元璋为了扩大皇帝的权力,不惜用铁腕的手段抹掉了宰相这一权力机构。又比如,他把地方政府的权力一分为三,也就是行政、司法、军事三权分立,委派不同的官员行使并各自向中央政府负责。为了加强对权力的制衡和对官员的监督,朱元璋沿袭了历代在司法部门设置专事监察地方官员的职能机构和专职官员这一做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朝还在他的中央政府中设置了与六部相对的六科,每科分别设置若干“给事中”职位。这些给事中官职不高,但权力却不小,他们既是上书奏事的言官,又具有监察官之职能,不但独立监督、弹劾六部官员,还可封驳、纠误、退回皇帝的御批——应该说,因为“给事中”这一职位的崛起,才使得明朝特有的权力制衡机制得以较完善地确立起来。可清朝的皇帝呢,自雍正时起,给事中一职就被取消了限制皇权的功能,这无疑进一步强化了皇帝的独裁能力。
宰相制度的废除,固然使封建**更为集权了,但明初形成的内阁制却在明朝中后期自然而然地成熟与完善了——这使得皇权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制衡与约束。明朝的内阁是有实权的,对于皇帝的御批,如果觉得不对,内阁也有权驳回不予执行,甚至官阶不高的六科给事中也有权提出修正建议并退回皇帝的御批,这样就有效地形成了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磋商机制——而这无疑有助于权力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使决策臻于最佳效果——政府权力的运作由此更为科学化、民主化。难怪晚明时居留中国的利玛窦就曾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
事实上,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在许多事情上都没有了独裁的可能。从利马窦的记载中我们得知,比如各级官员的任免和升降,皇帝就不能自作主张,而应由文官政府按一整套成熟的制度来作安排——“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做的决定……”“我说看到,是因为所涉及的被判决的人的名单刊为单行本发行全国”。甚至皇帝在确定太子的问题上也受到了文官政府的制约。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就是,万历皇帝想立其最宠爱的郑贵妃之子,非嫡长子的朱常询为太子,但因为坚持按既定政策(祖训)办事的内阁一直反对,万历的主张竟然直到多年以后也没能成为现实。
明孝宗时,因为皇帝开明睿智,君权与内阁配合默契,这大约是皇权与文官政府权力协调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有时内阁的意志在强势的君权面前却只能低头,比如嘉靖朝和崇祯朝的某些时期就是如此。这就是说,明朝的皇帝绝非只是名义上的,当君权想发力时,他就能够做到,内阁通常也阻挡不了。由此可见,明朝的君权之所以能有效地受到文官政府的制约,主要的还是皇帝本人的道德在起作用——因为通常都受过良好教育的明朝皇帝,当中的大多数往往都不愿以撤换、处置官员等失之蛮横粗暴的方式来强力推行自己的意志,而更愿意让自己的意志在获得大多数人赞同的情况下才予以实施。只要明朝的皇帝素质高,又不在战乱等特殊时期,则其皇权受到文官政府的相当制约就会成为常态。
的确,在某些特殊时期,比如明朝末年,在崇祯帝强势的皇权面前,文官政府包括内阁在内的就显得较为无力(文官政府一旦不太配合君权,崇祯就可以随时撤换官员),虽然那是一个皇权不得不雷厉风行的战乱之世,但究竟还是说明了这样一点,即:明朝的内阁制还不真正是现代西方的虚君式君主立宪内阁制。毋庸质疑的是,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正是自明朝的内阁制始,逐渐孕育、发展和完善出了现代社会普遍实行的比较科学的内阁制,比如崇祯一朝也有另一面,那就是其内阁成员的选拔,往往并不是由皇帝一个人来定夺,而是由官员们投票,得票最多的前几位才被选入内阁——这似乎也正是现代民主政治意识在明朝文官政府内部的一个萌芽和表现。可惜在明朝之后的清朝并没有沿着内阁制不断完善的轨道前进,而是费心打造了一个毫无制约、绝对权威、**的皇权。
由于本人不知道作者是谁所以没有写作者名。没经同意擅自使用敬请见谅。
真实的明朝政治形势
又在网上发现了一篇有关明朝的文章,大家看一下可以了解一下明朝的具体情况。其实明朝真的被抹黑的很厉害。是谁抹黑的大家也都知道。
真实的明朝政治形势
到了弘治以后,情况就已经是明朝皇帝没有办法控制的了。皇帝已经变成了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由。比如正德皇帝要南巡,权力意识大增的大臣们全体反对。嘉靖的大礼仪事件、万历的国本之争、此时,明朝的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但是行政权已经几乎完全的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懒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们都因为要权力和大臣们进行过殊死的斗争,皇帝是权力的来源,他可以给人权力也可以剥夺权力,并且掌握人的生死,这是他唯一可以威胁大臣的地方。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不怕死,而皇帝撤换了一个大臣,会有更多的大臣站出来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力。所以皇帝也苦于要不回自己作为统治者的行政权力,只能逐渐的退居深宫,做最高的决议人。而所谓廷议这种事情已经不太需要皇帝的参加了,就如同美国人在国会开会,基本上是不需要总统出席的。总统的任务只是决定是否同意国会开会所达成的意见。这是明朝中期以后政治体制不同于封建社会任何时期的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特『色』。可惜的是我们的研究者们只把目光集中在皇帝上朝了多少次的比较上,来认为这个皇帝的素质是否高明,甚至只会研究皇帝的私生活来给这个皇帝做判断。
在明朝中期以后做皇帝很难的。如果你对权力表现的多一点兴趣,那结果可能就是嘉靖的大礼仪时间,你会被冠为暴君的称号。如果你认为争取不到权力,干脆对大臣们好一点我自己退居深宫算了,会被人骂懒惰。
我们来看清朝皇帝和明朝皇帝的比较,就知道明朝皇帝在做皇帝这一点上比清朝皇帝辛苦多少!明清两朝有很多的情况是相似的。我们首先来看被很多人喜欢的乾隆皇帝,其实在明朝皇帝里,和乾隆最相似的是正德,但是两个人的名声可谓是一天一地的。其实两个人都是好玩好『色』宠幸『奸』佞的皇帝。乾隆的南巡次数远大于正德,宠幸的和绅搜刮的钱财远胜于刘谨。而刘瑾是死在了正德的执政期,乾隆不死,和绅都倒不掉!为什么大家都是出来混的,你就是风流而我是下流呢?即便乾隆比正德在执政能力上有高的地方,但是明清的体制不同,正德下面有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在帮他,治国方面不见得比乾隆差。而乾隆在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上实在是罄竹难书!如果这两个人的评价有些微小的差别还可以理解,但是这么相似的两个皇帝,一个是明君,一个昏君,不觉得奇怪吗?
也许他们的区别仅在于,正德南巡的时候,百官谏止,大臣们以死相『逼』,搞的朝野上下,声势浩大,区区一件南巡的事件就演变成了皇帝和大臣争权力的政治斗争。乾隆会吗?他想南巡的时候百官们想的是怎么样争取做个随从以接近皇上讨皇帝欢心。所以会有舆论将这件南巡的事情拖到皇帝的个人素质上吗?同样的一件事,有人留下的是风流的美名,有人得到的是下流的恶名。如果从这点上还不能引起你的思考,那么那么多史书真是白读了!
明朝皇帝个人的自由到最后已经是狭小到无以复加了。甚至连立储君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自由。万历的国本之争对比康熙那么随心所欲的换太子,可知在明朝做皇帝是多么艰难!明末在各项制度上已经接近于早期欧洲的君主立宪,正如欧洲君主国家的储君们被选择出来需要经过内阁的批准。明朝的太子被立出来是也要获得内阁的首肯的,在中国历史上,好象没有哪个朝代的皇帝的自由最后委琐到这么小的范围,连立储君都身不由己。那么现在我们再看看明朝的皇帝们,难道不理朝政是他们的主观愿望吗?他们的早期都曾经试图确立以自己的想法来实施的政治制度,但无一例外的被大臣们驳回,退居深宫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除非他们不顾舆论的压力,对大臣进行残酷的屠杀以换取自己的的权力。但是在明朝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小,嘉靖的开始的屠杀并没有吓倒明朝的大臣,倒最终吓倒了皇帝自己。这些明朝皇帝们,一个个在深宫打发这自己无聊的岁月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心中,是很无奈的!
我们看待明清两个朝代的皇帝,应该更多的将目光放在研究这两个朝代的政治体制上,有了结论之后再来说话,皇帝本不是什么最根本的问题所在,英女王每天的活动是到处参观剪彩,实际等同游玩。为什么没有人说她是一个懒惰的昏君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她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力,重要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决定了这个皇帝能做什么样的事情!明朝的体制决定了皇帝交出行政权力对这个国家的运作更加的有利。所以皇帝们不得不无奈的退居深宫。初读明史的时候。我也和许多人一样。觉得明朝的皇帝大多数不怎么样,只有崇祯还好,可是时代不属于他。但是后来发现,并不存在什么明实亡于万历的话,明就是亡于崇祯。魏忠贤的出现打『乱』了明朝的文官治国体系,在他疯狂的屠杀迫害之后,行政权力转移到宦官,大臣的权力被剥夺。而崇祯在杀了宦官们之后,顺理成章的夺回了行政权力,所以崇祯才会有那么勤政的机会。而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整个明朝权力最小的内阁之一,崇祯的掌权,加上个人实际政治能力的不足,破坏了明朝整个政治体系的平衡运作(魏忠贤也和他同样起了这个效果),他对一直以来国家的运转,官员的调配进行了很不适当的干涉,导致了明朝国家运行体制的崩溃,最后因为战争亡了国。我们一直就存在这样一种误区,好象皇帝勤政国家就管理的好,皇帝懒惰国家就一定民不聊生。我们熟知的江南四大才子的风流故事发生在懒惰的正德皇帝时期,那个时候国民的生活比之所谓康乾盛世如何?崇祯的勤政只是一种假像,有些人努力但总是做错事是不值得赞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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