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明统天下 (郑沐阳)

“经过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我总是尽量跟本地人相处在一起。我发现他们都深深痛恶当前的统治者。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满清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鞑靼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

而在山西做过知县的清代诗人唐甄则在其所著《潜书》一书中写道：“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当时的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

两相比较，明清两朝可谓高下立见。

第二，明朝的言论自由度非常高，思想文化领域硕果累累，科技水平和科学成就与西方同步。明军战斗力持久强劲，装备了大量火器。清朝则实行愚民政策，大搞**。

明朝人关心时政，见识广博、思想解放，因为对国家有归属感，所以关心并喜欢谈论天下大事，明朝人都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政府和社会也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也是空前的，明朝人可以自由地批评皇帝、政府和各级官员而不用担心被朝廷收拾，明朝的各级官员也都以耿直敢言、勇于为民请命、敢于为天下苍生说话著称，并以此为责任，为风气。而清朝则大兴**（长达百年），大肆篡改古书（在此背景下，连《天工开物》这样的科技著作都失传了，直到1920年代，《天工开物》才得以从国外引进回国），实行愚民和思想禁锢政策，致使国鸦雀无声、万马齐喑，连官场都是奴才文化、马屁文化盛行，四处一片唯唯诺诺之声。

明朝的文化、科技、军事成就可谓辉煌。《永乐大典》、四大奇书、昆曲、明曲、戏剧无不让后人惊叹，《天工开物》、《农政全书》《律吕精义》《徐霞客游记》《普济方》《本草纲目》《白猿献三光图》《武备志》《物理小识》《郑和航海图》《坤舆万国全图》《崇祯历书》等巨著充分展现了有明一代的科技成就，明朝还出现了一大批卓越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画家、音乐家、科学家，如王阳明、朱载堉、李时珍、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徐光启、宋应星、朱橚、方以智、兰陵笑笑生、罗贯中、吴承恩、施耐庵、江南四大才子、汤显祖、冯梦龙、王世贞、凌濛初，等等，真可谓群星灿烂。与同时期文艺复兴方兴未艾、现代科学正面临重大突破的西方相比，明朝在这些方面都可谓毫不逊色，甚至领先于西方，而且明代中晚期的中西方贸易与科技文化交流之盛也是空前的，只要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明朝代表中华文明继续在世界上领跑是绝不成问题的。可惜满清入关以血腥的方式统一中国后，中华文明在其野蛮的桎梏下终于沦落成了落后国家和所谓的“东亚病夫”。

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始终在总体上保持着强劲的战斗力，特别是其海军（水师），堪称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军。明朝自朱元璋开国以降，除明末亡国前后那一段外，二百多年间，无论是国内的平叛战争也好，还是与外邦的军事较量也好，明军可谓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明朝亡国不是因为军队战斗力不行，而是因为内外两线作战并且当中出现了指挥失误等复杂原因）。开国期间朱元璋指挥的统一战争自然是众所周知的战绩辉煌（包括水战），永乐朝郑和船队之强大更是举世闻名，明神宗指挥的无不取得胜利的“万历三大征”也是可圈可点。就明朝的对外战争来说，无论是成祖先后五次亲征漠北，还是永乐年间的张辅征安南，以及正德年间明朝水师与西方的首次战争（明军与葡萄牙人于1621年进行的屯门之战、1623年进行的西罗湾之战），以及1633年明朝水师与荷兰海军的料罗湾海战，戚继光剿灭倭寇的战争、万历年间的援朝对日战争、郑成功打败荷兰人收复台湾的海战，都是明军战斗力始终强劲的证明。而清朝呢，对外战争固然有康熙朝中俄之战的打平，以镇南关大捷为标志的中法之战的胜利，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完胜，但大部分战争却输得一塌糊涂，赔得稀里哗啦，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之战……总结起来，明军之所以战斗力强劲，一方面是因为将领指挥得当、士兵作战勇敢，但另一方面却也是明朝的武器装备过硬，无论步兵还是水师，都是既有冷兵器，更有大量先进的热兵器，不但自己的军工科研和生产强，而且善于借鉴西方火器的一些优点。而清朝呢，当英国和其他列强的坚船利炮打过来时，他们才知道自己使用的武器甚至比二百多年前明朝晚期的都不如。清朝全面闭关锁国政策导致的科技、军工等方面全方位的停滞恶果到这个时候才得以显现。

总之，这一切都只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清朝远不如明朝，满清入关是中华文明的全面倒退，如此而已。

第三，明朝的内阁制孕育着现代民主政治的萌芽，皇帝、各级政府和各级官员均受到切实的权力制衡和公开监督。明朝的吏治比清朝好得多，官员总体上清廉得多。

朱元璋对官场**的痛恨程度堪称史上一绝，他杀的几万人中固然有若干被冤枉的开国功臣和他们的家族，但更多的却是贪官污吏。朱元璋对贪腐现象的铁碗处置固然使明朝初期的官场清廉一时，但他去世以后又怎么办呢？朱元璋的办法是建立多种的有效的监督和监察机制。比如朱元璋规定老百姓可以把贪官污吏直接押送京城，比如朱元璋在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上用心良苦，比如他提高了言官的地位和独立性，等等。而这一切似乎也确实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自1584年来到明朝时的中国，就再也没有离开，直到1610年他在北京去世并安葬在北京。利玛窦和明朝政府的官员打了二十多年交道，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官员绝大多数是廉洁奉公、公正而讲道理的，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儒者组成的官场也是秩序井然的。让我们再看看这位西方人在《利马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六章《中国的政府机构》）一书中中对明朝官员的描述吧，“他们（监察官和言官）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他们如此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是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了皇上到了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

明朝的监察官和言官风骨如此，其官场风气和官员道德由此也可见一斑。但这一切显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有原因的。具体地说就是由其制度决定的。一是明朝的科举考试非常严格、公正，能够及第当官的人通常都还是素质较高的，二是明朝的官员考核制度相当好。全国各地任期内的的官员通常每三年都会来北京参加定期的考核，所有的官员都将在这次考核结果出来后由中央政府决定是提拔、留任还是降职乃至罢官，并且这种考核的过程和结果都会印制成册向全国公布，以接受全民的质疑和监督，其公开、透明的程度使得贪污行贿、包庇、打击报复等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无处容身，为明朝吏治的清明提供了较好的制度保证。三是明朝政务公开化的程度令人吃惊，凡官民上书皇帝，其内容就会被复制多份并分发各相关部门，而皇帝一旦批复，则上书的内容和皇帝的批复就都会在每天都按时出版的邸报上尽快刊登出来乃至传发全国。皇帝和上书官员人等任何的一举一动，几乎都是毫无遮拦地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包括就各种政务、人事等展开的讨论和争议，也无不暴露在全体国民特别是关心国事的广大知识分子面前。情形如此，明朝的皇帝和政府官员们其实就都置身在了全民性的广泛的监督中了，任何的猫腻也就都难以发生了。

相比较而言，清朝官员的贪腐现象就严重多了。像大名鼎鼎的和珅，每天就在皇帝眼前晃来晃去，乾隆明知这是个大贪官，却始终也不处理。上梁如此不正，下梁怎么个歪法就可想而知了。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像18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华时，乾隆帝批给英国使团的招待费是每天五千两白银（在当时这算是一个骇人的巨款)，但其中的一部分却被经手的满清官员克扣贪污了。对外国使团都敢大肆盘剥与克扣，官场平日里的景象就更可以想见了。清朝官场之所以贪腐盛行，原因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并且政务不公开，绝对的黑箱操作，而倍受压迫的老百姓又没有可能了解实情，更没有机会举报之、伸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