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灯的时候到了。费总理的客厅里安排着一席酒，是为日间参观工厂的黄先生预备的。还是庶务长魏先生先到。他把方才总理吩咐他去办的事情都办妥了。他又对总理说他已买了两面新的国旗。总理说他不该买新的，费那么些钱，他说应当到估衣铺去搜罗。原来总理以为新的国旗可以到估衣铺去买。
二爷也到了。从他眉目的舒展可以知道他所得的消息是不坏的。他从袖里掏出几本书来，对费总理说：“国仁今晚要搭专车到保定去接司令，不能来了。他教我把这几本书带来给你看。他说此后要在社会上做事，非能背诵这里头的字句不成。这是新颁的《圣经》，一点一画也不许人改易的。”
他虽然说得如此郑重，总理却慢慢地取过来翻了几遍。他在无意中翻出“民生主义”几个字，不觉狂喜起来，对二爷说：“咱们民生工厂不就是民生主义么？”
“有理有理。咱们的见解原先就和中山先生一致呵！”二爷又对总理说国仁已把事情办妥，前途大概没有什么危险。
总理把几本书也放在《孝经》、《治家格言》等书上头。也许客厅的那一个犄角就是他的图书馆！他没有别的地方藏书。
黄先生也到了，他对于总理所办的工厂十分赞美，总理也谦让了几句，还对他说他的工厂与民生主义的关系。黄先生越发佩服他是个当代的社会改良家兼大慈善家，更是总理的同志。他想他能与总理同席，是一桩非常荣幸可以记在参观日记上头、将来出版公布的事体。他自然也很羡慕总理的阔绰。心里想着，若不是财主，也做不了像他那样的慈善家。他心中最后的结论以为若不是财主，就没有做慈善家的资格。可不是！
宾主入席，畅快地吃喝了一顿，到十点左右，各自散去。客厅里现在只剩下几个当差的在那里收拾杯盘。器具摩荡的声音与从窗外送来那家新开张的男女理发所的留声机唱片的声音混在一起。
（原载1928年《小说月报》19卷11号）
解放者
大碗居前的露店里坐满了车夫和小贩。尤其在早晚和晌午三个时辰，连窗户外也没有一个空座。绍慈也不短到那里去。他注意个个往来的人，可是人都不注意他。在窗户的下，他喝着豆粥，抽着烟，眼睛不住地看着往来的行人，好像在侦察什么案情一样。
他原是武清的警察。因为办事认真，局长把他荐到这城里来试当一名便衣警察。看他清秀的面庞。合度的身材，和听他温雅的言辞，就知道他过去的身世。有人说他是世家子弟，因为某种事故，流落在北方，不得已才去当警察。站岗的生活他，已度过八九年，在这期间，把他本来的面目改变了不少。便衣警察是他的新任务，对于应做的侦察事情自然都要学习。
大碗居里头靠近窗户的座，与外头绍慈所占的只隔一片纸窗。那里对坐着男女二人，一面吃，一面谈，几乎忘记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因为街道上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绍慈就转过头来偷听窗户里头的谈话。他听见那男子说：“世雄简直没当你是人。你原先为什么跟他在一起？”那女子说：“说来话长。我们是旧式婚姻，你不知道吗？”他说：“我一向不知道你们的事，只听世雄说他见过你一件男子所送的东西，知道你曾有过爱人；但你始终没说出是谁。”
这谈话引起了绍慈的注意。从那二位的声音听来。他觉得像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认识的人。他从纸窗上的小玻璃往里偷看一下，原来那男子是离武清不远一个小镇的大悲院住持契默和尚。那女子却是县立小学的教员。契默穿的是平常的蓝布长袍；头上没戴什么，虽露光头，却也显不出是个出家人的模样，大概他一进城便当还俗罢。那女教员头上梳着琶琶头，灰布袍子，虽不入时，倒还优雅。绍慈在县城当差的时候常见着她，知道她的名字叫陈邦秀。她也常见绍慈在街上站岗，但没有打过交涉，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绍慈含着烟卷，听他们说下去。只听邦秀接着说：“不错，我是藏着些男子所给的东西，不过他不是我的爱人。”她说时，微叹了一下。契默还往下问。她说：“那人已经不在了。他是我小时候的朋友；不，宁可说是我的恩人。今天已经讲开，我索性就把原委告诉你。”
“我原是一个孤女，原籍广东，那一县可记不清了。在我七岁那年，被我的伯父卖给一个人家。女主人是个鸦片鬼，她睡的时候要我捶腿搔背，醒时又要我打烟泡，做点心，一不如意便是一顿毒打。那样的生活过了三四年。我在那家，既不晓得寻死，也不能够求生，真是痛极苦了。有一天。她又把我虐待到不堪的地步，幸亏前院同居有位方少爷，趁着她鸦片吸足、在床上冗睡的进候，把我带到他老师陈老师那里。我们一直就到轮船上，因为那时陈老师正要上京当小京官。陈老师本来知道我的来历，任从方少爷怎样请求，他总觉得不妥当，不敢应许我跟着他走。幸而船上敲了钟，送客的人都纷纷下船，方少爷忙把一个小包递给我，杂在人丛中下了船。陈老师不得已才把我留在船上，说到香港再打电报教人来带我回去。一到香港就接到方家来电请陈老师收留我。
“陈老师、陈师母和我三个人到北京不久，就接到方老爷来信说加倍赔了人家的钱，还把我的的身契寄了来。我感激到万分，很尽心地伺候他们。他们俩年纪很大，还没子女，觉得我很不错，就把我的身契烧掉，认我做女儿。我进了几年学堂，在家又有人教导，所以学来进步得很快。可惜我高小还没毕业，武昌就起了革命。我们全家匆匆出京，回到广东，知道那位方老爷在高州当知县，因为办事公正，当地的劣绅、地痞很恨恶他。在革命风潮澎涨时，他们便树起反正旗，借着反清的名义，把方老爷当牛待遇，用绳穿着他的鼻子，身上挂着贪官污吏的罪状，领着一家大小，游遍满城的街市，然后把他们害死。”
绍慈听到这里眼眶一红，不觉泪珠乱滴。他一向是很心慈，每听见或看见可怜的事情常要掉泪。他尽力约束他的情感，还镇定地听下去。
契默像没理会那惨事，还接下去问：“那方少爷也被害了么？”
“他多半是死了。等到革命风潮稍微平定，我义父和我便去访寻方家人的遗体，但都被毁灭掉，只得折回省城。方少爷原先给我拿包东西是几件他穿过的衣服，预备给我在道上穿的。还有一个小绣花笔袋，带着两枝铅笔。因为我小时看见铅笔每觉得很新鲜，所以他送给我玩。衣服我已穿破了，惟独那笔袋和铅笔还留着。那就是世雄所疑惑的‘爱人赠品’。
“我们住在广州，义父没事情做，义母在民国三年去世了。我那时在师范学校念书。义父因为我已近成年，他自己也渐次老弱，急要给我择婿。当时虽不愿意，只为厚恩在身，不便说出一个‘不’字。由于辗转的介绍，世雄便成为我的未婚夫。那时他在陆军学校，还没有现在这么荒唐，故此，也没觉得他的可恶。在师范学校的末一年，我义父也去世了。那时我感到人海茫茫，举目无亲，所以在毕业礼行过已后，随着便行婚礼。”
“你们在初时一定过得很美满了。
“不过很短很短的时期，以后就越来越不成了。我对于他，他对于我，都是半斤八两，一样地互相敷衍。”
“那还成吗？天天挨着这样虚伪的生活。”
“他在军队里，蛮性越发发展，有三言两语不对劲，甚至动手动脚，打踢辱骂，无所不至。若不是因为还有更重大的事业没办完的原故，好几次我真想了结了我自己的生命。幸而他常在军队里，回家的时候不多。但他一回家，我便知道又是打败仗逃回来了。他一向没打过胜仗：打惠州；做了逃兵；打韶州，做了逃兵；打南雄，又做了逃兵。他是临财无不得、临功无不居、临阵无不逃的武人。后来，人都知道他的技俩，军官当不了，在家闲住着好些时候。那时我在党里已有些地位，他央求我介绍他，又很诚恳地要求同志们派他来做现在的事情。”
“看来他是一个投机家，对于现在的事业也未见得能忠实地做下去。”
“可不是吗！只怪同志们都受他欺骗，把这么重要的一个机关交在他手里。我越来越觉得他靠不住，时常晓以大义，所以大吵大闹的戏剧一个月得演好几回。”
那和尚沈吟了一会，才说：“我这才明白。可是你们俩不和，对于我们事业的前途难免不会发生障碍。”
她说：“请你放心。他那一方面，我不敢保。我呢，私情是私情，公事是公事，决不像他那么不负责任。”
绍慈听到这里，好像感触了什么，不知不觉间就站了起来。他本坐在长凳的一头，那一头是另一个人坐着。站起来的时候，他忘记告诉那人预防着，猛然把那人摔倒在地上。他手拿着的茶杯也摔碎了，满头面都浇湿了。绍慈忙把那人扶起，赔了过失，张罗了一刻工夫。等到事情办清以后，在大碗居里头谈话的那两人已不知去向。
他虽然很着急，却也无可奈何，仍旧坐下，从口袋里取出那本用了二十多年的小册子，写了好些字在上头。他那本小册子实在不能叫做日记，只能叫做大事记。因为他有时距离好几个月也不写一个字在上头，有时一写就是好几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