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顾骜的回复，三井寿司笑道：“我当然看完了——你们当时报的，是未来5年内累计销量5套以内的，都按150万美元保底收取。满5套以上，按每套30万美元。满10套的，按25万美元。一直要到30套以上，才会降低到15万一套、50套10万美元一套——你觉得这种销量可能么？未来三年全球市场的总容量，都不会有100套的，制氦机毕竟是一种小众工业装备。我们就算有了新技术，但没有跨国巨头的知名品牌，连20%都不可能抢到。你这是摆明了要至少收我们20万美元一套，让我们彻底无利可图了，你觉得合适么。”
三井寿司说完，自然有唱白脸的人来捧哏。
比如他就带了个负责生产部门的龙套一起来参加这场饭局，然后负责在那儿咋咋呼呼。
提醒顾骜日本企业是多么注重质量精益求精、人力资源政策又如何如何、成本多高，是真的亏本了，绝对不可能接受这种生意云云。
顾骜只当是听笑话听听。
对方说的确实是实话，但生意不是这么算的。
顾骜笑着说：“觉得越卖越亏，那就少卖几套嘛，来150万美元保底不就好了，也亏不了多少钱，还能把贵社的招牌商誉打出去，从今天起，贵社就是全球第六家拥有制氦机技术的公司，也是全球第二家使用膜法技术的公司——这个宣传价值，还不值150万美元吗？”
三井寿司脸色一僵：嘛蛋！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商誉、什么叫品牌无形资产的吗？
对面这个狗贼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来的？
日本酸素的法务代表兼资产评估师立刻精神抖擞、截住了顾骜的台词：“顾先生，您的算法有问题。我们只是引进技术，又不是以此技术为宣传，更没有利用贵司的品牌。这跟商誉得利毫不相干……”
顾骜却一点都不担心：
“偷换概念了吧，商誉得利，本来就是不用对方的品牌，才得利的——我就问你们，你们买下我们的技术授权后，如果制造出产品，肯在销售时在合同、产品上打上明示提醒：该产品使用了专利号为XXX的发明，专利所有权人：钱塘制氧机厂（中国）么？”
“法律没有规定这种宣传义务！”法务龙套急了。
顾骜：“法律当然没有规定，所以我们是在进行商务谈判嘛，我只是从这种类比，来证明你们所获得的远远不只是每台设备销售中的利润，还带来了额外品牌溢价。如果你们不愿意为这部分溢价掏钱，我方可以不卖啊。
你们或许不知道吧，中国如今有多缺美元外汇。虽然我们继续按20万美元的毛利卖给美国能源部，后续可能他们不要了。但如果我们降价呢？80万不要按60万，甚至50万。
即使我们亏钱了，只要能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国家依然会算我们的企业经营者政绩的。去年我们国内的电影制片厂，花了5万美元外汇引进了贵国电影《追捕》，在国内赚取了3000万人民币票房，但国家依然没有表彰创收单位，即使这3000万里大部分利税都上交国家了。
因为在我们看来，花美元赚人民币，再多也不值得吹嘘。而花人民币赚美元，再少也值得嘉奖——你们现在还会觉得‘如果你们不买授权，我们自己也没处用’么？不，不存在的，只要我们打折降价，亏本倾销，创汇绝对比给你们授权更多。”
第120章 铁骨铮铮顾大侠
后世稍微学过点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人——甚至哪怕只是把大一公共课“法律基础”稍微学认真一点。
都不难知道90年代起，国内商标法领域，就有了“反向假冒”这个概念。
而老师讲到这个概念时，万年都只有一个案例：鳄鱼反向假冒枫叶西裤案。
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香江鳄（C开头那个，不是L开头那个。L开头的是法国鳄）在国内大卖，赶上了内地市场拼命追捧港货名牌的狂潮。
结果香江鳄本身产能跟不上，又没学会跟耐克那样谈代工厂的OEM贴牌加工，就学了一招：看京城的枫叶西裤产品质量不错、设计风格和质地也跟香江鳄相近，而价钱只有名牌港货的三分之一。
于是鳄家就直接问对方大量订货，枫叶厂生产一车西裤就直接拉走，把枫叶商标剪了之后打上鳄家自己的商标，加价三倍立刻转卖。
后来枫叶厂发现市面上自家的西裤越来越少，才知道原来是被人买去剪标后改头换面了，便想要打官司。
一开始鳄家完全不虚：咱又没侵犯你的商标权！咱是实打实按市场价真金白银买了你的裤子！贴的也是我们自己有100%使用权的自有品牌，关你屁事？
不过一番博弈后，枫叶厂却赢了官司，这里面的法理依据，就是“反向假冒”。
这里面的商业逻辑是这样的：枫叶厂生产了一条西裤，假设成本80，售价100，之所以只卖100，而不是110、120；
是因为企业除了赚20块利润之外，还希望同时收获“让市场上多出现1条枫叶西裤，这样就可以让人民看到枫叶品牌的机会增大一点，为枫叶这个商标积累商誉和品牌无形资产做贡献”。
换句话说，这里面是有一定的“少赚一点钱、换取多赚一点吆喝”的意味的。
用后世人更能理解的、更极端的方式来类比，那就像双十一的时候，某些牌子搞1元秒杀，之所以赔本，就是希望增加品牌曝光率。
如果这时候有其他商家做脚本、把他家的1元秒杀货都秒走后、涂掉品牌再投放市场，那明显是侵害了对方搞秒杀宣传活动的宣传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很多既有自有品牌、又给别人做代工的代工厂，在代工时往往售价反而比自有品牌贵一些——这里面的差价，就是换取了“干了活却没赚到名声”的损失。
就像一个以自己笔名写网文的写手，如果能签千字五十块的买断。这时有大神想雇他当枪手，那怎么也得出千字八十吧——毕竟拿千字五十的时候，得到的不仅是这五十，还有名声，还有红的机会。而挂大神当枪手，“红”的潜力就归大神了。
所以，90年代那个案子，最后京城法院判了鳄家败诉。理由就是“鳄鱼的行为，导致了枫叶品牌在市场上曝光率的下降”。
然而，这些进入90年代后，人人都能理解的商业逻辑。
在1979年，却是极少有人能想到如此刁钻的角度的。
连耐克这种品牌，在79年时都还是有自己生产工厂的“重”公司。
而不是几十年后那种只有设计和品牌宣传两个部门、其余整个生产和供应链都包给越南厂的“轻量化”公司。
“代工厂给人贴牌代工时，收的价钱就是该天经地义比造自有品牌更贵”这个共识，全球也还没几个人能形成。
但顾骜却偏偏从这个角度，给了三井寿司当头一棒：
法律是没有规定，但哥就是明白告诉你，你们日本酸素株式会社，在引进了中国的膜法技术后，获得的可不仅仅是销售设备本身的利润。
更多的是对贵社技术实力、在本行业中的国际排名的一种证明认可、一种商誉的提升。哥就像是给你当了枪手。
所以，哪怕你们赔钱卖设备，那也是应该的，别觉得多么冤枉。
几十年后，当名声和商誉、流量更值钱之后，连秒杀的人都那么多呢，你们这点算什么！
这就开启了一个船新的统计维度了。
把人们从没想到过的盘外因素，直接新定义到谈判进程中来。
就像一个本来只是在算产品毛利账的化工厂老板，突然被世界上第一个环保型政府揪住了耳朵：来来来，咱算一下综合社会效益，把你的排污治理成本也加进去……
再加上顾骜烘托的“国内唯创汇论”形势，并且给了大量的干货实证，让日本人不得不相信“如果中国人不卖授权，他们真的会宁可亏本也自己造并创汇”。
一软一硬，两手夹攻。
三井寿司和他的法务、商务助理，渐渐溃不成军。
……
“顾先生真是奇才，罢了，这次的单子，我们原则上同意您的最终报价：未来3年内销量5套以下时，我社将按照保底价120万美元，支付专利的排他授权费。10套以下的，按20万美元一套计价，20套以下15万……”
这个价格，比顾骜一开始说的最小销量30万*5的保底，确实砍掉了20%。
但已经远远超出包处长一开始定的军令状底限很多：包处长要求是10万以上就不算犯错误，15万就算立大功。而顾骜谈下来的却是24万。
也就是说如果只按最小销量出货时，日方不仅一分钱没得赚，还要亏本4万美元一套。
就相当于是证明品牌实力的广告费了。
这是一个国内的人怎么也不敢想的优越条件。
三井寿司如此服软时，也是彻底精疲力竭了。
“谢谢三井社长的理解。”谈判已经花去了三天，顾骜也有些疲惫。
对于最终能取得这样的突破，他已经非常满意，“不知社长先生，觉得什么时候适合正式签约呢？”
“不急，周边条款还可以再好好拟拟，咱把核心价格订好就行了。”三井寿司顾左右而言他地打了个太极，“不知顾先生能否猜到，刚才答应您的报价时，我内心想到了谁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