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号 (改来改去)

　　总之，他认为社区作为民意的代表机构就必须为他反映自己的诉求。然而，除了社区，其余部门对他全不待见。
　　我后来又得知，侯博士总共只有一次婚姻，育有一女，与其前妻现定居于香港，早已杳无音讯。在他没有“失踪”之前，他是与自己的老母亲住在盘龙苑7栋607房，唯一的经济来源是老人那一个月几千块钱的退休金，靠它勉强养活了俩个人。
　　说到盘龙，乃是秋龙盘附，佳福满苑。盘龙社区的行政管辖范围主要包括盘龙苑、盘秋苑、盘佳苑和盘福苑四个主要居住小区，另外还有一些老旧平房，宽窄巷子，小摊小档等等。这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古地，典型的新老城区，老年人居多。在此定居的人多数见证了几个旧时代的湮灭，又经历了新世界的浴火重生，满满皆是逸闻杂录，人生故事。
　　该谈谈我了。
　　我叫路男，是盘龙社区的一名工作人员，盘龙社区里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妈、爷爷奶奶等小区居民，以及各位同事都习惯的叫我小路。没错，我每天就是负责处理居民的各种繁杂事务，从一个人的出生到离去，息息相关。我和我的同事是一群很朴实的人，工作谈不上日进斗金，只有天天琐碎的事务缠身，但我毫无怨言，因为这是岗位职责。
　　在盘龙社区，万事都分轻重缓急，小到芝麻绿豆，大到人命关天，只惟用心处理。虽然有时事情结果不能全合众心，但也符合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尽管它毫无意义。我想说的是关于侯博士的一些事迹，其中不乏光怪陆离，尽显幻象丛生。
　　清晨8：25，我准时手拿浆糊报纸，开始将它张贴在社区便民阅报栏上，不知他何时站在了背后。尽管我知道他是谁，但也只能把他当做日常里来社区办理公共事务的居民，就像我背后还有其他一些普通居民。次次见到他时，我都是怀着这种莫名奇怪的“明明知道他是谁，却要装作不认识”的前后矛盾心理。
　　“引力波？”
　　我不经意的瞄了一眼手上的报纸头条，当然不会特别在意，只是他看见这几个字眼的时候，做出的举动多少让我难以适应。
　　“来，我帮你拿着。赶紧贴好，我要看，”他说，“总算看到点有用的东西了！”
　　一直盯着那篇人类发现引力波的新闻报道，目不转睛的他，看得津津有味。
　　此时，我和他并未算真正认识，何谈更多交集，况且他在我以及同事的眼里就是个社区怪人，或者称为顽固仇官分子也很恰当。尽管某些社区服务站的人，打心底里认为他就是一个异己分子，良民之中麻烦和累赘，不好听一点就是一根搅屎棍。
　　本以为我和他的交集仅仅到此为止，没想到上级下达的一份红头文件，竟使我和他有了更多见面交流的机会。那是一份内部文件，只在社区工作人员之间流传。由于负责接访工作的同事刚好休产假，社区主任红姐毫无犹豫的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还让我想尽办法，按时按量完成任务，我答应了。
　　虽然在附件名单中，盘龙社区有十几个居民，但他们不是精神残疾，就是肢体残疾，而且不少同时是低保户，要说服他们去参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评估定级工作，应该没有难度。最为难的是那些看似行为正常，或者就是思维正常的人，或者暗藏精神问题的潜在对象，不知上级部门是怎么知道他们的存活于世，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放进了附件疑似名单里，而这些人之中，就有侯博士。
　　评估定级工作开展以后，不出所料，除了侯博士，其余对象的监护人在听闻被监护人进行评估定级之后，每年都有监护补助可以拿的时候，早早就去参加了。
　　其实，我也预估到了他会拒绝去参加评估定级，但时日还多，我也不急。因为侯母年岁已高，行动不便，不能作为其儿子的监护人，所以负责社区工作的我，还有红姐和一名派出所同志，顺理成章的成了他的协助监护人，有义务履行对他的公共监护权。
　　那一次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
　　“大博士，你可来了！‘领导’在里面等你好久了，”红姐说，“穿得这么正式呀，真用心了。”
　　看见一身西装革履的侯博士，主任红姐一脸微笑相迎，必要的进行了一番恭维。
　　“当然了，见领导肯定要认真对待啊！”侯博士说，“在你办公室里面了麽？”
　　阅报栏旁，红姐看他一副急不可耐的模样，遂马上将他迎了进去，与假装成领导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魏明主治医师见面。原来，红姐偶然一次与前来社区走访的魏医师谈起了他，基本说了下他的大概情况之后，魏明表示可以与他见见面，顺便聊一聊，遂有了如此的安排。
　　果然，在门口初次见面后，魏医师发现他真如红姐所说的那样，言谈举止间毫无异常特征，与常人无异，确实没有暴力攻击的危害倾向。但是在主任办公室里面，一旦谈到那些科幻的技术话题之后，魏医师就发现他提高嗓门，扩大音量，开始夸夸其谈，东扯西拉，毫无实际，精神方面确实存在某些未明问题。
　　最后，他们走出来了。
　　“好的，听你讲的这套技术，我这边还是建议侯先生自行向有关技术部门申报验证，”魏医师对他说，“那些部门的专业判断能力比社区街道部门要高很多，好吧！”
　　“那好吧！我再试试。”
　　他又与魏医师握了握手之后，正如来时那样客气，毫不怀疑对方的真实身份，可能与他信任红姐有关，便一脸不快的离开了。
　　其实，我也猜到了，魏医师肯定会直接拒绝他要求社区帮他向上级部门直接申请专利和求见大领导的无理要求。
　　他走后不久，魏医师和红姐走了回来，我和其他同事都围了过去。
　　“怎么样？”一同事问道。
　　“是精神有问题吗？”另一同事问得更加直白。
　　“我听他说了这么多，倒觉得他更像是一个民间科学家，”魏医师说，“但他精神上确实存在偏执的一面，只要不刺激他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红姐听完魏医师的话，直接问道：“以后他再来社区纠缠怎么办？”
　　沉思了几秒，魏医师说：“以后他要再来社区吵闹，你们一是不要责骂激怒他，更不要太过于理会他，对于他提出的要求，务必直接拒绝，不要让他心存任何可行的幻想。”
　　“噢！”
　　“嗯！”
　　“哦！”
　　……
　　我，红姐，其他同事都听懂了魏医师的意思，无非就是要直接拒绝他的诉求，但又不能带有消极情绪的表达。
　　这件事后，我，红姐以及其他同事对他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委婉拒绝。后来，他来社区的时间确实比之前少了很多，红姐为此每天都不那么愁眉苦脸了，有点像人逢喜事精神爽。
　　没想到，又突如其来的这份文件将我和他纠缠在了一起，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利益相关。但我作为一名临时工，在基层社区待了这么久，对世上之事总算看得通透，既然事情不可避免，那就正面相对。
　　于是，我又拿起了电话。
　　“喂！侯大叔吗？”我说。
　　“怎么又是你，”他依然不满道，“没空，我说了不去呀！”
　　对于他的这种反应，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了，但话我还是要坚持说完的。
　　“不是评估定级的事啊，”我说，“我想问下，这几天不见你来看报纸，在忙什么呢？”
　　见我不是说以前那回事，他的语气缓和了许多，但话语依旧生硬。
　　“没忙什么，有什么事吗？”他问。
　　“这个星期五上午，文化站有个健康教育讲座，是关于老年人护理方面的，”我尽量把话说得慢一点，尤其突出“老年人”三个字，“我觉得您可以参加一下咯！”
　　“这样啊……”
　　他明显心动了，很多人知道他对老母亲很好，所以才会考虑这几秒。
　　“好吧！那算我一个，还是直接去那里就行了吗？”
　　固话机里安静了几秒，我终于听到了他同意的答复。
　　“是的，您到时直接去那里就行了，我还会在那里的。”我说，“那关于精神评估的事，您要不要……”
　　没等我说完，他就自顾自的推诿着说：“以后再说吧，没什么事就先这样了吧！”
　　“嘟嘟嘟……”
　　星期五，文化站。
　　因为是我负责组织居民参加这次健康讲座，所以我早早就拿着签到表和一箱小礼物，坐在文化站演播大厅的门口，等着他们过来签到。
　　不一会，我看到了他。
　　签到时，我对他说：“您来啦，请进去里面坐吧！”
　　写了下他母亲的名字，他一声不吭，就走开了。
　　居民一个接着一个，鱼贯而入，最后来了大概几十个人。因为我要拍照留底，整理成健康档案，所以我又要走来走去，一会在后面，一会在前面。
　　当我在前面拍好照片后，收起了手机，然后看到他一人坐在还有很多空位的前方时，遂坐到了他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