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臣]内阁大臣在三十年后的日记 (青三依旧在)

第二章 二：造福于民
10月30日
我对汉弗莱很不满意，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同甘共苦，我以为我俩已经能达到互通心意的合作默契，可他似乎不明白我究竟想要什么，他在管理部里文书时就不会捅娄子，真是的！他的精细，巧妙和谨慎为什么不能多用到我身上一些呢？只惦记着自己的工作，从来不为我着想——这些文官们呀。
上个星期的教练机事件我完成得很漂亮，本以为这能给我功劳簿上记上狠狠一大笔，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报界对此不闻不问，就像我不过呆在办公桌后面坐着，什么成绩也没做成似的。
我知道这些记者们，有了成就他们装聋作哑，出点小茬子就一窝蜂地扑上来。我已经请了至少三个日报的编辑在安妮酒吧间喝过酒，他们个个兴味阑珊。我在办公室接待了几个新闻记者，很不小心把一份关于我是如何在紧要关头做出正确决策的备忘录随随便便地忘到桌面上，有一次那份备忘录不见了，但是仅仅一个小时之后，记者又给我送了回来。
后来我发现在当今世界，报纸的受众正在被电视屏幕吞并，让这些落后于时代，自顾不暇的老古董们替我宣传似乎指望不上，于是我指示比尔为我准备一次电视采访。
比尔问我想要一次什么样的电视采访。“是一次公报式的呢，还是要一次互动式的？”我问他这二者之间有何区别。
“公报式指我们写好了稿子您和主持人念，可以反复彩排多次，互动式指主持人提问您回答，一般一次录成。”他解释说。
我最最谦恭的两位仆人仔细地倾听着。
我看不出这两种办法孰优孰劣，汉弗莱却提出，公报式的采访更为适合我。
我问比尔是不是这么回事。
“公报式的更保险一些，大臣。”他说。汉弗莱得意地扬起眉毛，像是在说“瞧，果然如此。”看到这个我可不怎么高兴，于是我问比尔，人民更爱看到哪种访谈。
他还没回答，汉弗莱就插嘴道：“容我大胆地指出，大臣，就已知的情况来看，总体而言，考虑到各个不同方面的数据，纵观全局，归根结底，我们也许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无论是这种还是那种，仅以某些数据来评判结果成败，很难得出全面无误的看法。”
他这堆含糊不清的废话在说什么呀？我转向比尔。
“哎，汉弗莱爵士说的没错。”他倒是听懂了！“不管您选择哪种方式，其实都没几个人看。”
我不得不再次强调我问的是这两种方式的收视率高低相较，与具体数字无关。
“那当然是互动式，人们总喜欢看见唇枪舌剑的较量嘛。”
汉弗莱又插了进来。
“我诚恳地提醒您，大臣。您完全不必考虑细枝末节的杂事，只需要关注您思想的表述和精神纲领。让一个无名小卒连珠炮地向您发问有损于您的显赫地位。而庄重的发言稿更符合您的形象。我们很乐意为您立刻起草访谈台词。”他最后补充道。
这正是我要避免的：我要说自己想说的话。如果让汉弗莱给我起草，我不定会在电视上说出什么来呢——也许是一堆我自己都听不明白的废话吧。
汉弗莱有些闷闷不乐，他委屈地辩白说这是一次庆功会，又不是审判庭，我大可不必担心他们会把我的意思加以改造，歪曲，变成一堆费解的文官语言。
我仍然不想冒险，谁知道他会不会拐弯抹角地把功劳都归到自己头上，文官们不放弃任何一次出风头的机会，我早就领教过了。而且我需要更多的人来看我的采访。谁会愿意花半个钟头坐在电视机前，听两个人对着读一份干巴巴的政府文件呢？不，我要跟主持人来段即兴脱口秀，就这么办。
“但是。”汉弗莱努力地争辩，“我完全是为您着想，大臣。谁知道主持人会问出什么问题来？万一他们问些您无法回答的问题呢？如果他们对您逼供，拷问，压榨，结果问出了一些我们不希望外界知道的事情，又该怎么办呢？”
哎呀，看样子我不是要去广播大楼，而是要被押解去关塔那摩监狱呢！“放心吧，汉弗莱。”我说，“我能管住我自己的嘴。”
他看上去仍然忧心忡忡。于是我对他说，我从政之前就是新闻工作者，我有丰富的应付记者，掌控场面的经验。
“久病成良医。”伯纳德低声道。我希望我听错了，这个年轻人总是不合时宜地抖机灵。
“然而您的主持人不仅仅是记者，大臣。”汉弗莱仍然想用危言耸听来吓倒我，“他曾是一名国会议员。”
这倒新鲜。“他是谁？”
“布莱恩.沃尔登。”伯纳德回答。
我感到好奇，因为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我问比尔这是个什么样的人。
比尔告诉我新闻官普遍认为他是采访我的最合适人选。他不爱拐弯抹角地设圈套，上他的节目不必时刻绷紧了弦，他做过议员，很清楚公报采访的流程和要求，而且，被他采访的人往往看上去像一位思想者——这当然应该归功于他的访谈能力。
“那真是太好啦。”我说，“一个思想者——多妙的形象呀。比尔，你的人选不错。”
“恕我直言，大臣。”汉弗莱还在坚持，“您平时的异想天开还不够多吗？”
他又开始对我说侮辱性的话啦，我宽宏大量地装没听见。
他继续吓唬我：“您想想看，他以前做过议员，如果他把质询大臣那一套拿到节目上来——”
“那更好啦。”我快活地说，“应付议员我有更丰富的经验，每月我都得在下院对付他们的质询。不，汉弗莱，你别想用你那套枯燥无味，无聊透顶的说辞冲淡我的胜利。”
汉弗莱失望地离开了。他跟着比尔走出门时仍然不忘对我施以威胁：“这是您做出的决定，大臣。”面对我强硬的态度，这是一句绝望的，软弱无力的垂死挣扎。
然而他让我心中产生了莫名的怀疑。“伯纳德，多奇怪呀。”我凝视着汉弗莱合上的门，静静地思考。
“什么奇怪，大臣？”
“汉弗莱为什么那么不希望我接受互动式访谈？”我思索着。是另有打算呢，还是别有用心？还是仅仅因为我能上电视而他不能所以故意使坏？
他似乎有些迟疑：“汉弗莱爵士自然有他的道理，大臣。”他以一个位于下位的文官对其首领无可置疑的信任回答。
毫无疑问，汉弗莱是有道理的——但愿我也能知道他的道理就好了。
伯纳德却高高兴兴地给我准备起明天访谈所需要的东西，他特地提醒我行车路线要避开伦敦市政厅，因为据说明天那里会有一次大规模的抗议行动。
我心领神会：“明白，我得避免让自己出现在危险性场合。”
“不，大臣。我担心堵车。”他回答道。
然而他仍然没有给我解释清楚汉弗莱对这次采访所持微妙的态度，出于想要刨根问底的心理，我执着地向他追问真正原因。
伯纳德看上去有些不安：“我相信汉弗莱爵士是出于一种为了保护您的目的……”他缓慢地挑选着措辞，“众所周知，尊敬的大臣们，嗯，虽然拥有高度的随机应变的才智和随行就市的美德，然而面对摄像机时，往往会，唔……被动地陷于，也许可以这样形容，某种反对党乐见其成，而仆人们会……呃，扼腕不已的情况。”
不愧是汉弗莱的属下呀。“你是说我会在镜头前出洋相？”我试探地问。
“唉，大臣，”他拐弯抹角地说，“那只是汉弗莱爵士无微不至的担忧而已。”
“但是他担忧的没道理呀，我绝对能应付好，对吧。”
他对此避而不答，我不得不再次追问：“我不会出洋相，对吧，伯纳德？”
“呃……是的。”
“是的？”这好像是句鼓励的话，但他的态度似乎不那么肯定，我得问问清楚。
“伯纳德，你是说我不会闹笑话呢，还是说你不会相信我？”
“嗯，哦，不会的，大臣。”
他就是不肯给我来句痛快话。我决定不管了：“不管怎么说，就算我的访谈一塌糊涂，也跟汉弗莱没关系。”我下了结语。
“还真不能这么说呢。”伯纳德意味深长地回答我，“白厅里流传一句谚语：大臣在外面丢人现眼，回来就拿常任秘书撒气。”

10月31日
也许我应该注上11月1日了，因为我现在是在凌晨两点记录日记。
布莱恩.沃尔登！比尔从哪里给我找来这么一个家伙？蠢透了！我以为会是一场文雅的，高贵的，彬彬有礼的谈话性节目，结果被他搅成了一场低俗的智力问答，还带着叮叮作响催命似的铃声。唉呀，他就像最末流的投球手一样向我扔过来一个又一个的傻问题，不是扔到我的手里，而是试图砸我脑袋上。选择他真是一个错误。
幸好我以无可比拟的机智和丰富的经验阻碍了讨论的进行。我巧妙地打了几个擦边球，并努力把主题扳正到我的丰功伟绩上来。最后，那个傻瓜一样的主持人不得不为我的谈话技巧所折服，心悦诚服地承认我是一名思想家。任何一名观看了访谈节目的观众都会这么说：这完全归功于我庄重而适度的表现，跟他乱七八糟的主持风格没有任何关系。
我守在电视机前等待重温这次采访，但是电视台临时改了节目，他们插播了今天在市政厅门口发生的抗议活动，而且事先没有任何通知。真不错，我打开电视，坐上沙发，以为能看到自己衣冠楚楚地侃侃而谈，结果却看到一群蒙面暴民爬上楼梯，推倒栏杆，吵吵闹闹地跟新苏格兰场对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