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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声掠过易北河(美岱)


也许是因为伏特加,他当时非常感性,眼角像是浸了红酒渍那般红润,表现出一种动人的真诚。
“可是阿尔,人的仇恨不是那么容易消弭的,那种彻骨的痛,不是几年时光过去就可以消失的。有时候,那种痛会在一瞬间回来,你好像就重新站在仇恨产生的那一刻。一切都是新鲜的,满满当当的,仿佛那些人、那些事从来都没有离去过。”
他抬眼看了一眼我,柔和地微笑,往昔的回忆攫住了他。
“你可能会说,这些年轻人,他们没有错,卫国战争时期他们甚至还是孩子。的确,孩子,孩子懂什么……可我的国家也有孩子。当我刚入伍时,我所在的那支部队里就有个孩子。那孩子的父母被德军的炮火炸死了,只剩下一个哥哥,好像还不是亲哥哥,只是一个邻居,可却是他唯一的牵绊了。他在游击队里待过,后来被收容到了我们的部队里,他一心要找他的哥哥。他才十二三岁,不能打仗,他就削土豆,一削就是几箩筐,一双小手儿懂得青紫。可他有时候也不听话,自己跑到前线,总被长官教训。士兵们和护士们都爱他,舍不得把他送回收留所,可其实谁都知道,他不该在这里。是战争困住了这个孩子,他早就无处可去。”
“可到最后他也没能和他哥哥见面,就在两支部队会面的前夕,他点亮火把,用自己的身躯引开了德军轰炸机,挽救了整个营队的生命。而他的哥哥也死在德军的地雷中,淹没在了一片沼泽里……阿尔,这对我来说,就是仇恨,也是爱。仇恨来自于这无辜而美丽的生命的消逝,而爱——你问过我,对祖国的爱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这么回事,亲爱的,那时我还年轻,刚入伍,对战争、对死亡感到不可战胜的恐惧。我想逃避,想要回到家乡,可当那夜我于营地中慌忙起身,看到爆炸后的熊熊烈焰燃烧在湖畔时,我就明白了,这条命是一个孩子给我的,连一个孩子都挑起了整个民族的危亡,而当守护它的责任落在我肩膀上时,我又怎么能说,不爱这片红色的土地,这里赤忱可爱的人民?”
滚烫的真情闪动在他发红的双眼中,我握住他的手。
“是的,可以恨,也可以爱。不——”我摇头,将脸贴在他的手心中,重新说道:“是要去恨,去爱......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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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雪终于在三天后停下脚步,我打算出院。审讯室里的十余天让我在医院足足躺了一个月。这是1955年的一月,埃里克开车来接我,我回到了琴声。
车轮碾着道路上的积雪,下坡路不时打滑,埃里克开得很小心,脚始终浅浅地踩着刹车。我靠在副驾驶上,打着哈欠。车窗玻璃雾蒙蒙一片,埃里克问我能不能拿毛巾帮忙擦一擦前窗。
“你没有个老板的样子。”他说。
我有气无力地挪动身体,去擦挡风玻璃上的水汽,咯吱咯吱,毛巾在玻璃上发出滑稽的声音。
“你也没个员工的样子嘛。”我扔掉毛巾,朝后一躺,“你太正经了埃里克,你需要松弛一点。”
“现在松弛咱俩可以在这路上滑到易北河离去。”埃里克没好气地说。
我打了个哈欠,昨晚准备出院前萨连科把我折腾得够呛,当然,同时也爽得不行。在性这一方面我们很契合。我喜欢被他进/入,那种饱胀的疼痛、在不可抑制的颤抖中被拥入怀中的感觉,让我可以在清晰的存在之感中沉沦。不过昨晚,我严重怀疑他根本不想我出院,当爱过于浓烈时他就像变了个人,秉持某种物质主义思想,他把爱转化为行动,活似匹嗜血的狼把我啃得一干二净。当他双手箍住我的/腰时,我觉得自己快被钉/穿,任我怎么叫他都不会松手和停下动作。事后立即可怜兮兮地道歉,得到原谅后又背过头偷偷地笑,就像偷吃了糖果的孩子般小心翼翼啜饮那独属于他的甜蜜。
我说过,在他稳重的军官表象下,他喜欢玩一些小把戏。幸亏在冬天,我可不想让人看到我腰上那些斑驳的红痕。
“最近学习怎么样?”我纯属没话找话,但逗一逗埃里克这小子总是很有趣,他是个过于紧绷的年轻男孩,承担着父母寄托于他身上的美好愿景。“考上好大学,出人头地。”——埃里克说过,这样才能让父母从失去引以为傲的大儿子中的悲痛中走出来。
可家境贫寒又让他不得不外出打工,当时他来琴声应聘时,支支吾吾地只提了一个要求,允许他在闲暇时间看书。将近一年,这个当初拘谨的、沉默的年轻人已经开始“管教”我这个老板了。他时常说我做的账不能看,当心被税务人员找上门。
“不怎么样,莉莉和你都不在,我要干的活儿太多。”埃里克转动方向盘,皮卡车拐弯,行驶在左岸滨河大道上。易北河岑寂无声,仿佛尚未从雪中苏醒。
“以后提拔你做餐厅经理。”我笑嘻嘻地说。
“你认真的?”埃里克瞪大了眼睛。
“怎么,不想当经理?”
“经理?老板,咱们餐厅总共只有四个人!我当经理管谁?你就是想压榨我的剩余价值,让我给你多干活儿,而你就可以当甩手掌柜,跟那个苏联人谈恋爱,我和莉莉都看出来了,你不是在医院里治疗,你是在医院里谈恋爱。”
我被他逗乐了,哈哈大笑,我越笑他脸越红,气急得皮卡车都在打滑。
“喂,说话要负责啊,什么榨取你的剩余价值,我又不是个资本家。”
“你想当资本家。”
他一副鬼精鬼精的模样,我乐得不行。回到餐厅,风铃叮铃叮铃,弗兰克连忙从后厨小跑出来。
“终于回来了,终于......”他激动地在围裙上搓手,拉住我的胳膊问我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说我恢复得很好,但就是还不能干重活儿,弗兰克现出犹疑不定的神色,忧心地说:“雪停了,过几天又有生意了,肉类库存不够,肉饼就没法儿做,没有奶酪,凝乳煎饼就跟不上。前几天还有客人要点柯尼斯堡肉丸子呢。”
“要求还真多。”我说。
“苏联人喜欢。”弗兰克憨厚地笑,“我还得学做几道俄国菜,他们爱在河滨闲逛。”
我思考了一阵,的确,得把货品跟上,太过消极的营业态度会让餐厅惹人怀疑,刚好罗伯特那边又不得不去一趟,事情得交接,还得说清楚。于是我打了个电话后对餐厅里看书的埃里克说,叫他明天和我一起去屠宰场。
“屠宰场?”他惊讶地问。
“怎么,不愿意去?”
“不,不是,我去做什么?”
“当然是搬货,你这小子,我们请不起别的工人。”
他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继续看他的书。
第二天,我还没起床,他就在楼下给皮卡车的轮胎套铁链子了。由于中午店里只剩下弗兰克,我给休假在家的莉莉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过来一趟。
“中午么?”她鼻音很重。
“没错,要会有客人来,弗兰克可不能招待。”
“埃里克呢?”
“他要和我出门,我给你加工资,亲爱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会来的,老板,我会的。”
我挂了电话,埃里克打我身边走过,他拿着铁锹,铲完雪后双手冻得通红。我叫他先上车试一下发动机,他瓮声瓮气地答应了一声。
弗兰克捧着杯热茶站在门口,鼻尖冻得通红:“埃里克是嘴硬心软的孩子,你在里面的时候,他跑去当初介绍你到捷克人那买酒的施耐德先生家里讨说法,可施耐德先生哪敢惹上这麻烦,对他闭门不见,埃里克就守在他餐厅门外闹,直到施耐德先生把他给狠狠削了一顿,他这个孩子心眼儿实,那天我把他带回来时,他一动不动,我和莉莉都以为他被打傻了。”
“施耐德打了他?”
“他闹得太过,要施耐德去史塔西作证,不然就不让他做生意。施耐德好说歹说没用,最后发生了口角。”
我看向正在尝试启动发动机的埃里克,厚实却破旧的棉服下是他瘦削的身板,两颊内陷,面色苍白,活似个苦修士。他长着副聪明样儿,性格却非常死心眼。皮卡车咔咔地启动起来,扬起一团尾气。他从车窗里朝我招手。
“路上积雪多,你们要小心开车。”弗兰克说。
我围上围巾,点了点头,“别担心,研究你的俄国菜吧!今天绝对带好货回来!”
这次我来开车,埃里克挪到了副驾驶上,帮我擦挡风玻璃。按理说带埃里克去屠宰场是个相当冒险的行为,但和罗伯特商量后,他说总是我一个人来过于刻意,偶尔带上员工还能避人耳目。
行车途中,埃里克似乎心情很好,他说他过几天要和莉莉去舞厅,圣母大教堂后出现了个年轻人都爱去的地下舞厅。
“她为此买了双新高跟鞋,否则我们过去会被看不起的。”
“你有买新衣服吗?”
“我,我没有。”他支吾道。
我一手掌着方向盘,一手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几张马克塞到了他手里。
“什么意思?”
“买几件新衣服,埃里克,男人得从里到外打扮自己。”
“我不需要。”他低下头,握住钱手足无措,脸颊爬上一片绯红。
“嘿,我这可不是施舍,这是付给你的报酬!我可是资本家,资本家要压榨你的,你今天给我好好搬货!”我在他胳膊上打了一拳。
他抬起头瞅了我一眼,嗫嚅道:“谢谢。”
我笑着扭动方向盘,清冽的空气从车窗缝隙钻进来,城市建筑逐渐远去时,我们便穿梭在白茫茫的林地中。当皮卡车开始在弯曲的泥泞道路上颠簸时,罗伯特的屠宰场就出现在视野里。我们下车后,罗伯特已经在大门口等待,而我所需要的肉品以及一台新的无线电都已装箱。
我简单检视了一下肉品,便叫来埃里克,“这些,这些,还有那个,都搬到车上去。”
埃里克朝我点点头,又瞅了一眼我身旁的罗伯特。
“你这个员工不错。”罗伯特笑眯眯地说,递给我一根烟,“但身板太弱,这对他来说太多了,你会把他累坏的。”
罗伯特戴上手套,走到埃里克身边,弯下腰帮他搬。埃里克红着脸说谢谢,罗伯特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我可不会付你钱哦。”我靠在墙边吞云吐雾,笑着打趣贴心的罗伯特。
“诺伊先生,货款还是得付的。”罗伯特朝埃里克眨眨眼,两人合力抬起一个箱子,那箱子重得出奇,显然里面不是什么猪肉。罗伯特就像转移埃里克注意力似的开起了我的玩笑。
“你们老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店还没倒闭,全靠你们这些员工吧!”
“是......哦,不是......我不知道......”埃里克艰难地挪动步伐,抬起木箱摞在皮卡车上,因为过于用力脸憋得通红。罗伯特笑着拍了拍他肩上的木屑。
“好好干,以后自己当老板。”
“谢谢......”
“喂,埃里克,刚你还说我是资本家的,怎么?现在你也要当资本家啦?”我说。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他急得嘴不听使唤,罗伯特哈哈笑了两声,揉了揉他的头。
“好啦,去休息一会热吧,屋里有热茶,我再带你老板去后面林子里转转。”
“是啊,我们还需要柴火。”
埃里克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震惊,罗伯塔朝他挤眼:“放心,不要你搬,下回我给你们送去。”
仿佛了松口气,埃里克悻悻转身。罗伯特来到我身边,我们两人朝后面林地走去。总觉得有目光还落在我们身上,我回头,看见埃里克捧着杯茶站在窗前注视我们。这个距离,他听不到任何我们谈话的内容。我没并没有在意,和罗伯特聊起了这段疑点重重的经历。
罗伯特说他调查过,这里面瞧不出什么端倪,我似乎的确是被误伤。
“要知道,这片土地上什么人都有,那些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各个不好惹。他们又比我们熟悉苏联人的那一套。”罗伯特踩在一根木墩上,新鲜的切口被冰雪封冻,模糊了时光的年轮。显然,罗伯特没能有更多的线索提供给我,我说起站点的事情时,他的眼底流露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他只是踢了踢木墩,说:“亨利有自己的决定。”
“谢谢你,罗伯特。”
“谢我什么?”
“一切,你知道,没有你的话,我们在德累斯顿没办法建立起站点。”
“那你作为站长得多加用心了。”
“我可不是什么站长。”我耸耸肩,老实说,我只是亨利私下招募的线人。尽管已经在中情局有了一定的名气,但我向来不愿意把自己划在某个集团、某个部门之下。
后来我们道别时,埃里克已经坐在皮卡车内了。
“路上小心,诺伊先生。”罗伯特双肘搭在车窗上,“你也是,你穿得太少了,孩子。”
埃里克拘谨地低头,罗伯特揉了揉他的脑袋,笑着和我挥手。车驶出屠宰场,后视镜中站在大门口目送我们的罗伯特化为了一个不甚清晰的黑点。埃里克叹息一声,说:“他真是个好人。”
“可不要这么快就被收买呀。”我笑着说。
埃里克拢了拢棉服,闭上眼睛,沉入假寐。起得太早,他似乎累了。于是我掐灭了烟,关上了车窗,想提高速度快点回到餐厅。结果刚出林子不久,就只听见咔哒两声,皮卡车颤动一阵,在路中央熄了火。
“怎么回事?”埃里克疑惑地问。
我探出头朝车后望了一眼,又尝试启动发动机,点不了火。
“该死,出问题了,我下车看看。”我跳下车,简单检查了一下就发现是积碳问题。大概是因为长时间缺乏保养,而且为了低调行事,这辆车也是个年代久远的旧货。
“滤清器?”埃里克凑近,说:“找人来修,快得很。”
“不行。”我摇头,说:“我可没那么多钱,再说积碳只需要清理干净就好。”
其实是考虑到车厢后的无线电,这玩意儿能把我们所有人都再送进去一回还出不来。好在车坏在市郊,要是在市中心,多少会因为影响公共交通被警察盘问一阵。幸运的是,后车座下有简易的工具箱。
修理工作并不困难,埃里克帮我打着下手。可勉强清理完过滤清器的积碳,多次启动仍不行,再次检修发现汽油泵也坏了。这可伤脑筋,因为这东西不能修,得换。因为气温低,工具缺乏,我俩冻得直哆嗦,手根本不听使唤。埃里克想去找人,我劝了又劝,他忍不住骂我是个葛朗台。我想尽办法把他按住,自己跑去附近的农庄,从农庄主的车上以高价卸下一个汽油泵,直到临近下午五点,我和埃里克差点冻成冰棍,车才再次启动。
天已经完全黑了,皮卡车载着猪肉和无线电、以及我们两个冻僵的人摇摇晃晃回到了琴声,远远的,不见灯光,不闻人声,空气中没有弗兰克那招牌的肉饼香气。当我推开门时,弗兰克于黑暗中低头坐在大厅里,花白的头发垂在额前,胳膊肘搭在临近的餐桌上,街灯渗进的黯淡光线中他的剪影在细微颤动。
他在发抖。
“弗兰克?”一股强烈的不好的预感从心底升起,我走到他面前,问:“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营业?莉莉呢?”
仿佛回过神,弗兰克猛地打了个冷噤,当他抬头时,沟壑纵横的脸上泪水一片。他张了张乌青的嘴,看着我,声音就像是从撕裂的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莉莉,莉莉......莉莉她,她死了!”
我听到,身后埃里克后退一步,撞在桌上摔倒在地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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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你弄错了!”埃里克连滚带爬扑倒弗兰克身上,揪住他的衣领,哭着嘶吼道:“她怎么会死呢?她不是说要来上班的吗?你从哪里听来的?!”
“警察......警察说的,他们已经来过了,莉莉,莉莉死在家里。”弗兰克老泪纵横地嗫嚅,乌青的嘴唇直颤。我只觉得头痛,一股寒意冲上了头皮,拔着千百根头发。
“我不信!我不信!你说谎!”埃里克转身就从我手上抢走了车钥匙,要赶去莉莉家,我反应过来从后抱住了他。
“埃里克,你冷静一点!”
“放开我!见鬼,你放开我!”他的挣扎无异于拳打脚踢,我伤没好,招架不住他,只能狠下心自后给了他一肘击,让他陷入短暂的昏迷。
把他放倒在一张椅子上,我问弗兰克到底是怎么回事。弗兰克擦了擦眼泪,解释道:“她到中午都还没来,我一个人忙里忙外,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好不容易挨到客人都走了,我向她家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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