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为李世民剧透玄武门(三傻二疯)

只能说果然是明悉汉法深文周纳老刀笔吏出身的大臣，寥寥数语轻描淡写，便如此稳准狠的抓住了新学的痛脚，罗织之时自在写意，俨然又有种儒皮法骨兼容并包的美；以至于黄生都瞠目结舌，一时反应不能——他毕竟是儒生出身，实在难以接受如此的暗算：
“这是否……”
“是否过于狠辣？”公孙弘淡淡道：“狠辣什么？尊驾放心好了，就是真有人以此构陷新学，皇帝也决计是不屑一顾而已……当今圣上又不是胡亥。这点缺陷微不足道，但若能弥补这点缺陷，却必将为圣上所激赏，才有真正的立足之地。”
“……如何弥补？”
“说来也简单。”公孙弘道：“我听说匈奴鄙夷老弱，推崇强壮，甚至有弑父取母的恶行。这种种罪恶，如果只是天然而成，那么不过是蛮夷野兽之性，只需朝廷出兵，稍有惩戒而已；如若自称‘得道’，却依旧行此种种恶行，那便是蓄意败坏正法，诬蔑圣贤，获罪于天，无可祷也。岂止朝廷要兴兵讨灭，即使天下士子儒生，也要躬行圣贤的训示，与此等率兽食人的丧心病狂之辈不共戴天；所谓诛独夫民贼，不过如是。”
黄生……黄生缓缓张大了嘴。
公孙弘这几句看似平平无奇，但在深谙公羊派学理的黄生看来，却无疑是平地惊雷，骇人听闻之至。
——公羊春秋鼓吹“大复仇论”，所谓“复仇”者，不过是是国君复国君祖父先辈之仇、臣子复乱贼弑君之仇，昔日皇帝以匈奴侮慢高皇后而出兵讨伐，正是践行第一条法理；但这种“复仇”，终归还是朝堂君主之事，而并不涉及黎庶黔首，规模到底是有限。可公孙弘——公孙弘此寥寥数语，却无疑是空前扩张了复仇的范围！以此而论，则设若匈奴乃至西域变乱儒家大道，那与它有仇的便不只是皇帝一家一室，而是一切师法周公崇效孔子的芸芸士人！
这是什么？这是究极版的大复仇说，真正不死不休的血仇理论——这种道统上变乱正法的仇恨堪比杀父，所谓“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但凡与匈奴人共天下，都将是汉朝儒生不可磨灭的耻辱。如若不杀绝匈奴单于西域诸王，士人们死了也无颜见列代先师孔孟诸贤，耻莫大焉，耻莫大焉！
如此凌厉凶狠的学说，恐怕公羊春秋派原有的“大复仇论”已经不足以概括其高妙气魄，大概只能称呼为“巨复仇论”而已了。
——所以说，这一套是不是有点……太极端了？
……怎么说呢？黄生算是最诚挚忠心的公羊派信徒，如果这样的人都觉得有点过于极端，那可能——大概——也许是真的极端了一点。
当然，这套究极版的大复仇说估计还真对皇帝的脾胃……黄生瞠目结舌，言语不得，默默沉思良久，终于虚弱开口：
“那设若——设若匈奴与西域没有这种种恶行呢……”
“没有这种种恶行，便是依从于大汉的礼法，遵从大汉的规矩。”公孙弘不以为然：“所谓入华夏者华夏之，遵从华夏规矩的也可以算远支血裔嘛！再说，太史令司马氏早就考证过，匈奴与西域都是夏后氏之苗裔，仔细算来，其实不过是华夏的小宗而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小宗庶子固然绝不能觊觎嫡系大宗的身份，但小宗也有小宗的地位，轻易不可剥夺嘛……”
黄生茫然眨了眨眼。或许是震惊实在太多，又或许是见解毕竟浅薄，他都顾不上什么“大宗”、“小宗”、“嫡子”、“庶子”之类不可思议的理论了；而是不自觉关注起了那位“司马氏”的什么考证……
话说，匈奴乃夏后氏苗裔的事，匈奴人他自己知道吗？

第94章 大汉后世谈（九）
总的来说，公孙弘三言两语，阐释自己改革公羊派学说的用意，字字句句条分缕析，虽尔简明扼要却都切中于要害——他思索再三，知道十余年来公羊春秋之所以能蒙受皇帝青睐而大行于世者，不在于其典章词句精深微妙动人心弦，而在于经传中念念不忘，浓墨重彩的“大一统”、“大复仇”、“夷夏之防”等等理念。这些理念虽然过于激进，却是公羊派立身于朝无可取代的优势。新学再如何强调“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终究没有办法与这样暴烈狂猛的意识形态相媲美。
——与公羊派相比，一切的儒家学派都显得太过于“温和”了。
如今“大一统”的使命已经完成，匈奴也已讨灭；但皇帝雄心无穷无尽，显然不可能纵容西域南越西南诸夷乃至朝鲜等见风使陀坐观成败，养痈而为后人之患。但不同于匈奴这与大汉相伴七十余年不言自明的生死大仇，真要料理四夷变更制度，总得有点交代得过去的理由；也正因如此，才让公孙弘抓住了天赐的良机——若论华夷之辨、中外之分，还有比公羊派更激进、完善、狂猛的么？
而公羊派能抵御新学的关窍，也恰恰便在于此。只要继续往极端方向高歌猛进，一往无前，便算是牢牢站稳了这“诛灭四夷”、“大复仇”的生态位，无论新学如何兼容并包流布广泛，也无法动摇公羊派的根基。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公孙丞相苦心思虑数年之久，便是要为自家的学说谋取这百年不易的地位。
——毕竟是积年的老吏，知道根基深厚比一时的煊赫更要紧千百倍。
当然，这种变革不能由丞相下场推动，所以他才招来自己这一脑子浆糊但经术功底委实超凡脱俗的冤种师弟，借霍去病就学一事连敲带打百般震慑，终于将自己拟定的变革方案塞入了黄生的脑中。不过，为了尽快站稳脚跟扩充力量，公孙弘所定义的新理论未免有些过于极端，即使黄生亦心惊胆战。
而黄生恍兮惚兮，刚刚自新理论的震慑中回过神来，公孙弘立刻从袖中取出一卷帛书，向师弟详细阐述自己变革公羊派的种种构想。公孙丞相浸淫经传凡二十余年，在学术上的造诣委实是举世无双，虽然提出的理论略显极端，但逻辑框架却是严密高妙，没有丝毫的空子可钻。
以公孙弘的论述而言，大汉四面的蛮夷可以有两种选择，其一是拒绝礼乐教化，恃强凌弱而凶蛮横暴，视人伦纲常如无误；这等会被视为无礼无义的蛮夷野兽，被讨伐是理所应当顺天应人。其二则是设法学习汉礼汉制，却是以此强壮自身而觊觎中原；这等便会被视为是“变乱先王正法”、“侮蔑三代纲常”，从此不但自绝于天自绝于朝廷，更是与中原一切持孔孟周公之道的儒生结下生死大仇，从此不死不休不共戴天，普天之下凡诵经纶者皆可得而诛之，否则便是“无臣子也”，连做人的资格都丧失了。
面对这样前赴后继无穷无尽的复仇之海，恐怕全盛时的匈奴也要头皮发麻吧？
当然，即使蛮夷格外识时务，愿意服从礼法遵守汉制一切如圣人所命，公孙弘的新体系中也有得是法门制约它——既然司马氏已经考证出所谓“夏后之血裔”，那么中原华夏身为三皇五帝的嫡脉，天下宗法绝对的“大宗”，就能理直气壮的干预与教化各边陲蛮荒的“小宗”，轻而易举的将周遭容纳入以中原为主的体系之内，构建皇帝梦寐以求的“天汉”。
——简而言之，这些理论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为将来扫平四夷，廊清六合所预备的。而这样赤裸裸几近毫无遮掩的进取与扩张欲望，则恰恰是其余温吞水一样的学说所无法提供的独特价值。
这样的狂躁激进，新学做得到吗？汲黯做得到吗？没那个本事知道吧？
所以说，公孙丞相能十数年简在帝心荣宠不坠，那水平也不是吹的。
而黄生则是全程呐呐，目瞪口呆，言语不得——说实话，他固然对自己这位高权重的师兄期许极深，但心中长久的印象不可磨灭，居然还真以为公孙丞相是以笃实敦厚的谦谦君子作派而身居高位；如今大事临头自家师兄撕下伪装，黄生才在恍惚间瞥见了公孙丞相锋锐莫可比拟的獠牙，一时间受刺激之重，甚至更在那什么魔改得匪夷所思的“新复仇理论”、“大宗小宗论”以上。
……大概看着老实人露出真面目，总有想不到的惊恐吧。
公孙丞相自然对这位怨种师弟的心思一清二楚，但现在大事紧迫，他实在也顾不得维护自己敦厚老实诚恳士人的形象了。在将改革的要点一一讲解完毕之后，他立刻将帛书交到黄生手中，而后郑重叮嘱，让他以公羊派大儒的身份尽快召集关中治公羊春秋的诸生，先把经义的变革定下来再说。
“……记住，这本帛书的种种要点都是你在京中游历思索所得，与朝廷任何官吏都无甚干系——否则牵扯太深，那么政潮立刻便要波涛起伏、不可料理！”公孙弘神色郑重，一一嘱托：“此外，你们若是拟定了变革后的经义，那也不要在京中滞留太久，免遭是非。可以先往北地、赵郡乃至巴蜀西南等等边陲，宣讲变更后的《公羊春秋》，看一看效果如何……”
这些嘱托看似殷切诚恳，但字字句句却又都是在撇清关系，深得老官吏当政处事的油滑老道。但公孙弘骤然提及向边陲宣讲经义，却还是令黄生微微吃惊：
“关中才是文华富盛之地……”
“关中自然是文华富盛，但天下传道的儒生方士，谁不知道在关中扎根？公羊派的新论再如何高妙，也绝不能脱颖而出。”公孙弘直截了当，毫无掩饰：“但边陲就不同了。其一是文风不盛，易于侵染；其二则是得天独厚，适应于公羊新论。但凡边境杂居的士卒百姓，谁祖上没有一二笔与蛮夷的血债？彼等仇怨愤恨之心炙热壮盛，天下莫可比拟，才是最适合公羊派复仇一说的种子。
记住！汲黯之新学既而能以‘有教无类’、‘万物皆道’拉拢霍去病及万千士卒、寒门子弟；公羊派就能以大复仇与夷夏之防拉拢边地百姓，渴慕功业的戍卒与将领——皇帝固然不能为了公羊派摒弃万千士卒，那难道又能为了新学摒弃边地百姓么？只要边境与蛮夷的血仇尚在，公羊派的根基就不可动摇。”
相较于平日的云山雾绕语义含糊，这算是真正的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再无半点委婉了——毕竟公羊派与公孙丞相牵扯实在太深，已经决计不能撇清干系，唯有拼力拯救而已；再说他这位怨种师弟在大局上的智慧也实在不好恭维，要是不条分缕析解释到最直白的地步，真怕此人会有什么不妙的误解……
黄生目瞪口呆，既觉振聋发聩，又觉不可理喻，荒谬绝伦：“可——可是，边地的百姓，哪里懂得什么经义？他们恐怕都未必会识字……”
“这就不必你操心了。”公孙弘淡淡道：“新学‘有教无类’，它会让边地的黔首读书识字，以此为公羊经义打好根基。”
黄生的眼瞪得更圆了：“可——可设若新学也做不到……”
“设若新学也不能让边境诸民识字读书，那它所谓之‘有教无类’不过欺罔胡言而已，又何惧之有？”公孙弘平静道：“设若它真能‘有教无类’，那么尔等趁虚而入，岂非节省了大半的功夫？无论结果如何，这法子都不会有错。”
黄生……黄生是真的嗔目结舌，言语不得了。大概这位公羊大儒所见毕竟太少，从没有领略过如此细致缜密两头封堵的老辣阳谋，简直有当年苏秦张仪纵横六国时一言而令天下慑服的风范——可公孙氏明明是儒学出身，哪里来的这等细密老练的毒计。
这位公羊派的大儒沉默了许久。虽然震撼恍惚无可言喻，但依旧从公孙弘那正颜厉色而急风骤雨般的暴论中体察到了事情的关键。毕竟是研习经术数十年的大宗师，在默默凝视了帛书半刻钟以后，他终究还是长叹一声，以低沉而喑哑的语气缓缓说出了允诺：
“……我会转告丞相的意思，尽力达成这诸多的要求。那么，公羊——公羊派在朝中的声势，便只有请托于丞相了……”
公孙弘亦然随之沉默。他振衣提起酒壶，倾斜壶身缓缓注水，仔细斟下了一杯热酒，而后双手捧杯，恭敬奉于黄生之前。一双枯瘦的老手虽颤颤巍巍，酒盏中澄澈的酒面却平静如砥，绝无动摇。果然是十余年历练出的功底。
“那么，我为其易，君为其难。”公孙弘平静道：“谨以薄酒为君寿。”
公羊派大儒飘然入京，又飘然而出，往来间无声无息，未曾引起京中一点波动。除一二醉心于经术学说博闻广知的大臣以外，其余并无重臣觉察出公羊派内部不可言说的重大变故。而黄生依从公孙弘的叮嘱，也尽力避人耳目，只在关东琅琊召集了几位有名望的大儒，议论变更旧学重定新经的大事。
即使公羊派素来以灵活多变著称，骤然要更改立身之本的经典也是无大不大的事体，自然会有极大的反弹。但公孙丞相的谋算委实老辣而又完善，无论大儒们如何反感变更经纶的妄行，在得知霍去病倾向于新学的天大秘闻之后，仍然不能不委曲求全，为顾全学派千秋百载的大局，而忍耐这些匪夷所思的改动。
自然，改易经传再释新经的大事必要有大佬主持，在而今公孙丞相有意避嫌，袖手傍观的局势之下，诸公羊派儒生百般争执之余，也唯有起身前往胶西，请求当世唯一能服众的儒学高士出面厘定大局。
——不错，正是董仲舒。
公孙丞相外宽内忌，居心深险而不可问；虽然与董仲舒同出公羊春秋门下，但对这同道高士却是多加暗算屡下狠手，彼此不能相容。董生原本赋闲在家著书立说，正是公孙弘巧为挑拨，才将他投入胶西国这个天大的火坑。胶西王刘端凶蛮不道，杀死国中官吏不知其数；若非董仲舒素有名望简在帝心，还能激发一点老刘家的天良，大概也早已呜呼哀哉，成了胶西国第五位殉道的国相了。
即使如此，此次命黄生带人求教于董仲舒，也隐匿着公孙弘不可言说的心思——皇帝雄才大略，气度恢弘，但对举手投足间便能左右学派兴衰的圣贤人物依旧略有忌惮；董仲舒若真在变更《公羊春秋》的经义上有所成就，那此生都不必想着能在朝堂上出头。
一箭数雕，才是丞相的风范。
当然，再怎么算计筹谋，公孙弘仍然谨慎执笔，记下了自己与黄生往来问答的所有言论，以密折陈奏于圣上御前，维持自己敦厚诚恳而大公无私的人设。而高高在上的圣人亦不甚计较，仅仅以御笔画敕后令人存档，随即便抛在一边，大半精力依旧倾注于羽林军的所谓“改制”上。
为了达成心中不可告人的隐念，皇帝倾注于改制的精力百倍于寻常政事。不但以特旨令汲公自学堂中挑选出色人才编入军中同受训练，还特意令人抄写《民兵手册》，为诸羽林军军官人手预备一份。作为皇帝护卫京畿的亲随，朝廷为羽林军倾注的资源自然无可计量，即使是普通的士卒小兵，亦能识文断字，乃至略通经义。这便省下了变革军制中极大的疑难——真要一个一个手把手扫盲，新学再“有教无类”，也应付不来。
但纵使如此，待到真正上手改革，才知道繁难艰苦，莫可名状。羽林军士卒是天下无匹的强军，军纪军规严整有法，迥非寻常可以比拟；更不必说还有霍去病当值，以超凡脱俗的天资声名压阵；但纵使有此种种的预备，也实在难以将《民兵手册》的条款一一落实。
——原因无他，这手册实在太琐碎繁杂了。如若仅仅规定行军布阵临地应对的事务也便罢了，偏偏册子中包罗万象，除训练交战的种种讲解以外，其余多半记载的是约束日常起居的条款规章，甚至连平日训练如厕洗漱的时间都一一排列成表，分毫错乱不得；而冗杂训练以外，还有自学堂中调派来的士人为诸兵卒讲解军法大义、山川地理，乃至于种种高屋建瓴的学说大义——皇帝实在搞不清楚什么“思想教育”，干脆就把现有的经学胡乱拼凑，直接命人灌输了事。
早上肝训练，晚上卷经学，一举一动还都有规章约束；即使是素来约束严谨的兵营，这种折磨也真是太超乎预料了。羽林军的士卒将帅不但莫名其妙，亦且痛苦不堪，执行时便难免会有不尽不到之处；而手册上的规矩又真正是无所不包，往往是随意的举动也常有触犯军规的风险，处罚无时不有，且极为严厉。纵有主帅亲自压阵，被频繁惩戒的士卒也喋有烦言，怨声载道，甚至惊动了高居九霄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