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你是冤还是缘 (橙子黄了)

“我不会说的。”郝珺琪的这句话让我小有感动，同时也有点纳闷：爸爸干嘛偷偷给郝珺琪钱呢？

待我们回到位置静下来看电影，电影已经放了好一段了。

是一部抗日战争片。是那种一看就知道谁是英雄谁是敌人的战争片。先是曲折一下，英雄受尽严刑拷打，感觉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我们都在祈祷，心情极其压抑，可是，大部队来了，冲锋号响起来了，敌人吓得腿都软了，一个个举手投降，我们的英雄得救了。

可当时我们就是喜欢看这一类的电影。我方部队和敌军拼杀的时候我们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我们这年龄的小男孩没有一个不擦拳磨掌跃跃欲试的。

好过瘾啊。

第二部电影是一部老戏。不知道是越剧还是京剧，依依呀呀的，好没劲，看得人直想睡觉。我差一点靠在父亲身上睡着了。

长辈们却不一样，他们可投入了，好一些长辈都在抹眼泪。

可这部电影的结尾却非常神奇：一个女人在一座新坟前哀哭，突然雷电交加，风雨大作，接着那新坟竟然裂开了；更让人不解的是，在坟边哭唱的人非但不逃跑反而往坟墓里钻了进去。

我瞪大了眼睛。哪有这么不怕死的？啊，坟墓的裂缝竟然慢慢地合拢来了！眼见得那钻进去的女的被活活封死在坟墓里。

不一会儿，一双彩蝶从坟墓的狭缝里飞出来。它们嬉戏着，你追我赶，时高时低，时缓时急，好有情义。

好多人从凳子上站起来了，外围的人陆陆续续的离开了。

原来，电影就要结束了。

我们跟着离开。这一回轮到大人们扛凳子了。郝珺琪的母亲跟郝珺琪说着什么。原来，郝珺琪在掉眼泪。我逗她，她也不理我。难道她被电影情节感动了吗？

第二天郝珺琪还是闷闷不乐。我想法子跟她说话，她都是爱理不理的，这真急死人了。

不过，她终于开口了，“哥，人真的会变成蝴蝶吗？”

“什么？蝴蝶？”我们站在郝爷爷大门口的青铜树底下，望着枯寂的田野。小溪里的水几乎断流了。冬天总是这样。

“昨天的电影，你忘了？”

“哦。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摸了摸头。郝珺琪能和我说话已经让我高兴不已，可是，她怎么问这种问题？“应该不能吧。这都是假的，你想，好好的坟会裂开吗？”

“不！我觉得能，能！你说坟不会裂开，那擎天石柱不是裂成了两半吗？”郝珺琪忽然很激动。

“那就能吧。”郝珺琪的推测未尝没有道理。好好的一根擎天石柱都能裂开成两半，坟墓裂开自然也不奇怪了。而且，无独有偶，擎天石柱裂开的当儿也是雷电交加，天空突然暗如夜晚。

那么，人变成一只蝴蝶也就有可能了吧。

“不是就能。是能！”

“能。”

“我真想变成一只蝴蝶。”郝珺琪的语气忽然缓和下来。

“为什么？”

“如果我变成一只蝴蝶，哥，你也愿意变成一只蝴蝶吗？”郝珺琪看着我。

“我愿意。”我不假思索的说。

“我就知道哥也愿意。”郝珺琪开心的笑了。“我在想，等哥离开的那一天，我就变成一只蝴蝶，停在哥的肩膀上，或者停在哥坐的车子顶上，我就可以跟在哥身边，就可以天天和哥在一起了。”

“那我也变成一只蝴蝶，整天和琪琪一起飞。”我很感动。看来郝珺琪一直陷在这离别愁绪里，而我常常会淡忘。

我们一同长时间看着天空，仿佛眼前真的有一双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时高时低，时缓时急，或回旋，或直行，那般无忧无虑，那般有情有义。

十八年后我还记得那天的天空好蓝好蓝。

第一卷 山村里的童年 第016章 离别前夕

原本压板糖、打晚米果（市面上叫年糕）都是临近年关时才开始忙活的活，郝爷爷为了赶在放寒假前做好让我们带一些回华安，把这些活提前进行了。

压板糖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可是一件又刺激又开心的一件事。

郝爷爷一家头天就开始准备了。他们先将晒干了的谷子放在锅里炒，待每一粒谷子爆开来，再除去谷壳，装在箩筐里。整整两箩筐呢。拾一朵放进嘴里，软绵绵的，没一点嚼头，一点味也没有。

可别急，待它们压成板糖，可就大变样了。在半下午时分，肚子有点点饿的时候，拿一块板糖出来嚼在嘴里，甜，硬，脆，香，美味。

这一天，大人们借来了屠凳——一种专门用来杀猪的又长又宽又厚的凳子，也借来了压板糖的工具（这种工具其实是一个四面由一块薄薄的光滑的木板嵌合在一起的上下都空的柱体。）

到了晚上，郝爷爷将砂糖放在锅里熬热了，然后将头天爆好的米花放进锅里和砂糖充分搅拌，接着全铲到搁在屠凳上的木板盒里。

一个大人用锅铲将米花整到盒子的各个角落，用力压平，之后，就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了。

就见两个大人抬来了类似于跷跷板的东西。一根足有三四米长碗粗的木棍，被刨的平平滑滑的，两头各装了一根木栓——这是让坐在其上的人扶手用的，正中装了一个四方的木块——起压米花的作用。

好了，两头各有一个人坐上去了。先是平衡的，接着一头往下落，另一头开始翘起。这的确就是在坐跷跷板啊。唯一不同的是，那正中的压在盒子上的木块在走动。看，一起一落，多精彩啊。

“起航，琪琪，你们要不要上来坐坐？”一个大人笑着对我们说。

“我们？能吗？”我说。

“就看你敢不敢？”另一个人说。

“上去试试。”父亲鼓励我。

“琪琪，上吗？”我问道。

“我？”

“我们上吧。”

“我有点怕。”

“怕什么怕。伯伯抱着你们。”坐在上面的两个人同时说。

“我们擎天石柱崖都敢上，还不敢上这个？”我在郝珺琪耳边小声说。

“上。”郝珺琪点了点头。

我们决定上去。他们让木头平衡，我们分头爬上去，大人搂着我们，幅度很小的一起一落，一起一落，好好玩。可是，忽然间幅度猛地大起来了，我感觉我这一头下落的时候，那个大人尽可能地往下压，另一头便翘的好高好高。

郝珺琪尖叫了。接着，我们迅速上升，上升，还要上升，仿佛要顶着屋顶了。我闭上眼睛，不敢往下看。偏偏那个大人做出松手的样子，我忍不住也尖叫起来。

又是一个回合。郝珺琪吵着要下去。看来她是真的吓坏了。

待我们下来后，另两个人坐了上去，现在是四个人在上面了。他们开始比拼，拼着把对方翘的尽可能的高，挪动的幅度也大了。我看见一个大人的身子都歪了。他会不会掉下来啊？就见他往另一方向一侧，身子又正了，接着稳稳的下落，又轮到他们逗弄对方了。

“游戏”结束，板糖压好了。一个人将盒子的四块板撤去，屠凳上留下一块长方体，就像一块木板。我说怎么叫板糖呢。

那个人拿来一把长长的刀，将大块的板糖切成一条条长条形的板糖。其他几个人接着将长条形的板糖切成小块，丢进冻米——经过爆炒的大米——里。

我们吃了一块又一块。

可是大人们不允许我们多吃，说是火气大，吃多了牙疼。我们一致猜想，是大人们舍不得吧。这么好吃的东西，吃了怎么会牙疼呢？真想不通。

打晚米果虽然不刺激，可是也是很有乐趣的。乐趣不在打，而在打好之后的捏和吃。

现在的孩子们都看不到那种场面了。我离开东门之后再也没有看到那种场面。一切都停留在我的印象里。

大人们白天就已经将村里的打麻果专用的一种用石头凿成的器具抬来了。一个圆柱形大石头，内凹成一个半球体，足足有两百斤重吧。一般的人抬不起它。

郝爷爷将蒸好的晚米饭倒进内凹的半球体里，就有两个大人各拿了一根小根的圆木柱（正中横嵌了一根木棍便于抓手）挤压米饭，挤压了一阵子，晚米饭渐渐地烂了，粘了，他们便收起工具。

另一个人扛来了一个形状和前面的工具一样但却是它们几倍大的工具。三四个人握住横嵌的那个把手——一根手腕粗的长木棍，分站在两旁，前头那根竖立的又粗又圆的大木柱的一头因为常年打麻果或打年糕而变得圆圆滑滑的，它一放进内凹的半球体里，里面的糊状的晚米便往四周漾开来。

站在最前头的一个人握住横杆用力往上提，其余的人顺势往上用力，那圆而粗的木柱被挥上了头顶，接着，他们瞄准内凹的半球体将圆木柱砸进晚米糊，就听咚的一声，糊状的晚米漾得更开了。

一次，一次，接着一次。

有一些晚米糊黏在圆木柱上了，蹲在一旁的人赶忙在脸盆里打湿双手，用湿漉漉的双手抹下粘在圆木柱上的晚米糊，圆木柱又高高的被举上了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