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他们见了面只会吵得更凶，妈妈提到爸爸，总是很冷淡。他们结婚17年了，以前一直都很好，直到……”她打住，脸色更加苍白。
高翔连忙说：“你别胡思乱想，这不关你的事。我觉得你爸爸去援藏这么久，对于感情或许真的会有影响，他如果还在乎你母亲，就应该表现出诚意来挽回。靠你哭闹、吵架、离家出走或者住校，可拯救不了他们的婚姻。”
“除了这样，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我害怕……”她再一次停住，呆呆看着他，眼里滚动着泪光，紧紧抿着嘴唇不肯说话，他不必问，也知道她害怕的是父母的关系最终无可挽回。
他想了想：“如果你信任我的判断，我找你妈妈出来谈谈，看她到底是什么想法。”
她先是沉默，隔了好一会儿才无声地点点头。
高翔将左思安送到不远处自己的公寓里，重新下楼走到绿门，喝着咖啡等了一会儿，于佳坐着出租车匆匆赶来。她坐下后便向高翔道谢：“不好意思，我回回食言，只能向你求助。”
“于老师不必客气，我本来不想过问你的家事，但是关系到小安，我不得不找你好好谈谈。”
于佳苦涩地说：“她大概跟你说我背叛了她父亲吧。不管怎么样，她都觉得是我的错：她父亲提‘离婚’，她怪我把他逼走了；我提‘离婚’，当然更得归罪于我了。”
“你清楚你女儿的敏感和她对父亲的感情，应该想得到，现在谈到离婚，对她是很大的打击，有什么事不能等她父亲结束援藏回来之后再说呢？”
“回来？现在的问题是，他恐怕不会回来了。”
高翔怔住：“这是什么意思？”
于佳默然片刻：“她父亲接替已经干了大半年的同事援藏，按道理讲只需要干到明年四月就能够回来，可最近半年，我跟他谈到这问题，他就闪烁其词，上个月被我逼得急了，居然说那边很需要他，他想留下再干几年。”
高翔好不惊愕：“他难道不明白他女儿也很需要他？”
“他已经在他女儿最需要他的时候走了，你忘了这点吗？我问他，那我和女儿怎么办。他说除了阿里人手紧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考虑。他如果现在就回来，原则上只能回汉江市，如果继续援藏，多干几年，可以争取调到四川成都或者青海去工作。他让我不妨先过去，把小安也带去那边上学，彻底脱离这边的环境。你觉得我听了这话是什么感受？”
高翔无法作答，当然于佳也不需要他的回答：“我直接告诉他，他没跟我商量，没跟女儿告别就去援藏已经非常不对，再提这种要求，已经称得上荒唐了。这里有我的事业，小安也已经日渐恢复平静，学习成绩很优秀。我不会放弃我的工作，我的专业，带着女儿背井离乡，只为了到了离他近一点儿的地方接着过两地分居的生活。他要是能够顾念我和女儿，按时回家，我愿意给他机会修补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他坚持继续援藏，就先回来跟我办离婚好了。我让他考虑一下再给我回话。今天晚饭后，他又打回电话，开口还是那一套；阿里很落后，很需要人，他的工作才刚刚理顺，不能说走就走。我马上打断，说我不想听这些大道理，你无非就是不想回来，我对你已经失望透顶，剩下的一点儿感情也快消磨光了，我们离婚吧，然后挂了电话。我火气上来，声音大概大了些，小安听到了，马上冲出来跟我吵了起来。”
“你可以跟小安解释清楚啊，这明显是她父亲有问题，她并不是不讲理的孩子。”
“我能怎么解释？她一直是讲理、温顺的好孩子，唯独对她爸爸有盲目的信任和爱，不肯看到他的任何不好。她爸爸在这件事上从头到尾表现得很差劲，你见到小安抱怨过他吗？完全没有，她反而更一心盼着他回来。我刚说是她父亲不肯回来我才提离婚，她马上指责我背叛了她父亲，伤了她父亲的心，才弄得他不肯回家。我的心凉透了，我再怎么用心照顾她，也换不回她能给我哪怕只有对她父亲的一半的宽容与爱。”
“话不能这么说，于老师，你在贵州遇险时，她为你担忧得接近崩溃，她同样是爱你的，只是觉得你……”他不大好措辞地顿住。
“是啊，她坚持认为我出轨了。她感觉敏锐得让我害怕，居然从头一次在机场看到Peter，就觉得不对劲，她把什么都看在眼里，却一直什么也没说，只在跟我吵起来时才异常冷静地向我求证，根本不是猜测质疑的口气。要我看着她的眼睛撒谎说什么事也没有，我做不到，因为确实有些事情发生了。可是我该怎么跟她解释，我没背叛她父亲。”
“于老师，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让小安误解，对她的打击会更大。”
“那么我讲出来，请你来做判断。Peter是美国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是地质专家，他在七年前因为一个项目来中国，我们共事了三个月，四年前我去瑞士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跟他又在那里碰了面。其余时间，我们全是邮件联系，我有时候会请他帮我查找国外最新的资料，交流全都是关于专业的，很少谈及私事。这次他来中国考察水文地质生态，跟我们一起去贵州，结果共同经历了山体滑坡。同事失踪，我们一度以为必死，都说了一些平时根本不可能说的话，我讲了家庭遭遇的变故，我对女儿的负疚、对丈夫的失望；但我完全没想到他讲的居然是他对我的好感。我承认，我很意外，也很感动。侥幸活着回来，我已经跟他讲清楚，我们继续保持朋友关系，他三年前就离婚了，单身，无牵无挂，不过我不可能为了他离婚。我已经39岁，有家庭，有事业，从来不是一个细腻的女人，感情当然也不是我做决定的首要因素。”
“他在联合国工作的话，应该不会长驻国内吧。”
“问题就出在这儿。两个多月前，Peter竟然辞去他待遇优厚的职位，应聘来汉江市一所大学教书，我不会矫情地撇清自己，说他的这个决定与我无关，但他说他是成年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我无须烦恼。有时我加班晚了，他会送我回家，偶尔有了烦恼——比如学军突然说他要继续留在阿里，我一个人再怎么撑着，也有疲惫和憋得几乎要疯掉的时候。在这个城市，他是唯一知道小安情况的局外人，跟他聊一会儿天，算是疏解。仅此而已，这不算是死罪吧。”
高翔无可奈何地说：“于老师，我不是卫道士，不会评判你的行为，但是小安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对于感情恐怕有非常严格苛刻的标准，更别提是对自己的父母了。我建议你跟她解释清楚这一点，不能有含糊其辞的地方。”
“可是，我该怎么解释？在小安看来，我不爱她父亲了，就已经罪不可赦。我和学军十多年夫妻，我做不到粉饰他的行为，把他说成是一个为了支援贫困地区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人；可我也不能坦白地告诉女儿说，她父亲以她的经历为耻。他一回来就必须面对，所以他想一直逃避下去，还想让我和女儿跟他一起逃避。”
高翔不得不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赞同于佳的看法的，可是一个妻子用如此犀利客观的态度分析丈夫的行为，感情确实已经接近破裂，而一个深爱父亲的女儿又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小安童年的时候，我对她照顾得不够，她信任的人是她父亲，在别的问题上她对我非常体谅，唯独涉及她父亲，她就变得异常固执。如果学军肯回来，我们不会离婚，她也就不会怪我；如果他一意孤行，坚持留在阿里，她肯定会怪罪我；要我讲她父亲的大实话，我不忍心，而且就算讲了，她一样会不相信，会更加恨我。”
于佳更像是在对自己分析可能出现的情况，一条条列举下来，越说越是沮丧。高翔只能宽慰她：“我会尽力劝劝小安。”
于佳猛然摇头：“对不起，小高，尽管我食言又找了你，但我之前对你的要求仍旧算数，我希望你继续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
他愕然，略带挖苦地说：“如果还是想让我不见你女儿，在你先生回来以前，你得能把她留在家里才行。”
于佳略有歉意，但神情十分坚决：“不必你来批评，我也知道我做母亲做得很失败。但是，我毕竟还是她的母亲，必须为她想得更周到一些。以你的身份，并不适合让她对你产生更多依赖。她现在比以前更脆弱，请你看在她还是一个孩子的份儿上，尽量跟她保持一点儿距离。我会努力做我该做的事情，尽量少麻烦你。”
高翔一下无言以对，同时不能不佩服于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如果小安需要，我不能不理她。我不会刻意强化我的存在，这点你可以放心。至于你和你先生之间的问题，最好商量出一致的解决办法，再让小安来面对，现在就让她处于惊恐与担心之中，没有任何好处。”
“我同意。”
高翔带于佳去自己的公寓，打开房门，只见左思安正坐在客厅沙发上发呆，看到他们进来，猛然站住，不看母亲，却只盯着他，他简洁地说：“小安，我认为你应该信任你母亲，不要只凭自己的感觉猜测她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