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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嫡秀
作者：尧日生
【文案】
身为下堂妻所出的嫡女，为了母亲的名分，为了替自己正名，她争了一世，却只争来一份凉薄的骨肉亲情，一个算计自己的结发丈夫。
生无可恋的她再次醒来却回到了二十年前，当一切都还没有发生，当拥有了再一次选择的机会时，她只想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之中，为己争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人生……
本文非宫斗，HE，欢迎入坑。
小说类别：历史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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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架空背景
更新时间2011-12-30 10:33:09 字数：4604
凑点字数
小说背景：
虽然是架空背景文，可是总有一个参考。
本人钟爱魏晋时代，纵观历史，中国古代自宋朝后，文人越发拘泥呆板，像魏晋名士那样的豪迈不羁几乎不见。
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於流俗、甚至不同於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
风度不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应，对於一定的社会阶层来说，风度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集中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形象。
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且深深影响著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构成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人，正好反映了魏晋名士的时代精神。
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切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
这是在魏晋玄学的大背景下出现的，魏晋玄学的形成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时尚、价值观念。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其外在特点是：颖悟、旷达、真率，代表人物是：陶渊明，王羲之，以及竹林七贤等。
此外想说的是，关于女子。
封建社会对于女子一向是严苛的，可是也是随着统治者，卫道者对女子长期压制，才渐渐变得越发拘谨。
其实在汉代，女子改嫁、甚至离婚也是有的。
据史料记载，在汉代，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庶民百姓，人们的贞节观念相对后世来说比较淡薄，女人有自择佳偶、再嫁他人的自由和权力。
原因是当时生产力不发达，再之自然环境卫生条件差，人口稀少，统治者也极力鼓励民间多生育，尤其兵荒马乱时，女人再嫁乃平常不过之事。
例如，汉景帝的王皇后原来已嫁给金王孙，并生过女儿，后来被当时尚为太子的景帝看中，不久便被封为了美人。王皇后的父亲王仲去世以后，王皇后的母亲又嫁给了姓田的人，生下了田蚡。另外，士宦家再嫁的情况也有很多，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后，她的妻子误以为他已经死了，就再嫁他人了。在普通的百姓中，女人改嫁更是常见，据《汉书·陈平传》记载，“卢牖富人张负，有女孙，五嫁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最后，张负“以女孙予陈平”。丧夫五次的妇女都可再嫁，说明当时社会对女人再婚的事情还是支持的，并不像后世那些封建社会里不近人情。
稍懂得些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班昭的《女诫》和刘向的《列女传》，皆都成书于汉代，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不愧是“规范中国妇女两千多年德行贞节的两大范本”。尽管我们说，这些书提倡男尊女卑、禁锢女性自由，存在很多弊端，给后世的女性地位逐步降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它们同时出现在贞洁观还比较宽松的汉代，就颇有些意思了。
寡妇再嫁，在汉代也被认为是合理的事情。
譬如，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初嫁平阳侯曹时，曹死后再嫁大将军卫青；汉宣帝的女儿敬武公主初嫁富平侯张临，再嫁临平侯赵钦，赵钦死后，又嫁给高阳侯薛宣；汉元帝妻冯昭仪之母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翁；汉桓帝刘志的邓皇后之母初嫁邓香，再嫁梁纪等等。由此可见，寡妇再嫁犹如家常便饭。
因为寡妇不愁再嫁，所以当时女子要求离婚的现象也很普遍。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家贫，卖柴为生，常担柴道中，诵书歌讴，“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来前妻与其夫家一同上坟，见朱买臣依然饥寒，还曾经“呼饭炊之”。朱买臣之妻敢于主动提出离婚，这在汉代以后的封建社会里是难得一见的。所以大诗人李白曾有《妾薄命》一诗云：“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
当时不单盛行寡妇再嫁和离婚，还有女追男、甚至追求有妇之夫的现象。汉光武帝刘秀，其大姐湖阳公主新寡，刘秀有心试探其意向。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对大臣宋弘的爱慕。刘秀当即愿意撮合，为此专门接见了宋弘，让大姐坐在屏风后面，刘秀问宋弘：“都说人一尊贵就会换朋友，一富裕就会**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宋弘道：“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失望地告诉其姐：“此事没戏矣。”虽然宋弘明确拒绝了公主的“单相思”，但湖阳公主敢于主动追求有妇之夫的行为，足以反映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社会风气。
可见汉代女人居然如同两千年后的现代女性，可以无拘无束地谈恋爱、找对象，这一点儿着实让后人佩服，不难看出汉代民众的自主精神和开放意识！而如今，仍有一些满脑瓜封建意识的人，对妇女的离婚、再嫁说三道四甚至横加干涉，他们连古人都不如矣。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奇怪。现实中往往是缺少什么，才会提倡什么；泛滥什么，才会禁止什么。也许正是因为汉代初期，人们对女性的贞洁观并不看重，并不在意，故而一些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就挺身而出，拿自己的现身说法或研究成果，倡导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于是乎，班昭的《女诫》和刘向的《列女传》应运而生，大行其道，受到统治者欢迎。
有学者指出，汉代是儒家礼教形成的重要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政治制度以及社会风习均发生变化。但一般来说，制度变革快捷，而以“礼”化民乃至风习约之，那就缓慢得多。我们知道，即使有了教化的书乃至法律的支持，到形成一定的社会观念并为人们遵从且固化于人心，那也是汉代以后几百年的事了。
事实上，汉代的婚恋观确实比较人性化，无论男女各方既有结婚自由，也有离异自由，甚至是再娶或改嫁的自由。不像宋明以后礼法甚重，仅把女子压得抬不起头来。只要翻开《汉书》，我们会发现许多再嫁之例：如西汉朱买臣因其赤贫，其妻提出离婚一事。女子尚有自主婚配的自由，再嫁也该不复困难才是。特别是蔡邕之女文姬的故事，影响很大。文姬初为卫仲道妻，卫死无子，回至娘家，后值兴平之乱被匈奴左贤王掳据为妻，并怜爱之，居十二年，生下二子，后来曹操念邕无嗣，以重金赎蔡文姬归汉，并嫁给当时的名士董祀为妻，董祀与之恩爱甚笃。
这种例子不仅在汉代史料记载中屡见不鲜，在当时的文学作品描绘里也常有发现。汉乐府诗中，有篇《上山采蘼芜》写到：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此诗讲述的故事，故夫故妇是如何离异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二人对答中，我们仍可以品味出这对离异夫妻还是有感情的，只是今非昔比：不仅劳燕分飞，且都另组家庭了，但诗词语气的克制和对旧情的追忆，却让人分明感受到了他们的心理活动。试想，这一对离异夫妇，在故妇采蘼芜下山的途中相遇，能坦然叙述起旧情、关心起离异后彼此的生活，且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内心的遗憾和情感，如此看来，离异之举，在汉代乃属正常，并且民风世俗也都能宽坦以待，习以为常，足见当时观念之一斑。
需要说明的是，汉代女子虽并不被所谓的贞洁观所束缚所限制，但她们并不会心猿意马、三心二意，而是执着热烈、大胆率真地追求丰富的情感世界、美满生活。在《白头吟》一诗写道：“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这显然是汉时女子的理想追求，也正因为如此，她们才敢逾越尚未成熟的礼法，才能表达“我欲与君相知”的渴望。由此可知，汉代女子的爱情观、家庭观、贞洁观并不愚昧落后，颇有现代之风。
当然，我们分析问题，必须看全面看大局。汉代的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女人皆很自由。西汉董仲舒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奠定了纲常名教的基本理论，在“夫为妻纲”成为三纲之一时，女人受到的束缚肯定愈来愈重。只是由于习俗观念的转变，与礼法政策的贯彻之间总会有一段时间差，儒家标榜的“从一而终”原则还远未在民间立刻得到普遍认同和接受，才因此有了汉代比较常见的女人自由再嫁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