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 (雁于飞87)

　　红盐池之战以明军的完胜告终。明军满载着战利品，返回境内，身后只留下火光冲天的一座座庐帐。
　　然而这场出征并未就此结束，在王越红盐池之战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抄掠内地的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正准备带着抢夺的财物与人畜撤离。王越领兵回到境内，接着便马不停蹄地挥师西进，与各路明军在韦州城汇合，围堵退走明朝边境的蒙古主力。
　　十月十一日，几路明军在红城儿一地与蒙古军队遭遇。这支蒙古部队约有一万人，全部披戴明盔青甲，以潮水之势向明军冲来。明军苦战半天，最终将其击败。
　　战俘供称，这支部队正是孛罗忽与满都鲁所率领的劫掠明地的部队，两人战败后惊慌逃往北方。
　　十月十三日，明军再传捷报。都督刘聚于三岔一地击败癿加思兰部的主力部队。
　　自此，此次河套内外的战争最终以明朝的胜利画上句号。
　　红盐池之战，明朝重写了边墙内外的势力格局。自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三部从红盐池之战以及后续的红城儿、三岔之战等一系列战役中遭受重创后，心有余悸的蒙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胆量再次入据河套；而当他们敢入套的时候，已经没办法入套了。
　　此前余子俊上疏筑墙建堡，但还没开始修筑，就赶上红盐池大战。汪舜华也就同意全力兴建工程。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连绵一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又在其下挖濠沟，一直连绵不绝。每隔二三里建置瞭望台、崖栅以便巡视警戒；又在崖栅空处筑矮墙，横一斜二如箕状，用来瞭望和避箭。动用士兵四万人，不到三个月就完工了。墙内的土地全部分给军队屯垦，一年收获粮食六万石有余。
　　可以说，红盐池之战极大地鼓舞了明朝上下，并大大加速了明朝扩军备战的步伐。
　　王越论功进侯爵，刘聚进晋宁伯，许宁进都督同知，代郭登守大同——郭登年老，几次上书，汪舜华准了，让他回京，入朝掌中军都督府事，总神机营兼提督十二营诸军事，随后到中央军校教导学生；其他有功将士俱赏。
　　大家包括王越心里都很清楚，汪太后给伯爵很大方，拿到世袭资格也不大难，但越往上就不容易了，立了大功，基本就是涨工资、给赐田；尤其拿到侯爵以后，基本上就要到地方镇守或者在禁军操练，不再指挥战事——实在是公爵太贵重，舍不得。
　　当然大家心底也就叹息一下，这样也好，虽然很难拿到公爵，但能够永保富贵、荫及子孙，比起洪武末年的大清洗，不知道好了几何。
　　估计侯爵就是王越的天花板，只是没有人想到，他居然能够突破这个天花板，走向人臣的巅峰。
　　稍微遗憾的是，此时的河套平原因为降水线南移，气候干旱，降水稀少。
　　但这难不住农耕民族。
　　所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靠着黄河，这里早在秦汉时代即屯兵移民，引黄河水灌溉农田；唐曾于后套开挖大型渠道。历史上清中叶以后，因为人口增长太快，无数破产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涌到河套地区发展，这也就是所谓的“走西口”。
　　汪舜华是知道这些事的。要想养活这么多人口，美洲和高产作物遥遥无期，近在咫尺的，就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尤其要想确保北京的首都地位，就必须提升北方地区的粮食产量。
　　东北已经平定，也吸引了一部分人去搞农业生产，河套平原也必须适度开发。
　　汪舜华看中了蒋廷贵，任命他为陕西左参议，专门负责河套平原的水利建设。
　　蒋廷贵历史上在县令任上病故，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他除了是徐埕的女婿，还有个叫蒋焘的儿子，是有名的才子，为对联文化提供了不少素材。
　　汪舜华不知道这些。不过蒋廷贵很早就进入国子监。汪舜华让徐埕去国子监挑人，因为是同乡，又兼年少聪明，于是幸运的被徐埕挑中，跟着走南闯北。
　　蒋廷贵到陕西后，充分发挥老师兼岳父的好传统，实地调查，终于在两年后拿出了治理方案。
　　此时的河套平原要想治理是有难度的。因为黄河在这一带分为北河、南河两条，其中北河是主流。要命的是，河套平原虽然地域辽阔，但北低南高，无法引流灌溉。历史上直到道光三十年，因为乌兰布和沙漠不断东侵，黄河从北河改道南支，为自流灌溉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才有了王同春的因势利导，也就有了“塞北江南”。
　　然而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蒋廷贵并不气馁，他首先是利用已有的汉唐水渠。在原有渠唐徕、渠唐徕的基础上，利用两年时间，采用改造、新修的办法，将其贯通，建成一条长38里的新渠，使一千余顷荒地俱成沃壤；随后又开长23里的清塞渠，受唐徕渠水，灌溉近二千亩。
　　此后，蒋廷贵率领上万民工，历时五年，沿黄河西岸修筑了长320里的惠农渠，招徕各地万余户到此安家。从此，原本只能放羊的石嘴山、平罗一带，成了“灌沃原田三百里”的农业区；与此同时，他还开浚了昌润渠、天水渠，溉田千余顷。
　　蒋廷贵去世后，他的儿子蒋焘继续了他的事业。可能是因为长在塞外，接受了烈烈西风的考验，这个天才少年没有13岁夭亡，而是在这里干了13年。父子俩用三十年时间，兴建干渠有23条，全长1800公里，溉田200余万亩，形成干、支、斗、农渠配套的灌溉体系，再现“塞上江南”的富饶秀丽景象。
　　而汪舜华则带着皇帝，召见王越等重臣商讨御敌之策。
　　于谦抱病出席了这次御前会议。万岁山的竹沥确实有用，可惜汪舜华开的川贝冰糖雪梨是甜品，不能多食，好歹让肺热减轻了些，只是如今还忍不住咳嗽。
　　汪舜华的眼神暗了暗，到底开口：“此番红盐池大捷，足壮我军声威；从今而后，朝廷要重新考虑应对北方之策了。”
　　自从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一直对北方处于防守状态；尤其建极改元，即便边境冲突不断，但仍然坚持防守不动摇。
　　而今，是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当然不可能立刻进入战略进攻状态，但从此以后，南北双方就进入战略相持时代了。
　　彭时觉得还是言之过早：“前些年国内改革，四方不安；如今战事又起，百姓不得休息。目下仍以休养生息为要务，不可轻动甲兵。”
　　这个提议赢得一片响应。
　　于谦开口：“当年勾践灭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我朝休养生息已近二十年，纵不能报仇雪耻，亦不能龟缩一隅。”
　　汪舜华语调铿锵：“从今往后，寇可往，我亦可往！”
　　口号要喊，但具体怎么做也要研究。
　　战略相持不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什么都不做，而是你来我往打得有声有色。
　　怎么打？
　　王越提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自古北人南侵的时间集中在夏秋季节，尤其夏季。这是因为夏天水草丰美，骑兵到处可以放马，方便劫掠时补给。秋天秋高气爽，战马膘肥体壮，是鞑子战斗力最强的时候，也是汉地收获的季节，所以，鞑子往往选在秋天南侵。”
　　汪舜华垂帘听政这么些年，自然知道这个道理；皇帝倒是头一次参加这样的军事会议，只知道每年秋天都不得消停，却第一次知道这个道理，很是惊讶，看着母亲：“难怪每年秋天边报频繁，原来是这个道理。”
　　汪舜华笑道：“是这个道理。你以后就会知道，军国大事，非同儿戏，必须预先充分筹划谋算，研究万全之策。只有在正式动手之前，对一切情况应通盘掌握，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细微变化，都详加计算，考虑周全，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才能破除万难取得胜利。否则，一出现意外就惊慌失措，怎么打仗？”
　　王越奏道：“太后所言极是。朝堂庙算，得算多者胜，这个算，就是要把各方面的可能性，好的坏的、顺利的困难的、可能的不可能的都考虑进去，尽可能周到周全、算无遗策，才能打赢战争、成就事业。”
　　皇帝哦了一声，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王越继续介绍：“鞑子最虚弱的时候在冬春之时。冬天天寒地冻，弓都拉不开弦，生存已经不易，遑论行军打仗？到了春天，他们刚从冬天熬过来，尚未养好，正是最羸弱的时候。”
　　——不在这个时候趁你病要你命，不符合兵家“简单高效的碾过去”之道吧？
　　果然，王越提出：“我军本就对北方地理不熟，如果冬天进兵，未必能讨到便宜，倒是春天，是最好的时候。鞑子人畜刚刚熬过冬季，本就羸弱；这时候，人马牛羊都要准备产子，禁不起长途奔袭。如果我军能用数万人马，多路出击，广撒网，多布线，就算他们有百万精兵，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牛羊和人口全都圈起来保护。那时候，让全线防御和被动防御将不再是我军的困扰，而是鞑子的噩梦。”
　　“朝廷不求一鼓而定，甚至不必有大的斩获，但是就是要造成一种声势，让那些刚刚显怀但还不到临盆的人马牛羊知道危险来了，必须马上躲，马上跑。这样，二十年之后，他们人困马乏，后继无力，而我军兵强马壮，全力出动，就是真正一雪前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