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 (雁于飞87)

　　重点是准备藩王朝贺的事情。从去年底开始，宗人府就开始揪头发拟名字——前后五六年，小两百号的人等着呢，虽然说庶子不该由朝廷赐名，但是后来襄王上书，恳求朝廷赐名。还举了当年宋朝的例子，对于已经出了五服的远支宗室，允许玉版留名，不再发放俸和授予官职，但允许他们参与科举考试。
　　汪太后也答应了，没办法继承爵位就罢了，宗主不取名字，不能进入家谱，民间私生子的待遇，实在难听，这样一来，工作任务就更重了。
　　宗室取名是件相当麻烦的事情，分为王府代奏、宗人府审核、礼臣拟名、皇帝赐名四个步骤。因为藩禁甚严，多生子嗣便成了许多宗人发家的捷径。他们往往擅婚滥妾，甚至以私生子冒充庶子，以螟蛉义子冒充亲子，甚至直接抱别人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当然要完成这几个步骤，有时候也免不了塞点钱，尤其是亲王和王府的属官们，穷凶极恶来连自家人都要咬几口。因为请名的太多，每次皇帝赐名，都是大批量的。
　　这个步骤，看似走过场，体现的却是皇帝作为整个皇族大宗的无上权威。


第177章 海运
　　官员们都在忙了，汪舜华也很忙：眼看废除贱籍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虽然没有设置时间表，但要让民间看到希望。
　　遣散奴婢的政策还在研究，但这么多奴婢一旦流入社会，该怎么安置必须提前谋划。
　　汪舜华选择了无中生有——由朝廷和皇室创办就业门槛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工厂，大量吸附就业、改进和推广新技术、同时增加国库收入；当然，为了发展国防，钢铁厂也是要建设的，就放在唐山。那个笑话怎么说的？全世界钢产量排名，第一名是中国（不包括河北省），第二名是中国河北省（不包括唐山市），第三名是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不包括瞒报产量），而第九名是中国河北省唐山市的瞒报产量，因为它瞒报8000万吨产量，刚好比第十名德国多了一点。
　　唐山在明朝不算出名，是北直隶顺德府的辖县；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存在感，景泰五年，沈王的嫡八子幼墧被封为唐山王。当然现在还和他爹住在一起没有分府。
　　听于谦说：“当年唐太宗东征高丽，凯旋途中曾经在大城山上屯驻，于是赐名唐山。这一带有很多太宗遗迹，历史上冶铁、铸铁、煮盐业相当发达，只是宋元以后衰落了，现在也就是个小地方。”
　　汪舜华记得唐山是以矿产资源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城市，据说矿种异常丰富，尤其是煤和铁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近代中国工业的摇篮。
　　那就是这里了。
　　不过这个时候，朝廷不可能投入太多，连城市基础设施都不打算提档升级。
　　修了干啥？反正也没什么用；好歹有土墙，先凑活吧。
　　所谓的钢铁工厂，估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些大的作坊。
　　重中之重是海运。海外暂时交给民间的冒险家们，但是“南粮北运”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伴随着太宗皇帝迁都就开始了，而且随着北方的发展问题越来越严峻。朝廷每年通过漕运大量运输粮食，但是运河维护费用巨大，土堤年年堵塞，年年清淤；而且漕粮损耗极其严重。各级地方政府向中央运输粮食，但途中会有散落、霉烂和丢失，这些损失中央不愿意承担，地方政府就只有把它摊派给百姓；此外维修大运河和造船的成本，也要由百姓负担。有说法是：从湖广运至北京的漕粮，附加税可高达粮食成本的80%。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百姓的负担无法有效减轻，北方的粮食危机也无法有效消除，边关也就无法彻底巩固。
　　小冰川时期马上就要到来了，北旱南涝的问题会进一步加剧，运河的水位下降、通行会更加困难。
　　汪舜华揉揉眉心，这年头没有蒸汽轮船、没有火车汽车，怎么办？
　　明朝做出过探索——走海运，但是却最终选择了漕运，当然不全是倭寇横行的原因；而是因为——漕运要钱，海运要命。
　　明朝初年，辽东军饷短缺。朝廷下令从江浙往辽东运粮，结果近一半的运粮船沉没在海中。因为海运是需要经验的，尤其是在季风季节，一般只有大型海船才敢贸然出海，而且对从业人员要求极高。
　　在这种情况下，在会通河开凿后，漕运终于取代了海运陆运成为最重要的南北运输方式。
　　但因为漕运的诸多弊端，还是迫使君臣想办法。
　　早在建极元年汪舜华提出三民问题，群臣列举朝廷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破解之道，重兴海运就被摆上了桌面。
　　汪舜华当然对此坚定支持——废话，都是走水运，海运好歹不用人工维护呢！再说，以后要想走出去进行环球航行发现新大陆，难不成就用内河那几只旱鸭子？肯定是要有经验的水手，越多越好！
　　丘浚就认为：“海船每艘可载千石粮食，相当于三艘河船的运载量。漕运比陆运节省用度十分之三，海运可比陆运节省十分之七，即便有沉没的风险，但是可以节省牵引船夫、运河修缮和沿河各衙门的守备，利害亦相当。太后可命人寻访熟知海道的，前往勘视。”
　　但是这项提议，遭到了包括于谦在内的很多重臣的反对，就是因为海道险远，损人费财。
　　丘浚仍然坚持：“臣请太后以《元史》对质。此书记载元朝海运，从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历年所运送至的数量，也可以见其中途的损耗。臣以为如今的漕运，每年所造成的损耗远不止此数。如果能用海运取代漕运，实为利多害少；太后还可适当削减负责漕运的军卒，回营操练。如此，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服边海之夷，诚万世之利。”
　　汪舜华大悦：“说得很好。元朝也定都北京，也面临南粮北运的问题，他们能解决，我不信，我们解决不了。”
　　但漕运海运这样的事，绝不是在朝堂上耍两句嘴皮子就能解决的；安全问题不解决，海运就不可能取代漕运。
　　人命关天。
　　因此汪舜华下旨寻找最经济安全的海运航道。
　　首先是摸着元朝过河。
　　翰林院的读书人翻书的本事真不是盖的。倪谦第二天就回奏：“至元十九年，元朝监造海船六十艘，开辟海道运输。当年运粮四万六千石，此后逐年上升，到天历二年，增加到382万石。”
　　群臣开始窃窃私语：“居然有300多万石？宣德年间，漕运最多的时候，可达200余万石；如今江南等地每年供应京城的粮食，也不过200万石。”
　　倪谦不得不声明：“只是海运艰险。因为风、雾和海盗的袭扰，每年都有大量的漕丁漕夫葬身海底，运粮船只大量沉没；粮食损失，每年以十多万石计。”
　　于谦的表情并没有想象的严峻：“这和漕运的损失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倪谦这才开始介绍：“元朝的海道漕运线路共变更了三次。先是朱青、赵开开辟，从南直隶苏州到河北武清东南。沿着海岸线走的，浅滩多，行船危险，不仅逆风而且逆水，因此耗时持久。”
　　“后来朱青和张宣佑又找了一条，从刘家港到界河口，采用直线距离，航程短，绕过了浅滩，所以如果顺利的话，半个月就可以到。”
　　“次年，海运千户殷明略又开辟了一条，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岛的三沙进入深海，北去经成山角折而西北行，经刘家岛、沙门岛过莱州湾，抵达直沽海口。如果顺风，从浙西地区到京师，不过短短几日。”
　　汪舜华点头：“很好，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既然前任已经摸索了道路，总可以试试。”
　　只是造船需要时间，而且当时沿海还有倭寇，人少了不行；而且各地相继上言，说海运危险，建议仍用漕运。
　　汪舜华沉吟了很久，命航海伯张能前往南京负责海运之事。
　　临行之前，特意吩咐他：“当年你的高祖张赫投效太祖，开辟海运航道，大力剿杀倭寇，挣下了这个爵位；你的曾祖张荣、祖父张鉴，都有功劳于朝廷；如今，你要继承祖宗遗志，光大家声。”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去年初张能督造的船只终于下水。人也让他找到了，这些年来渔民都在近海活动，好歹还找了些老渔民，又训练几百沿海卫所军士，但仍然不够；好在这些年朝廷打击倭寇，捉拿了不少资深海盗，命他们戴罪立功。
　　去年三月初七日，在朝廷上下一片火热的时候，张能一声令下，五十艘海船载着三万石粮食，从淮安出发，沿着元朝的开辟的海路，历经3300余里的海道，在五月初四日端午节前，抵达天津港。
　　这次海运，标志着间断五十余年的海运得以恢复。
　　汪舜华很是高兴，赐给张能玺书褒奖，下令接着试。此后几个月，张能陆续组织船只三百艘次，运输粮食12万石。
　　汪舜华本来以为从此可以开启海运时代。但是年底言官们回来，弹劾张能说中间曾经沉没10船，损失米2000石，军丁溺死近20人，应该罢弃海运，仍就漕运。